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從史出，言以經立
——評《秦漢文學格局之形成》
秦漢文學位于中國文學史長河的上游，其導源衍流的重要地位可不言而喻，考察秦漢文學的形成過程，有助于我們全面清理文學形態發展的總體態勢，深入分析文學形式形成的關鍵走勢，從而更爲清晰地闡明中國文學的結構組成。
前人並非沒有意識及此，然而由于秦漢文學與經學、史學、子學、藝術等合流同注、雜糅並生的特點，使得這一課題必須建立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基礎上，對研究者要求極高，難度係數極大，因此大都望峰息心、鮮有問津。
曹勝高教授“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其新著《秦漢文學格局之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0月）一書運用獨特的視角爲我們揭示了秦漢文學生成的全新圖景，在觀點上取得了總體性的突破，堪稱一次成功的學術登頂。
（汉宫春晓图）
一
研究視角的創新是該書取得開創性成果的一大關鍵，創新視角的開啓則建立在作者對文學史研究深刻而高明的見識之上。作者在書中曾一鍼見血地指出：“文學史的研究，歸根結底是歷史研究”[1]，標明全書“論從史出”的研究旨趣。
傳統的文學史研究，立足于文學本位，更加關注影響文學發展演變的內部要素，前輩學者通過對文學的斷代特點、文體的繼承與發展、作家的創作個性等深入地考察，已大致建構出清晰明白的文學史叙述。這種日益固化的觀念一方面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會限制和遮蔽研究者的眼界和視野，這一情形誠如作者所形容的那樣，研究文學者“循此轍軌越走越深，久而久之形成文學研究的大江大河。
但在江河中行舟日久，便容易習慣性地忘記江河之外的崇山峻嶺，原本是造就江河、成全江河的外部條件”[2]。基于以上超越認識，作者力避陳熟，提出文學史研究不應固守文學一隅，而要站在歷史的高度，將文學作爲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重新認識，以更爲廣闊的視角進行觀察，這樣才有可能更爲清楚地看到影響文學形成的深層動因。
具體到秦漢文學研究，作者認爲影響其發展的外部動因還需進一步勾勒。秦漢時期不僅形成了古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和社會結構，也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基本格局，與後世文學作爲獨立力量“進入更爲自覺狀態的發展”不同，秦漢“文學不是作爲一種獨立的力量在自我發展，而是依附于國家建構、思想闡釋、社會整合和行政運作中，既作爲某些要素去推動其他文明形態的演進，也作爲文明形態的産物，逐漸凝聚而成爲具有獨特氣質的藝術形式”[3]。
（汉宫春晓图）
秦漢文學這一特點也就决定了研究的全面深入必須從影響文學發展的外部要素入手，將文學置于制度建構、行政行爲、思想觀念、知識視閾等視野下考察，方能博觀圓照、得其環中，這正是《秦漢》一書主要的研究思路。這種俯瞰全域的航拍視角，將文學納入宏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舉一綱而衆目張，使得許多此前不易察覺的關鍵綫索水落石出般地呈露出來，由此引發的討論幾乎都是全新議題，極大地拓展了秦漢文學研究的廣度，這不能不歸功于作者眼光的高明。
然而認識上的超越只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如果找不到具體的、合適的切入口和透視點，不能切中肯綮落到實處，仍然無法準確揭示影響文學生成的歷史動因，論述難免會失之膚廓而“缺少穿透力”，得出的結論也很難令人信服。
有鑒于此，作者從關涉秦漢文學生成的系列問題出發，著眼于文學本身和影響文學的外部因素及兩者之間的結合點，分別從思想史、制度史和學術史的角度，設計了系統全面的、彼此補充而又相互觀照的結構和主題，並以堅實的考證和精微的辨析爲支撑，確保理論藍圖的實現。
作者關注的問題，包括諸如
“國家制度如何要求文學與行政運作相調適？作爲精神世界的文學認知，如何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作爲社會情緒的文學基調，如何隨著社會思潮不斷演生？”
“郊廟歌辭、疏奏論策、頌贊箴銘、誄碑哀弔等，如何成爲具有文學意義的文體？秦漢社會批判如何調整文學的基本功能？”
“文學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並演化的？”
“文學是如何通過制度化的路徑形成文學群體的？”
“兩漢的知識視域又如何影響了文學的基本形態？”等等。
（汉宫春晓图）
