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说起老榆林，已经是一个专用名词——榆林古城。它和榆林市现在所属的12个县是不搭界的，因为那是绥德、米脂、清涧、横山……我们习惯言及的“老榆林”就仅仅限制在由四围城墙圈起来的榆林城。榆林城不大，历史也不算很久，但自它建城而始，就一直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成为整个陕北的中心枢纽，也成为整个陕北文化的典型代表。
老榆林的最后截止年月是1949年6月1日。这个和全世界儿童的狂欢连在一起的日子，如影视镜头由陕北大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样，开始“新榆林”的。
老榆林从此画上句号。
一个人和一座城
与中国的古老历史比起来，榆林的历史是从有明一代才开始浮出水面的。
这时间，有一个人走进了榆林，他是从绥德沿无定河谷一直骑马上行的。骑到榆林，马不走了，趵蹄嘶鸣，给主人暗示着什么。他已经不止一次来榆林了，为了驱赶趁着羊肥马壮一个长驱就肆意劫掠塞上的鞑靼马队，等到他这个主镇延绥的巡抚大人带领人马赶到这里，马队早已驮满掳掠来的“果实”回到熟悉的草原去了。他似乎明晓了这匹随他几年的老马的意思了——老是这样千里奔袭和鞑靼捉迷藏，不是回事呀。
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出来——如果在此地筑城，不就可以坐待鞑靼“入瓮”而免除了千里奔袭却空手而返的劳苦吗？他于是秉烛而为千里之外的宪宗皇帝拟写奏章：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欲移延绥镇治于榆林。
榆林历史新纪元的帷幕即将拉开。
止此之前，民众逐水而居，循普惠泉水，围泉而居，以泉周榆树成林，遂取名榆林寨。第一个榆林寨村民来自哪里？已经无从考究。之后，由寨而庄，居民渐众。正统二年（1437），应军事需要，为抵御蒙古铁骑的频繁“光临”，筑榆林城堡，“城座不过百矩”。此时的榆林已经打上了军事的烙印，平民百姓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再过23年，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卫，卫堡里，走动的除了少数居民，大部分已经是军汉——早晨、晚间，操练的号子盖过了早年鸡鸣狗吠的农家生活。
余子俊并不满足榆林“卫”的现状，他要将这个因军事需求而逐渐由庄而卫的堡寨，再向前推进一步。宪宗皇帝的御旨下来了，获批余子俊研判敌我双方形势而将延绥镇治从200里外的绥德改迁榆林。
城究竟建在哪呢？传说，一日余公带着部下打猎，忽见前方旋过一只白狐狸，余公独马前追，狐狸跑，余公追，一直追到驼山脚下，狐狸不见了。余公登顶而望，只见南向沟壑纵横，北向漠沙千里，东向丘陵起伏，西向黑山对望，山下榆溪缓缓，四围黑山、红山环抱。他将马鞭向山下一指，就此矣——真乃龙腾虎踞之地。
榆林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延绥镇因之而改名榆林镇。但因相沿成习，人们一呼延绥镇。要说延绥镇，那可是个赫人的名头。斯时，明朝的最大政治就是军事，为了军事，有明一朝“深挖洞，高筑墙”，动用人力物力军力修筑了东起鸭绿西到嘉峪的万里长城。其间，余子俊于榆林率领将士四万人，“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筑垒，或挑堑”，不三月而成。朝廷因边而设镇，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甘肃、宁夏、蓟州三镇，后设太原、固原二镇，史称“九边重镇”。延绥首当四镇之一，“屹然称巨镇焉”。
巡抚，总兵，共驻榆林。当时的余子俊就是以右副都御史兼知延绥巡抚的身份坐镇榆林的。
