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建筑外立面上，一个个拱形门楣下悬挂着12块带有上海红色里弄名称的铭牌，包括树德里、渔阳里、广吉里等。这些镌刻着红色基因的名字，牵系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根脉。一座座石库门建筑，遍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交织成久久回响的红色旋律，凝聚成汹涌澎湃的红色力量，融入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血脉。
12块红色里弄铭牌中的甲秀里318号，是一幢一正一厢两开间、两层砖木结构、 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坐南朝北。一楼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室兼书房，后厢房是杨开慧的母亲、向警予的姑妈向振熙的卧房。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楼上厢房。
△ 甲秀里铭牌
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移驻广州。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春园迁往上海。
中共中央在迁驻春园的短短数月间，不仅直接指导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开展工作，还筹办召开中共三大，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当然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毛泽东积极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当时，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妻二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蔡和森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发言人，向警予是支持赞成国共合作的，因此蔡和森的观点遭到了向警予的强烈反对，经常是从会上争论到会下，甚至回到住处仍然继续争吵。而同住春园的毛泽东则成了劝架的“和事佬”。
最终，大会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共“三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方针的政治确立。蔡和森也不得不改变之前的反对意见，遵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积极投身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实践，这是蔡和森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态度的第一次转变。
中共三大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滚滚洪流一般席卷中国大地。而统一战线经过后来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强大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作为宝贵经验长期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贯穿党的全部历史，至今发挥着深刻影响。
中共三大选出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局秘书是中共三大新设的仅次于党的总书记 (委员长) 的重要职位。按中共三大修订的党章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中央局秘书负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职责。“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住进了三曾里。之前，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 (后增补为中央局成员) 受中央委派先到上海，为中央局寻找办公场所。考察后，他看中位于上海闸北区香山路 (今象山路) 交叉处的一条小弄堂里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建筑三曾里。
偌大的上海，中共中央确定把三曾里作为中央局机关，有一些考虑因素：一是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地处闸北路宝山地区，紧靠闸北火车站，公路纵横交错，与外省市、上海各区交通、通信联络方便，宝山路地段与租界毗邻，如有紧急情况可能危及中央局安全时，便于迅速向租界转移。二是在三曾里的周边，有众多的居民、百姓，有民族资本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几十家缫丝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商店、杂货铺等。居民多是广东人，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党工作是最隐蔽的。三是政治基础坚实。这一地区是上海工人阶级形成较早的地区之一，有数万工人。还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所辖的中共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两个中共组织，党员24人。
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420人，闸北的党员占全国的5.7%，党的群众基础强。“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
不久，中央局5名成员中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其他人如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先后由广州来上海。当时，三曾里石库门楼上楼下共有八九间房，毛泽东住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楼下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党中央开会、办公均在楼上。陈独秀住在距离三曾里不远处，但楼里也设有陈独秀的床位，以便开会太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此留宿。增补为中央局成员的王荷波住在英租界同孚路，也来这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常派人来此联系工作。恽代英当时是青年团中央书记，有时来列席中央会议。
为了确保中央局机关的安全，三家人共同遵守着不成文的“五不”公约：一不到外面上餐馆，二不看戏，三不看电影，四不到外面照相，五不逛街。除了少数同志，其他人不经允许不得进入楼内。这期间，除了为中央起草公文外，毛泽东还勤勉笔耕，撰写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北京政变与商人》《“省宪经”与赵恒惕》《英国人与梁如浩》《纸烟税》等一系列文章。就这样，三曾里俨然成了党中央最高层领导对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事业发展进行研究决策的中心。在这里，中央局贯彻中共三大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促进国共合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汇集革命力量，从而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为了便于工作，门外挂着醒目的“关捐行”招牌。“关捐行”是帮人做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3家人对外称“王姓兄弟”，向警予是“户主”。这样，三曾里既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集中办公的一处秘密机关，又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加深战斗友谊的固定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中共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代号“钟英”（“中央”谐音），正式文件须由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坐船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向警予协助国民党中央主持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她负责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国民党一大通过。会后，举行了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