以上問題涉及到文學格調、文學認知、文學群體、文學形態等諸多方面，涵蓋了作者定義的“文學格局”的基本要素；同時這些問題又從國家制度、行政運作、社會思潮、知識視域等歷史文化背景抽繹而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正是貫穿全書的主要綫索。作者對自己的研究思路作過如下精辟闡述：
因此，以制度建構、行政運作和社會認知爲視角，系統梳理秦漢文體形態、文學基調、文學想像、文學功能和文學認知，能够描述出秦漢政治形態、行政制度、社會結構、文化需求對中國文學格局的建構過程，可以多維度地審視中國文學的形成肌理、演進綫索和塑造環境，多層面地分析國家建構、行政秩序、社會情緒與精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作用方式。[4]
作者對于秦漢文學與歷史深刻的認識、精準的把握以及細密周詳的考慮，保證了論述行之有效地展開，這種擘肌入理式的研究可謂“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該書之體大思精由此亦可窺一斑。
二
《秦漢》一書視野宏闊，視角新穎，其中精彩的觀點和論述所在皆是，令人目不睱給。本文限于篇幅，無法面面俱到地詳加論列，以下僅就管見所及，舉其犖犖大者略作評述。
前文已言，作者“論從史出”，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文學的形成，這一原則和旨趣使得本書有別于一般的文學論著，而更偏重作爲文學背景和基礎的歷史考證。全書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皆是圍繞秦漢國家建制相關問題進行探討，表面看似與文學無涉，然而這些問題的澄清和解决正是作者文學研究立論的基點。“只有將歷史、思想、社會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方式勾勒清楚，才能清晰地看到文學是如何在歷史環境中萌生、在思想潮流中發展、在社會生活中成長。”[5]
（汉宫春晓图）
探驪得珠必潜身于九淵之下，想要洞察影響文學形成的深層歷史動因，必須釜底抽薪，首先廓清基本的史實。換言之，歷史考證是文學研究的基礎，堅實的考證是準確論述的前提。當然，此外還需要研究者具備通達的文學觀念，以透過重重迷霧，從歷史的襞襀中鈎稽出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
例如周秦“帝道”學說是一條消失在政治思想史視野之外的暗河，與之相對的“王道”和“霸道”學說廣爲人們熟知，並已形成系統的學理闡釋，而“帝道”學說則湮沒無聞，其曾經産生的歷史影響長久爲學者所忽視。作者獨具支眼，窮溯源流，他根據《管子》《莊子》《淮南子》等諸子典籍和《黃帝四經》等出土文獻，對“帝道”學說的學理淵源、思想內容及其對漢初治道的影響等作了系統而翔實的考證，可謂孤明先發。
一節破而百節皆開，這一揭櫫成爲我們認識兩漢帝制確立及其運行模式的關鍵綫索。由此我們也獲知流行秦漢的“陰陽刑德”論的真正學理來源，以及其作爲理論基點對于政治秩序建構的影響和深入思想觀念對于社會行爲的影響。瞭解這一理論體系，我們便不難理解西漢改制的思想動因，以及在此語境中形成的社會思潮、公共觀念和國家想像等，以此爲背景再來探討兩漢政論散文“直言”“激切”、漢賦“勸百諷一”的風格成因，結論順理成章、無可辯駁。這些論題環環相扣又層層深入，論證過程如抽絲剝繭一般，無不顯示作者高超的認識水平和强大的邏輯思維能力。
（汉宫春晓图）
善于提煉和引入新概念是本書另外一大特點，這些概念的運用仍然基于作者對于文學史的深刻見解。一個能够準確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會爲認識開啓一個通往新世界的大門，甚至有可能成爲學科進步的學術增長點。
作者在《秦漢》一書中創造性地引入多個新概念，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制度文學”，前此未見學者使用，當是作者爲更好地觀察秦漢文學的形成所獨創的概念，他將“制度文學”定義如下：“作爲國家政治行爲和行政運作的文學活動及其表達方式”[6]，恰如其分地概括出秦漢文學生成之初的功能形態。這一概念的提出，是爲方便分析秦漢公文文學化的歷史認知過程和創作實踐過程，以描述出文學服務于制度的基本模式、制度之于文學的主要影響。運用于秦漢文學研究爲量身定制，對于其他時代的文學與政治研究亦無施不可，可以說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
又如本書“知識視閾與兩漢文學格局的拓展”一章，引入了西方叙事學廣泛應用的“文學空間”理論，成爲審視中國文學空間建構的全新視角，作者通過對周秦漢文學作品的細緻分析，總結出文學想像的模式以及文學表現的手法，“作爲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學想像是建構文學空間的內在張力，兩漢在對神話系統的繼承中，形成了歷時性的時間維度；在對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維度的空間維度。在被拓展了的時間和空間中，因爲有了陌生化和熟悉化的建構，使得文學的時空既有虛構性，又有真實性，呈現出相對自由而自足的想像空間。”[7]