镇，就是镇，显然不同于寨和堡，从它的外形到内容，都已经和早年的稚嫩拉开了遥远的距离。城墙高耸，岗哨林立，店铺栉比，人烟麇集，衙署密布，役员满街。后人曹颖僧在《延绥揽胜·序》中说，“延绥士卒劲强，名闻天下……由是军汉云集，飞刍走粟，武夫宿将，辈起杰出。终明之世，边防设备严密，套寇内犯渐疏，而陕北之秉钺建纛，阃制封圻，典身膺侯伯，效命疆场者，绚灿光耀，彪炳史册，可谓陕北的黄金时代。”
这一格局的初步形成，仰赖余公一人。
又，三个人与一座城
老榆林，诞生于明代，也成就辉煌于有明一朝。
从成化九年建镇，历经一十三个年头，榆林城快速发展，人口剧增，城内仅驻军就扎5000余人，满大街上，军服之人，十之五六。军汉要吃要穿要消费，随之拉动产业化大军的进入榆林，当时的军民合计至少在万人以上。初时的城堡已经显得很是狭窄，列队而过的兵士，官署衙门的仪仗，肩挑担扛的居民，往往被楔塞在同一个路段。巡抚黄黻下令拓城，他度时势，察地形，决定“北拓”，并将北城东墙由驼山西坡向东推移至山顶。城垣周约六里，一则容量增大，二则控制了居高之地，安全系数加大。为观察敌情，北城上建二层敌楼，取了个谐雅又豪壮的名字——镇榆楼，城下开两门，东门威宁门，西门广榆门，唯北门未置，其时的敌人主要来自北面，为防北来之敌夺门，就干脆来了个永绝后患。直至有明一朝二三百年间，榆林的城池一直没有北门。国内的城池一般都是四四方方，四门洞开，东西南北。而榆林就是榆林，它的建城，主要是军事需要，既然如此，就应理从实际出发，感谢我们的祖宗，他们敢为人先，第一个不留北门，也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真不失为全国建城历史上的个例。
第二个人熊绣，道州宁远（湖南道州）人。成化二年进士，因清廉耿正，擢御史，弘治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他看到，经过北拓的榆林城又开始拥挤，尤其是城内的官署机构比前大增，诸如巡抚衙门、镇守总兵府、镇守太监府、分巡（兵备）道、陕西布政司派出机关等齐集于城内。军民人数又行增加，马车、步辇、军曹、百姓，人喊马嘶，竞相争道。弘治五年（1492），熊绣布署“南展”，拆除原来的南城南墙，将城垣向南扩展至“怀德门”，也即后来门洞上楣刻巡抚姚馍手书“古怀德门”石匾之地。城周七里。后人在记述熊绣事迹时有言：“榆林初仅小堡，屯兵备冬。景泰中，始移巡抚、总兵官居之，遂为西北巨镇。城隘弗能容，绣因请增筑千二百余丈。涖镇数年，练兵积粟，边政修举。”
历史的发展说快也真快，两次扩展的榆林古城又迎来了拥堵的瓶颈，尤其南关外“人烟臻集，店铺栉比”，商业文明的唤醒，将城镇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延绥镇总制邓璋，不得不于正德十年（1515），奏筑南关外城，将南城推至榆阳河沿，筑起南门镇远门，城周一十三里。
终明一代，经“三拓榆阳”，榆林城的空间布局基本奠定。道光二十一年的《榆林府志》说：“按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庙高台即当年南城基边，内有钟楼一，今天，而土人犹称钟楼山焉。嗣将南城展至凯歌楼为止，之楼即当年之南门，现有‘古怀德门’四字，后复展至现在南门为止，故旧有北城、中城、南城之曰。”
从建城到三次拓城，满打满算，也就六七十年时间，它从军事出发，逐渐向政治靠拢，最终完成了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华丽转身，成为陕北第一大镇。亦有人说，“三拓”实际是“三迁”，全因毛乌素沙漠的疯狂北移而推城南迁。到清晚期，确也曾因堆沙与城齐的尴尬而被迫北城回缩，但那已是同治二年的事了，初期的“三拓”全是因了榆林的青春蒸蒸而改造与扩建的。
两位皇帝幸驾榆林
榆林的军事地位牵动着皇上的心。