在首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国民党党组织由于革命受挫和长期发展的局限性，组织力量十分薄弱，仅分布在狭窄的上层社会领域，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共三大后，向警予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带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领导妇女运动的过程中宣传和贯彻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的方针政策，宣传国民革命和国民党的重要作用。她还亲自深入群众之中，向人民群众传达、普及国民党的思想和方针，影响了一批普通妇女群众，为国民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口号就是向警予这个时间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只能选择通过国共合作，发展自身组织力量，掀起广泛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一个内部成分复杂、易于妥协的政治团体，并非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革命党，因此使国民党“再造”、“再革命化”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编，蔡和森撰写大量文章，发起强烈的舆论攻势，批评国民党的妥协立场；蔡和森由批评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再造”，转而要求国民党“清党”，淘汰反革命分子。针对国民党重视军事行动、轻视群众运动的弊病，以及孙中山调和周旋于各派军阀的投机行为，蔡和森批评说：“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换过说即依然是不统一不和平的局面”，因此中山先生调和四派的和平统一政策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大革命并不是要国民党纯粹建立在军事行动上面……我们乃是要国民党建立在有系统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宣传上面”，国民党不应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军阀接近和妥协。针对孙中山不重视民众运动，不敢与苏俄接近的暧昧行为，蔡和森诚恳劝告：“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 蔡和森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已经让孙中山这位国民党中派不满，更别提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直言：“你们太霸道了，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 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从中不难看出，蔡和森主编的《向导》战斗力之不 一般。
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由粤返沪，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又住进了三曾里。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 恽代英 (代表青年团中央) 4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遇有特别重大的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奉命参加上海执行部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被派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该部设在环龙路44号 (今南昌路180号) ，距离三曾里较远。时人称环龙44号为“国共群英会”。
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胡汉民担任组织部部长。作为胡汉民秘书，毛泽东的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同时，他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然而，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困难重重。胡汉民、汪精卫常驻广州，叶楚伧在上海算是最高领导人。叶虽然仅比毛泽东年长6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始终怀着戒备心。毛泽东与叶楚伧之间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
罗章龙曾在回忆录《椿园载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一天，有一人冲到执行部楼上，碰巧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都在，纷纷上前与此人打招呼。此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原来这人是国民党元老谢持。虽然汪、胡两人连连解释填表一事是由先生（孙中山）决定的，但谢持连拍桌子，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上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对所填内容可以放宽”，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
1924年3月，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孙中山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黄埔军校。由于各地均有军阀控制，黄埔军校最初无法在全国公开招生，一切只能秘密进行。毛泽东担任黄埔军校上海招生点的负责人，主管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的招生复试工作，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其间，有在湖南通过了初试的老乡找到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在复试时给予照顾。毛泽东严肃地对他们说，录取不录取主要看你们的考试成绩，你们还是回去准备功课吧。徐向前当时因山西未设考点而没能参加初试。然而，毛泽东一眼相中他，让他在上海参加初复试，使徐向前得以顺利进入黄埔军校。
当时，毛泽东、罗章龙等人是坐车前往上海执行部办公的。大家在指定的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是坐出租汽车。为确保中央局机关的安全，他们总是在远离三曾里的地方打车、停车，避免暴露自己的行踪。三曾里，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局的重要机关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基地。作为三曾里的户主，向警予成为中共中央局机关名副其实的管家。
1924年，向警予直接领导了上海14家纱厂15000多名女工的联合大罢工和南洋烟厂7000多工人的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局面，也使女工们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时期，向警予在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过程中，还深入到学生群体和工人群体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纲领，找女学生和女工人进行谈心，讨论妇女运动等问题，组织女学生和女工人相互交流和学习，提高女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加女工人的理论知识，培养妇女工人干部。上海大学的杨之华、陈碧兰、钟复光、张琴秋、王亚璋等一批优秀的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骨干成员都是向警予培养的。她影响了许多思想觉悟较高的女革命份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4年5月5日，毛泽东和向警予到上海孙中山寓所，出席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庆祝集会。到会的国民党各区党部代表300人，上海执行部成员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 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在草坪合影留念。
罗章龙回忆说:“在这张相片中, 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 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徴和向昆等16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 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 (团员) 和张廷灏 (团员) 等11人。总计27人。
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乘坐23路电车至“威海路石门一路站”，下车后来到 茂名北路威海路路口，以南100米可至甲秀里，以北可至丰盛里。
甲秀里
平凡的生活，不平凡的人
在 茂名北路/威海路 路口，沿着茂名北路向南走，看到的是街边普普通通的居民住宅，路过的是开着“小电驴”的上海市民们。这里或许有他们的家，或许只是路过，但这里一定有许多人生活的影子。