（汉宫春晓图）
這樣精彩的論述，無疑深化了我們對于秦漢文學形態的認識。此外如“義政論”“國家想像”“文學認知”“知識視閾”等視角的運用，令人耳目一新，爲傳統文學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書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特點就是對文史哲考古多學科成果的吸收和借鑒，既是本書課題研究的基礎，也保證了作者高水準的認知水平。如對“帝道”學說的考證和闡發，關鍵材料就包括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文子》殘簡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黃帝四經》；涉及“霸王道”和“帝道”的學說辨析，又牽連到哲學史的重要討論。嚴陣重圍之中若想取得觀點的突破談何容易，作者必須具備强大的思辨能力和深厚的哲學修養，方能亂流之中站定脚根，做到考論兼綜、學理渾融。
又如對鴻都門學認識的正誤，作者也是力排衆議，前人研究多以光祿大夫楊賜、尚書令陽球和議郎蔡邕的奏疏爲資料，從反對者的視角看鴻都門學的性質而給予否定性的評價。作者從制度淵源的角度考察了鴻都門學設置的歷史動因，矯正了這一歷史誤讀，其中涉及鴻都藏書職能的考辨、熹平石經的刊刻以及鴻都門選和東漢選官制度的考證，都顯示出作者傑出的史學素養和考證功底。
三
評價作者此書，筆者想到了余英時先生的新著《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台灣聯經出版社，2014年），兩部著作研究的對象雖然有所不同，一爲文學史，一爲思想史，但兩者的研究旨趣和學術關懷則不謀而合，都希望從深層的理路揭示和描述研究對象成因和過程。從切入角度來看，余先生論禮樂傳統爲“軸心突破”的文化背景，作者則抉發“帝道”學說爲演論的基點，可以說都是嘗試“終極探索”的努力，探本溯源，其難可知。
（汉宫春晓图）
作者〈後記〉中曾言，秦漢時期的文學不是作爲一種獨立的力量在自我發展，而是依附于國家建構、思想闡釋、社會整合和行政運作中，要對這些相互作用的諸多要素進行描述，非常富有挑戰性，“何者爲因、何者爲果，最難斬决”[8]，然而也正是這樣盤根錯節的存在，才愈能顯示出研究者批郤導窾的手段。
作者學術功力深厚，學術視野開闊，尤其擅長多學科交叉研究，他此前出版的論著如《漢賦與漢代制度：以都城、校獵、禮儀爲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中國文學的代際》（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等，皆以新穎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精辟的見解贏得了學界的廣泛好評。《秦漢》一書可以說是作者文學史研究系列的又一大突破，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論證策略，較之此前的論著更加爐火純青，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秦漢文學研究的新高度。作者論著中採用的視角和方法，也爲文學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汉宫春晓图）
在學術研究日益精細的今天，該書啓示我們，文學研究者若想取得對前人研究的超越，更應注意文史哲多學科的知識儲備和全面綜合的理論修養。這也提醒我們對“博”“約”關係重新反思，學術的創新雖然是“點”的突破，但必須建立在廣博的“面”的基礎上，在本學科精深專研的前提下，還應當充分重視相關領域的研究，“由博返約”仍然是學術研究的不二法門。
總之，此書厚重深䆳，爲近年來不可多得的學術論著，筆者囿于學識，雖欲標舉其美，苦于汲深綆短，難免罣一漏萬、意有不逮，讀者自行尋讀，必當虛往實歸。
（汉宫春晓图）
（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孟飛）
参考文献：
[1] 曹勝高：《秦漢文學格局之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418。
[2] 同上。
[3] 同上，頁436。
[4] 同上，頁2。
[5] 同上，頁426。
[6] 同上，頁1。
[7] 同上，頁425。
[8] 同上，頁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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