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珍贵留影出自“鼎章”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大学红楼旧址）展示有一帧李大钊肖像照，是他在天津求学并开展革命活动期间在鼎章照相馆拍摄的，为正面半身标准照。
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1918年前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陆续到北大执教。其中，李大钊于1918年1月受聘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系教授。笔者曾到红楼参观，见复原后的李大钊办公室就在一层。照片上的青年李大钊戴眼镜，留寸头发式，蓄须。按早期照相馆照片的美化形式，该照片经过裱衬，呈椭圆形。通过照片表面的氧化程度并综合中国照相业发展历程考量，照片原底版应为玻璃版，相纸大抵是舶来品。
昔日，玻璃底片被广泛采用，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许多照相馆仍使用玻璃底片，随着国产软胶片在60年代诞生，它才逐渐退出。李大钊照片的裱衬也是那时高档照片的通行模式，裱衬所用底卡纸是时髦的蛋清灰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纸左下角可见西式“鼎章”徽标，右下角有TingChang与Tienjin字样，为潇洒的花式手写体。
那么，吸引李大钊前去拍照的“鼎章”是怎样一家照相馆呢？
在老天津，若提起鼎章照相馆可谓家喻户晓。它虽开业于1912年，但其前身早已闻名。19世纪末，来自广东的黄国华聘请宁波摄影师王子铭（一说子明，兼顾日常店务）在法租界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开设恒昌照相馆，生意尚属红火。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恒昌号被迫关闭。转年时局稍平息，恒昌易地估衣街归贾胡同继续经营。清光绪三十年（1904）盐商王奎章出资接管，随后迁址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并更名为鼎昌照相馆。随着添置设备，更新布景，规模日渐扩大，鼎昌一跃成为津门照相业引领者。
王子铭1912年故去后，在鼎昌学徒多年的李耀亭、王润泉合伙继续经营，同时为照相馆取下“鼎章”新字号。得益于多年的良好基础与口碑，鼎章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当时，一般照相馆拍、洗、晒、放大等工序常是各干各的，而鼎章注重拍摄与后期加工整体协作，各环节相互照应，有效保证了照片质量，也能体现出自家的风格，颇受各界好评。
婚纱照是照相馆的大业务，也涉及婚嫁生活故事，那么老天津的新式婚礼是如何兴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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