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一方面因宗教冲突引发教派屠杀和战争趋于结束，教会统治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开始向相互包容转变；另一方面欧洲的封建社会瓦解，正转型步入集权社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尚未激化，更激烈的革命尚未到来，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平和的发展状态。
另外，欧洲的启蒙理性运动在这个期间进入高潮，从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人性复苏，到新教改革使人们从宗教禁锢走向自我解放，人们变得更加客观和理性，并且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社会变革的力量也在各地兴起。
这时欧洲涌现的思想家可谓群星汇聚，近代几乎所有革新思想都可以在那时找到源头，这个时期无疑是人类思想的盛世。
这些思想先贤们在当时大多已声名鹤起，如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狄德罗(1713~1784)；英国的洛克(1631~1704),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叔本华(1788~1860)；这个时期的著名人物还有牛顿(1643~1727)，马尔萨斯(1766~1834)，贝多芬(1770~1827)等。这里所列举的仅仅是当时众多思想家的极少部分。
18世纪的法国尤其能体现这个时期的特点，自从法王亨利四世发布《南特敕令》后，法国宗教冲突开始缓和，到路易十四实行君主集权，法国获得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路易十四有“太阳王”称号，曾一度称霸欧洲，到了路易十五时期，国王深受蓬帕杜夫人影响，社会思想开放，文学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一直到路易十六继位，于18世纪末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这段窗口期告以结束。
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法国社会相对自由，诞生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家，法国成为了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的中心。
社会发展平稳带来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也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长，人们生活品质也得到大幅提升。这个期间法国的经济和贸易量增长了数倍，人们的生活从乡村转为城市，以往走几天的路程当天就可以到达，男性衣着向现代化的西装转变，时装成为贵妇人的时尚。同时，咖啡馆大量出现，社会沙龙文化盛行。法国的贵妇人成为沙龙文化的主角，她们是众多沙龙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国社会的分化变得越发严重。在社会生产关系从封建领主与农民转化成为资本家与受雇佣者关系的同时，底层人民生活越发痛苦，农民承担着国家的几乎全部课税，却被社会其他阶层鄙视，城市中小手工业者与工场工人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更多的人穷困潦倒、食不果腹，贫民窟中的房子里挤满了破产的农民与工人，盗贼、乞丐、妓女，肮脏、犯罪、痛苦与疾病伴随着下层人民。
正文
卢梭的两个世界
在18世纪初欧洲大多地方还处于封闭禁锢之中时，法国的首都巴黎因其开放的思想和时尚的潮流，已成为欧洲社会精英的汇聚之地，也因此吸引了更多追求自己的梦想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
当时的巴黎已经是一座美丽宽广、庄严气派的城市，除了壮丽的街道和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有美味佳肴，华贵的衣着，繁荣的交易市场，以及精致的咖啡厅和酒吧，和社会名流云集的沙龙。
然而，一位叫让-雅克·卢梭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巴黎，看到的却是另一副糟糕景象：肮脏发臭的狭街窄道，丑陋墨黑的房舍，一幅不洁、贫困的景象，乞丐、车夫、缝补女、叫卖药茶和旧帽的女人随处可见。这些景象给卢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后来他见到真正富丽堂皇的巴黎时都不能消除，并且厌恶住在这个都城的情绪一直留存在他的心中。
