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新诗百年之际，各种诗歌总结性选本层出不穷。可我一向认为这是编选家和研究者的事，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当看到伊沙和沈浩波在网上邀我做本书主编时，我并没有立即回应，想了大约十分钟，才接了这个“大活儿”。如今，四个月过去，面对定稿，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的想法。
首先，本书时间框架限定为“新世纪”，也就是从2000年至2016年，这十七年，刚好是我个人诗歌写作的十七年，也是我亲身经历中国现代诗进程的十七年。不敢说自己掌握了诗歌内部演进的奥秘，但至少我目睹了这十七年里诗歌载体的变迁和大量汉语优秀诗人为现代诗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探索。
其次，本书的编选标准为“先锋”。先锋有没有绝对标准呢？有！但它不是一个阶段内的控制，而是一种在长期的探索中能够合理扩大的概念或手段。本雅明说：“艺术的基本目的之一是要向时代提出一种要求，而时代总尚未成熟到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所以，孤立地评判某个人的作品是不是先锋，没有意义，而是看其在所处的时代环境里，能否在导向功能的智性和问题症结的预见性方面，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或一个动机。作为一个有先锋追求的写作者，我能否以自己的标准编选一本纯粹的先锋诗选？我想试试。
再次，本书是系列丛书的“陕西卷”。坦白说，我虽身在陕西，却并没有本省意识，除有限的几个熟悉的朋友外，从未主动去了解省内其他诗人的创作情况。我是网络时代的诗人，网络无国界，当然更无省界，与诗人交流或交往，首先想到的是作品，而非地域。本系列丛书的策划，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诗有没有地域性，也想知道自己所在省的诗人，与其他省份的诗人有哪些异同。
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沙持续六年的“新世纪诗典”给了我编选的底气。即使我没有能力去选一本好诗集，那么我至少可以把入选《新世纪诗典》的陕西诗人的作品做一个汇编，也足以完成任务了。
接受任务的四个月后的今天，我编完了本诗集。
本诗集共选取了三十一位陕西诗人的诗作，年代跨度为2000年至2016年的十七年。入选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从来稿中选出的，只有少部分，因其作者没有投稿，是我根据印象从入选“新诗典”的作品中找到的，因本诗集属于“新诗典”丛书的一本，所以我视所有入选过《新世纪诗典》的诗为已授权作品。
在编选过程中，本书策划沈浩波曾专门让伊沙带话，说只要有好诗，不拘于数量，可以多选。在我阅读了大量来稿后，给他回话说：“想多选也难！”如果是泛泛编选一本地方性诗选，并不难，先列出名单，根据名单去选诗，写得好的选三五首，写得一般的就选一两首，点、线、面都照顾到，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一旦拉起一条高标准的线，皆大欢喜的局面就一定不会出现。
我在约稿函里写道，“与名气大小无关，与世俗身份无关”，“无题材限制，无风格限制……特别强调作品的先锋性”，为强调公平性，我甚至要求在投稿时，不要发个人简介和照片。在对大量来稿的编选中，我认为我至少做到了自己的公平。我其实特别希望在那些陌生名字的来稿里，能看到激动人心之作，有没有呢？有，可是太少。直到我从近百份的来稿里，一首首选出我认为的好诗，汇编成文档，整理目录后，回看那些入选者的名字，竟然满目都是熟人，陌生者只有一二。尤为可惜的是，这些熟人，有个别人没有来稿，他们入选的作品，是我凭借记忆，自己在网上搜来的，还有些印象深刻的诗因找不到文字版，只好放弃。当然，投不投稿是个人的自由，我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只是觉得太遗憾了。
直到本诗集定稿前的一刻，我还在反复阅读那些落选诗人的来稿，像农夫拿着耙子在地里来回翻找，希望通过三番五次的阅读，能找到那些因自己粗心而忽略的好诗，可是一无所获。与此相反，我对那些入选诗稿，也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检视，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而每次阅读，它们都能给予我不同程度的新鲜感，和不同角度的启示。
作为中国先锋诗歌的旗帜—伊沙，我初选了他新世纪的十七首作品，从2000年至2016年，每年一首。我相信严肃的写作者和读者，都能理解我如此选择的意义。一年一首，对伊沙来说，有多个选择方案，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限于本书的篇幅，在初选的基础上，我忍痛删掉他七首诗，这是一个遗憾。
