四月十六日那天是星期六。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的事在我心里已扎了根。
那天上午本来只有两节补课，由于前些时到监利参加研讨会，耽误了些课，就得还人家的课，因此就多上一节课。本来多一节课少一节课于我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用我们本校的某老师说的话，总不是一天到黑。可那一天，却没那么简单，可以说是我到这个学校来以后最黑暗的一天。
由于本人代的是普通班的课，也早已习惯了某些学生的刁蛮习性。上课铃响了，还有近一半学生端着热干面在教室里旁若无人地呼呼吃着，并不时有学生进出。大约十分钟过后，教室里稍微安静了一些。我说大家安静下来了，我们就开始做“课易通”作业。
一部分学生在认真地做练习；一部分人扑在课桌上作深思状，实则在睡觉；还有一部分人在桌面书山的遮挡下玩手机。这是每个普通班每天都要上演的镜头，实际上用我现在读大三的儿子的话说，此类状况在洪一中也屡见不鲜。如果你硬是要灌输所谓课堂纪律前途理想云云，那等于是你自讨苦吃，那些违纪者听了笑一笑，把你的话扔进下水道。前些时领导们说要收手机，现在不怎么就不了了之了。我估计原因很简单，收了手机，这些祖国的花朵没有手机玩，找不到事做，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新的违纪事件来。
一会儿，坐在后边的胖子――――本班最怀（我们这由于受武汉方言的影响，说某人差劲一般说是怀货）的学生，在拉旁边同学的胳膊小声说话。我没理他，我总以为课堂不能搞得一潭死水。我说，讨论问题的同学声音再小一点，实则是在警告他，到此止步。可那小子那天不知是家里遇到了什么喜事，那天他的精力相当旺盛，就看他一口唾沫吐在那个同学的肩上。当时我的确有点生气，但还不至于乱了方寸，我说某某，你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哪知胖子竟当众笑了起来，是那种快要到窒息状态的笑。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走过去，要他站到后边去，等他分解了一些荷尔蒙后就上位。只要把他镇住了，其他人就一摸不抵手了。哪料他那天没有像往常那样听话。看样子，非跟他来个肢体接触，将他扭送到办公室不可，不然，胖子的那些同僚和他参合起来，一旦结成统一战线，事态就难控制了。
我走上前去，一伸手就抓住胖子的一只胳膊，他在反抗，怎奈我像老虎钳子一样的手使他动弹不得，不费多大劲就将他“请”到了“语文办公室二”。
我像往常一样，准备轻描淡写地说几句，给他一个台阶下了完事。可他那天拒不承认自己违纪过错，还口口声声说我就这样，你能把我怎样。看着他那张肮脏的肥脸，和几乎遮住半边脸的一头黃发，我恨不得抽他一耳光。但我没那样做，我让他冷静一下再说。我知道，像我们这样长期代普通班的教师，和这样的学生不能太顶针，太认真了反而吃亏不讨好。不像带重点班的老师，上课轻轻松松，拿得奖金多多，又是骨干还得旅游观光，所谓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而我们这些憨头，到了开校会时，总是被领导不指名地批评，说什么末位淘汰呀，分流啊什么的。有一回把我搞躁了，我直接到某领导的办公室说，把有几回教师的专业考试的成绩摆在桌面，看看有几个比我的分数高。不要说淘汰不淘汰，把个好班我们带带，看效果如何。谁都知道好老师是好学生塑造的。后来这位领导便和蔼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功底过硬，但重点班的数量有限，差班也要人带呀。后来我也想开了些，带这样的班级，也有些好处，比方说没有考一中的压力，上面来人检查了至少不会有人听课等。
过了一会儿，我对胖子发话了。或许我的噪门太高了，传到了王书记（团支部）耳朵里，小王过来把他带到了班主任那里。我这就去上课。
一会儿，小王过来把胖子旁边的那位同学也叫到了班主任那，大概是为了落实他们在班上的违纪情况。很快，那位同学进教室了，我问某某怎么没来？他说，班主任说他最近犯的事蛮多，停他的课，要他回去请家长来。我想，那胖子的确要挫挫他的锐气了。