明武宗皇帝朱厚照15岁登基，到正德十三年（1518），已届28岁，风华正茂，英年咄咄。他从小就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期盼自己能像两位先祖一样为大明创业建功。正德十二年十月他击败了蒙古小王子部，取得“应州大捷”。就在那一刻，激活了他亲赴西北长城一线巡察的想往，他企望在那辽阔的长城一线展露身手，越明年，也即正德十三年十月，他渡过黄河，途径府谷、神木，来到榆林。先驻上帝庙，后改住“怀德门”。武宗皇帝生性活泼，盛年正届，风流倜傥，白天他亲率锦衣卫的“六师”，出振武门狩猎，看着猎物在漠野千里的翰海出没，他的兴致就格外高涨，挽弓搭箭，箭起兔落，晚上，厨师端上精心烹制的白天猎物，又有京师带来的乐伎佐餐，竟不知今夕何夕。他看榆林军容整饬，民庶宴然，就放心地一驻就是两月。兴致所至，挥毫将“怀德门”改为“太乙神宫”，天上人间，悠哉乐哉。他环视榆林三楼骑街（当时只有中城中心的钟鼓楼，南城中心的星明楼，怀德门城楼），巷陌纵横，民居四合围拢，不禁自言自语，真乃小北京也。这位个性解放不拘小节的年轻天子，视总兵戴钦之女貌美非凡，一高兴，又亲纳为妃。皇上贵为天子，民间视为神灵，哪知他高处不胜寒？这位英年皇帝，志存高远，登堂则运筹帷幄，出宫则率性放诞，治大国如烹小鲜，拈重若轻。
与武宗皇帝截然不同的是，业精业勤的康熙皇帝。他也有幸次驾榆林，他完全是奔着那个骄肆纵狂屡犯边境的噶尔丹而来的。那已经是他第三次亲征。他经过居庸关、大同，渡过黄河，过神木、府谷，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日到达榆林，大本营就扎于榆阳桥南。他此时的心，还牵在噶尔丹身上，无心榆林城的繁华热闹，而且在给皇太子朱批中特别说道，“每日谨慎自持，俱照巡幸南方例而行，决不有辱脸面。”还援以武宗皇帝之例，“皇太子勿为朕忧虑，朕若如明武宗，则断不归朝也。”话里暗示出，榆林城是绝然不错的，只是公务如身，不能学武宗祖那样乐不思归。他惟对榆林路途所见而多感慨，在写给最信任的顾太监的第四封信中说，“凡陕西地方，山川形势又是别样一种景致，也有好处，也有不堪处。所以好处者，风俗淳厚，人心似古，水土好，人无杂病，食物亦多。山上有松树、柏树，远看可以看得。若说不堪处，凡城堡都在山顶上，村庄都在破崖旁，做洞居住，岭不成岭，道不成道，可笑之极矣。”克勤克劳的康熙帝，不顾旅途劳顿，边行边看，晚上还将所见援笔成篇，与武宗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才蔚成了康乾盛世。此次过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沿边山行，岗峦崎岖，黄河弥望。因自榆林镇取道塞外，沙浅途平水草咸便，且十二日之程减半到达安边堡，书以计之。”不由，诗兴泉涌而出，“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
榆林还与康熙帝有关的是——榆阳桥傍的御碑亭。碑上刻着康熙皇帝旌敕的“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个大字。康熙十三年（1674），定边副将朱龙与怀远西川（今子洲县）盐民周世民、神木副将孙崇雄响应吴三桂反清，带兵围攻榆林城。总兵许占魁、兵备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等文官武将，率领军民，奋力抵抗，叛军围攻三个月而未克。康熙帝闻奏大喜，追赐旌奖八个大字，爰刻石碑。上款是“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十三日奉旨旌奖”，下款是“延绥城堡同知臣谭吉璁敬勑”。同治年间，总兵刘厚基建亭护碑，名“御碑亭”。此处的“两”，不为特指二人，指的是文臣和武将。亦有传说，康熙微服私访路过榆林，天昏肚饥，来到城门洞下，城门已关。他央求两位守门兵士开门，兵士答，当今朝廷有令，晚上城门关后不许再开。康熙好说歹说，兵士就是不开。无奈，高喊，我即当今皇帝，命令你开门。二位兵士再答，皇帝老子也不行，你即使是真皇帝，怎么能叫我们随便违背朝廷之命呢？康熙再不言语，只好在城外宿了一夜。回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讲了这件事，并亲题“两守孤城，千秋忠勇”遣人送于榆林，并给两个士兵加升官职。传则传矣，但缘于康熙的好于微服，悬念民情，缘于榆林兵士的忠勇守职，还真有不虚之感。