朱剑的好，近年来已经得到了行内广泛的公认，他的好诗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过目不忘。而且还是70后里名作最多的诗人之一，所以我要来了他更多的作品以供选择。
秦巴子堪称诗坛奇迹，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名满天下，可是相较于新世纪以来，具体到2010年以来的写作，他过去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真正敢于扔掉行李，重新上路的人，这在中国诗坛归来者傻×横行的路上，恐怕是独一份的。
艾蒿的创作量不算大，但他没有坏诗。我不敢说读过他所有的作品，但仅就读过的而言，每一首都在标准线以上。如此高的成活率，在我认识的诗人里，不多见。
相较于艾蒿的精致，王有尾就粗粝了许多。他不是那种把每一句每一词都打磨出光亮的诗人，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洞悉世相和生而为人之难。
黄海是有自己生态美学的诗人。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摆弄自己花园的园丁，那说明你还没走进他。只有受邀进入他的地盘，你才会发现，那里养着河马、猎豹和食人花。
李岩是陕西诗坛的异数，他生长在沙漠深处，戈壁滩上，用猛兽的喉音唱曲，所有的音调都像在磨牙。如果你仔细聆听，就能听到黄钟大吕的抒情正道。他是一个自我放逐的殿堂音乐家。
刘天雨是最后一位投稿的诗人。他一再说，不知道该选哪些诗，我理解他的选择障碍，因为我也是这样，尤其是在自己写作状态不好时，投稿是一件困难的事。所幸，他已经写出过《喜羊羊和灰太狼》这样的佳作。
第广龙是我在选稿过程中，主动又约了一次稿的诗人，因为他的《听我朗诵惠特曼》是我事先就定好的必选之作。
另一首事先确定的必选之作，就是景斌的《敌营长》。这首诗彻底颠覆了我对景斌诗歌的印象，正如伊沙所说，本诗有“无声的惊雷”。
左右的实力毋庸置疑。短短几年内，他的作品以迅雷之势全面征服了官方、学院和民间诗坛。他的内心强大而坚定，可以把那些自以为是、热衷于传经布道的人给逼疯气死，因为他不听。
袁源是我的大学师弟。他第一次来稿我只选出两首，我告诉他后，他又来了一组，我又选出两首。临定稿时，我决定收入他的《饥饿史》，希望他能把自己实验性的这一面延展下去。
蛮蛮还在读书，她的《赫本是个好姑娘》获得过全国高校征文一等奖。她发来的一组诗里，处处见才华，而且她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这很重要。
在没看白立的来稿之前，我就知道该选他哪几首，果然，一首不落，一首不多。白立是敢在诗里把自己“卖了”的那种人，我很喜欢他。
知道李卫华是因为艾蒿的推荐。读过李卫华的诗后，我和艾蒿一样激动，我无法理解，一个刚刚接触现代诗半年的人，是如何写出《藏地密码》这样的作品的。
笨笨.S.K、程涛和无用是从“新诗典”走出来的诗人。在此之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却没机会也没可能与广泛的诗坛发生任何关系。入选“新诗典”，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授勋”，把作品推到读者面前，让他们获得自己该得的认可。
我一直没等到叶子的来稿，但他的《血社火》也是我的必选之诗，我就自己找来了。另外，《案底》等几首我也喜欢，可惜初选时找不到文字版，几乎就要放弃了，可我最后还是舍不得，只好又在网上找来图片版本，亲手一字一句把诗敲进本书。
芽子在初选时我专门约过稿，但她和叶子一样，也没有来稿。后来在“长安诗歌节”上遇到她，说起此事，她才说自己因为出远门忘了投。在定稿的前几天，她发来了一组，果然有佳作，幸好没遗珠。
刘亚丽的作品我读得并不多，却很喜欢，她诗里的明媚、清晰和从容，在其他女诗人那里很少见。我选了她的《我有什么地方打动了你》和另外一首。
阎安写的是另一路诗。对这种诗我把握不准，所以读得特别细致，我担心的是那种在宏大气场里自我陶醉的情怀失控，看来我的担心多余了，他的诗冷峻而结实，像一块方石。
刘斌似乎把更多的力道用在写小说上了。他虽然是90后，但在诗上一点都看不出来，情感过于克制，少了生命的激情。
李海泉以娃哈哈的笔名投稿。他也是约稿函发布后，第一个来稿的人，我以为是个不认识的新人，所以读到他的好诗，特别惊喜；并期待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惊喜，我想多了。
魏娜的写作不算成熟，但在她诗里呈现出的女性现代性的一面，在陕西这个地方，异常需要。
锤子《打死她》入选的唯一原因，就是其在某一向度上的先锋性。他的来稿里，有近似这种风格的好几首，都很有意思，但就是因为过于近似，没法选。
罗至和尚飞鹏的两首作品，都入选过《新世纪诗典》，各有风格，属于单首吸引我的佳作，当选。
这本诗集约稿时，廖兵坤还在陕西，定稿后他就毕业去了重庆。我读过他一整本诗集，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也找到了自己的路，相信他以后会越写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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