第二节课的时候，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找到了我正上课的教室。说明来意后，我才知道是胖子的家长，就是同济堂药店旁开餐馆的老板。他的家隔学校不算远，只不过我不是学校领导干部也不是班主任又不是那种喜欢蹭饭，一有饭局，想方设法去和领导或客人套近乎的人，一般遇到有饭局，我自然绕道而行，免得人家一脸的尴尬，所以 除了要赶情吃酒或者家里来了客临时到餐馆叫几个菜以外，一般不到餐馆去，自然不认识这位阿尔泰餐馆的老板。他首先谈到他儿子的问题，说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不肯好好读书。末了他说，关键我儿子不知到哪里去了。当时听了这话，我心里发怵，真要是胖子离出走或是……我不敢往下面想了。
刚上第三节课的时候，班主任打电话过来说，胖子到现在还没现身，他正在配合家长在四处寻找，并问我在语文办公室打他了没有。我说我没打他，顶多吼了他几句。
随后的第三节课，我再也没心事讲课了，不知道那节课是怎么混过来的。整节课，我的整个人就像芒刺在背。回到家里，也没心事吃饭，老想着胖子的事情。要是胖子真的离家出走或是有什么不测，那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啊！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校的一个班主任批评一个学生，可能动手打了他几下，那个学生当场就走了，不知怎么就没被拦住。因为那个学生平时不爱说话，老师们都以为他临时上厕所或是有别的事，在等了近两小时后还没见他回音的情况下，那个倒霉的班主任就打电话去他家核实，结果那个家长说没回去呀。后来学校就派人在附近找，随后寻找的范围扩大到武汉和广州，结果还没找到，学校也用了不少钱。那个一脸淳朴的学生家长说，不用找了，万一有事，也是他的命了。结果那个离家出走者半年后回来了，他回来后自曝到外打工经历，并说不上学了就去打工，再后来他有一次到东荆河游泳，永远地留在了那条美丽的小河里。
要是真的闹出什么人命案来，那本人就死定了。还是在零二年的国庆节前夕，我校下午在放假前搞一次清洁大扫除。某班有一个学生缺席，当时可能从上到下安全意识不强，也没把他当回事。后来放学时，有学生反映在那个缺席者所住的老师家门口发现了很重的农药味。一胆大的女教师听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去一脚踢开了紧闭的房门，发现了那位的状态极不佳，于是像扈三娘胆大的女教师用手一摸那学生的鼻子，发现已没气了。原来那位在教室受了几个同学的气，向班主任诉过苦，谁知班主任没怎么管。那位越想越气，就没参加大扫除，加上他本人又有点自闭心理疾患。一看到他住的教师家外面的阳台上有一瓶农药（那时，我们学校还没在两栋旧教师宿舍楼之间修建第三栋住宅楼，其空间分给每个教师种菜，有时要打农药）于是写了一份绝笔后，就像平时喝矿泉水一样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到了傍晚，死者的家属带了近一个团的人来了。不明真相的家长和怒形于色的群众砸坏了学校的铁栅栏校门和办公室卷闸门，整个操场上都站满了黑压压的人。一时间学校的上空被一层厚厚的阴云笼罩，大有黑去压城城欲摧之势。先是家长要把死者的遗体抬到四楼的校长家去，后来不知被哪位看热闹的好心人劝住，才没付诸行动，只是将遗体放在一楼。弄得我们那个单元的人都不敢下楼来，经过镇政府大半个个晚上的调解，在赔偿死难者家属一笔不菲的抚恤金后，那事才算了结。可事后纠结在教师们心中的乌云好长时间都难消散。
想到这里，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俗话说，是祸躲不脱，躲脱浊祸。要是真的出人命了，也不怕，至少胖子出走前的最后现场是在班主任那里。想里这里，我似乎觉得心中有了底气。
到晚自习刚上后，我发现了胖子在厕所旁转悠。我忙要一个学生将他喊了过来。在运动场上的跑道上，我对他说：嗯！啊！这个―――这个，上午的事……三下五除二说完后我要他进了教室。
至此那天的事就算划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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