没走多久一块醒目的路牌告诉我们，甲秀里到了。
一扇拱形大铁门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海派石库门风格的弄口牌坊上镌刻着“甲秀里”字样，弄内7号是毛泽东在上海曾经工作期间的住所。
甲秀里318号，原为蔡和森与向警予的住所，杨开慧母亲向振熙是向警予的姑妈。
在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来与毛泽东团聚后，蔡和森与向警予就搬到楼上，把一楼房间让出来。
1924年端午节，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2岁的毛岸英，以及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了上海。此时的毛泽东正被上海执行部的工作牵扯大量精力。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的执行部，距离三曾里较远，毛泽东等人需坐车前往办公。为安全起见，他们离开三曾里后会再走一段路才打车，即使有时坐专车，也从不让司机把车开到住处，而是停在指定地点，以免暴露行踪。从三曾里到环龙路的来往不便，使毛泽东决定要搬出三曾里。
当月，毛泽东携家眷迁居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
之前，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亦移居于甲秀里。毛泽东、蔡和森两家人在甲秀里楼上楼下又生活了一段时间，老乡加战友的革命关系更加紧密、亲密。
不久，罗章龙也从三曾里搬了出来。三户楼从此寥落，仅留下罗章龙当年吟诵三户楼的一首律诗，其中后四句尤其令人咀嚼：“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建于1915年的甲秀里318号是一幢老式两层砖木结构房子，距离上海执行部约1公里多的路程。毛泽东虽然每天工作很辛劳，但与杨开慧、岳母向振熙以及孩子们团聚后，家庭生活十分快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把一楼房间让给了毛泽东一家，搬到了楼上居住。一楼有前后厢房及一间客堂，前厢房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房，房内摆放着实木雕花的书桌、衣柜，床边有一个给毛岸青睡的摇篮，里面铺着蓝底白花常的圆形，而是方形的。
在邻居们的眼中，毛泽东这个30来岁的年轻人，每天早出晚归，但也会抽出时间陪孩子玩耍，教他们识字、做游戏，父子间其乐融融；杨开慧是一位贤内助，经常受委托到夜校教授工人们文化知识。当时年仅23岁的杨开慧第一次来上海，平时除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料理家务外，还和向警予一起，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从事革命工作。
1920年至1925年期间，上海每斤大米约5分多钱，1银圆（即大洋，民国时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可以买18斤大米，或7斤猪肉，又或8尺棉布。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每月薪资为120大洋，除去石库门房租每月5至10元（两间），一家人的生活也算过得衣食无忧，且尚有结余，因此毛泽东时常接济邻里。据现存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薪资手册，毛泽东当时的月薪为120银元，不能算低。但随着上海执行部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斗争逐步公开化，所列薪金并没有按时发放。同年11月，毛泽东等14人曾联名致书孙中山反映欠薪问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家人团聚，共享天伦，在伟人的一生中，这是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193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谈话时称，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也留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两人与母亲杨开慧的唯一一张合影。根据当时共产党的规定，重要领导人一律不许拍照，毛泽东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忍痛割爱。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牺牲，年仅29岁，这是她与孩子们唯一的合影，也成为保留下来仅有的一张“全家福”。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怀抱者）在上海时的合影
国共合作初期，由于共产党人全身心投入帮助国民党的组织建设，自己的组织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一些涣散状态。1924年11月1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局第21号通告》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通告要求纠正这些缺点，提出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建立报告制度。
《中央局第21号通告》
面对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毛泽东的神经衰弱症日益严重。他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合作不下去，针锋相对，水火难容，曾经状告到孙中山那里，也起不了作用，势必分道扬镳；在中共中央，与总书记陈独秀的“家长制”也渐生间隙，政见分歧。于是，1924年底，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告假，一半被迫、 一半主动地带着妻儿离开上海回到了湖南，通过韶山农民运动实践，由城市转向农村，继续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7年，在中国大革命转折关头，这几个湖南人又集聚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力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筹划秋收起义。向警予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给予了坚定有力的支持，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22年后，他们一生奋斗的革命理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由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对斯诺的忆述里，毛泽东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修养——我在上海生了病。”回到韶山后，毛泽东一边安心养病，一边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急切地感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实在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反革命分子随时都可能扛起“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如果不做好反击的准备，革命将遭受重创。为了让党内同志认识到国民党对革命的“矛盾惶遽状态”，以及可能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性，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
对于“甲秀里”的居民——亲友与战友、湖南老乡、新民学会会员、1921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毛泽东都有一些中肯的评价。
毛泽东评价蔡和森：“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评价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毛泽东评价杨开慧：“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一百年过去了，三曾里的故事还在传颂，三户楼的精神仍然感人。后人唯有缅怀先烈，激励奋斗，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而感奋不已，为“长岛人歌动地诗” “芙蓉国里尽朝晖” “彩云长在有新天” 而努力进取。
从“三曾里”到“甲秀里”，这一年多的时间，是伟人们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更是中国红色革命史迹的重要见证，承载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宣布推出《上海毛泽东旧居》数字藏书票，将“甲秀里”建筑作为创作元素，用数字技术赋能场馆，激活红色文化资源。数字藏书票由艺术家周湘美创作，以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建筑为灵感来源，融合了上海市市花白玉兰、上海传统弄堂建筑的山花门头和旧居独特的“甲秀里”等元素。（钟子鞍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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