卫城在于“墙”
城的历史始于墙，城是墙里的内容，没有墙，就谈不上城。当然，这是就国内而言。榆林的一拓二拓三拓，都是先从“墙”开始的，墙止哪，城也就止哪，扩言之，城的坚固与否，也在于墙。
榆林的城墙闻名天下，它底宽五丈，顶宽三丈，高三丈六尺。其高度和西安城墙12米相当，超过北京城墙11.6米的高度。2004年，古建专家李周文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国九大古城墙》一文，榆林位列其中。
从成化年肇始，榆林的城墙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几扩几易，几增几减，方成现在的规模。东墙驾横驼山，西墙偎依榆溪河岸，北墙爬坡斜傍，南墙顺临榆阳之水。依山傍水，东高西低。早先，黄土筑墙，夯实为宜，延至嘉靖、隆庆、万历，相继以砖包砌，加固城壁。逐渐地，修补改造，增垣筑牢，以次而“固若金汤”。
历史上，榆林凭借着优越的城墙，曾让多少想入城者望墙而兴叹。康熙爷的“两守孤城，千秋忠勇”赞人也赞“墙”，试想，如果没有坚实的“墙”，围城三月的叛军怎会弃城而之呢。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六日，回军马正和率精兵一万多人围攻榆林城，兵备道嵩焘、总兵陶茂、知府蔡兆槐、知县严书麟等亲率军民坚守，“人啸马嘶，全城鼎沸，至晚灯光通明不息，如同白昼。”一次又一次，坚固的城墙依然坚固，城下的敌人尸体却一层再摞一层。愤而败北的回军，沮丧之极，回途之中见人即杀，见村即屠。冷兵器时代的城墙如天然屏障，将敌人隔离在遥天一隅。即使到了兵枪主代的二十世纪，城墙依旧撼然难动。1947年，榆林周边几乎都成陕甘宁边红区，唯榆林城茕茕独立，榆林已成为藏在红区的一颗定时炸弹，党中央下决心要端掉这颗钉子。8月至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两次进攻榆林，总司令彭德怀亲自指挥，部署的兵力也是足够有余的。空中炮火飞鸣，地下挖洞潜城，当时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民心也都纷纷思变，但摇晃的云梯在坚固的城墙面前总是显得气力难支，一腔热血在砖石之间常常灰飞烟灭，尽管炮火机枪不惜猛烈重攻，多少吨炸药在城墙根下腾起冲天巨浪，然而几百年的浇铸磨砺，硬是岿然不动。双方因此都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最终的赢输还是系于那个牢固的城墙……当然，也有唯一一次失利的时间，那是崇祯末年的闯王铁拳。1643年初，李过、刘芳亮率兵4万进攻榆林。一边在东山上架飞楼攻城，一边在东南城墙下挖地道攻城，大战十日而城破。当此之时，一因掘地道而致城陷，更重要的还在于明末政治昏庸，民不聊生，人心思“闯”，那才是主要原因。
如今，离远而望，城墙斑驳孔洞，豁牙露齿，箭伤枪伤，遍布周身，抚摸每一处砖石，都有一段沧桑的历史。
老榆林的历史已经止在1949年6月1日，新榆林秉历史遗绪，更上层楼，日新且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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