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1966年的6月，刚过完六一儿童节的我们，开始准备复习功课要考中学了。
那个初夏天气有些闷热。我们这些小学六年的学生即将离开小学了。大家加紧复习功课，想考上理想中的中学。我就读的浙江北路小学属于上海市闸北区（今日已改称为静安区），当时区内重点中学是市北中学，接下来是六十中学和新中中学。谁要是考上这几所中学，就像中了“状元”一般。
我所在的小学当时是闸北区乒乓球的重点学校。作为校队的一员，在许多比赛中我一直是主力队员。因为这个缘故，记得当时我的父母正在为我是不是要被保送到市北中学一事争执不休。原因是我因为有打乒乓的特长，市北中学附设了体校，专门招收乒乓球队员。我就可以直接进入这所区重点学校。父亲赞同我去，母亲认为孩子应该以读书为主，打乒乓有啥出息。
我当时的态度是，能够保送省去了我复习考试的辛苦。不愿意保送，自以为凭着当时自己学习的能力，也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中学。顺其自然吧。
父母的争论最终是不了了之了。因为从那一年的6月以后，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这些在小学里只剩下一个月时间的学生们根本不知道一场动乱浩劫已经悄悄地来临了。每天上午依旧背着书包上学读书，每天下午还是在各自的学习小组里围坐在一起做功课。说起即将离开的小学，大家不约而同地交流准备考那所中学。
没过几天，学校里有了变化。先是校长突然被揪了出来，什么原因我们都不得而知。看见在校园里有写校长的大字报，老师们在课后都去看大字报。我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还是继续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地过上每一天。没多久，我们看到校长名字最后的那个“珠”字被人写出了“猪”。接下来有的老师也被“揪”出来了，说是“三家村”在我们学校的分店。例如，教我们历史课的老师是一位从印尼归来的华侨。平日里有些花里胡俏的打扮，被批判是“四旧”。什么是“四旧”，我们这些学生都不懂。好奇心已经使我们无法安安静静地在课堂里读书了。从斗校长开始，逐渐发展到了揪斗老师。学校里一时间风声鹤唳，老师们人人自危，已经没有心思上课了。
我那时的班主任是张老师，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她是在我们就读五年级的时候来到我们班级的。张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像妈妈一般。记得她来我家里家访的时候，与我母亲在家长里短的聊天中，把我在学校里的优点和缺点说的一清二楚。至今，我九十多岁的母亲还能够说起张老师的点点滴滴，还记得张老师支持我继续打好乒乓球，到市北中学的体校去。
那天，我们继续上课，窗外已经是乱哄哄的一片了。张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夹着课本走进教室。
忽然，不知从哪里飞出一块什么东西，一下子击中了张老师的眼睛。张老师连忙用手捂住眼睛，疼痛难忍。
谁？干什么？
事后才知道是一位姓陈的同学干的。
无法无天的年代开始了，无法无天的事情已经不足为奇了。
教室里一下子混乱起来。大家纷纷离开教室，朝外跑去。课已经无法再上了。
从那一天起，我们不读书了。张老师的眼睛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有了一个自我嘲笑的名称：“小学本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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