“我的出生是我所有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卢梭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1712年6月28日，让-雅克·卢梭出生于日内瓦共和国，父亲是新教徒、钟表匠，母亲是加尔文派牧师的女儿。卢梭的父母感情挚深，但母亲在卢梭出生十天后就离开了人世，幼年丧母成为卢梭一生中的第一个不幸。
卢梭的父亲陷入丧妻之痛而不能自拔，在卢梭幼年的记忆中，父子二人最爱做的事就是一起阅读母亲留下的书籍，这让卢梭很小就对阅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然而这种生活没有持续下去，在卢梭8岁时，他的父亲为了躲避一场不公正的官司离开了他，卢梭因此成了孤儿。
童年的卢梭来到日内瓦的乡下，交由姑妈抚养。当时的日内瓦是个只有2万人的小城邦国家，居民信奉加尔文新教，不过日内瓦周围却环绕着众多天主教君主国，如法国、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诸城邦国，因此18世纪的日内瓦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卢梭的姑妈住在日内瓦风景秀丽的博塞乡下，博塞在幼年的卢梭眼里既质朴自然又充满乐趣，“这种生活方式的基调是温柔、亲切、恬静的情感”（卢梭《忏悔录》）。卢梭的姑妈对卢梭的教育很严厉，但这种严厉源自一种母爱和真诚，卢梭的舅舅通情达理，在博塞还有一位同龄的情投意合的表哥。
博塞的生活虽然平静但也偶尔泛起波澜，一次是卢梭和表哥把邻居浇树的水偷偷引到自己插的胡桃树上，引起了邻居的愤怒；还有一次是卢梭在克洛太太的锅里撒尿。这个和谐安详的乡村所出现的波澜大多是由卢梭的顽皮捣蛋所引起的。
儿时的卢梭对乡村生活的所有事情都感到新鲜，他和表哥在舅舅的指导下学会了制作鸟笼、弹弓、笛子；还学做钟表，不过因此经常弄坏工具。充满乐趣的童年生活让卢梭对乡村产生出一种极其强烈的爱，“这种爱永远也不能扑灭，在我此后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在那儿度过的幸福时刻，我便对在乡村的逗留及其乐趣感到留恋，直到我重又回到那里为止。”（卢梭《忏悔录》）
不过，卢梭在博塞的另一次经历在其幼小的心中留下永久的烙印，那是大人们为卢梭不曾做过的一件错事对他进行的严厉处罚，卢梭因为拒不认错而吃尽苦头，不过卢梭最终仍然顽强地挺了过来，没有“屈打成招”。但这次遭遇的暴力和不公使卢梭感到极度愤怒和失望，从此卢梭对强权和迫害深恶痛绝，并且决心一生都为此斗争，不再有丝毫退让。
除了这次经历，博塞的生活带给卢梭的仍然是美好的回忆，这些回忆不仅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退，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兴味日增，直到卢梭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都能历历在目：
“仿佛我已经感到生命在消逝，在竭力把它抓回来，重新开始。当年的细微小事我都饶有兴味，就是因为它们是当年的事情......我几乎深信，一旦回到这些亲切的地方，发现我那棵胡桃树还活着的话，我将用泪水来浇灌它。”（卢梭《忏悔录》）
卢梭的不幸从他进入成人的世界后开始。卢梭在年轻时成了一名学徒，但他从来不会循规蹈矩，加上卢梭的师傅暴躁专横，因此卢梭少不了挨打。师傅的专横使卢梭对学徒工作难以忍受，并且还染上了一些“违背其本性且内心痛恨”的恶习：说谎、偷懒、偷窃。“由于老挨打，我很快便不以为然了，最后，我觉得挨打是对偷窃的一种补偿，让我有权继续偷。”（卢梭《忏悔录》）
学徒生活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年轻的卢梭尝尽生活的心酸苦辣。因始终处于争吵、挨打之中，卢梭的个性因此变得内向并且精神状态变得不佳，其幼时养成的读书爱好现在也只敢偷偷阅读，卢梭的孤僻性格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
到了1728年，16岁的卢梭终于不堪忍受学徒的生活而独自逃离，从此开始了其一生追求自由的流浪生涯：
“稚弱无辜的年纪，就得面临邪恶和绝望的各种诱惑；在一种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桎梏更加难以挣脱的桎梏的压迫下，去远方面对苦恼、谬误、陷阱、奴役和死亡”。（卢梭《忏悔录》）
卢梭在博塞乡下的童年生活让他感受到了世间的美好，这与他成人后的遭遇形成了巨大反差。卢梭虽然在成人世界里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明白了更多的人情事理，然而却开始了其倍受迫害和颠沛流离的命运。
卢梭在儿时与成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使卢梭对天然淳朴的世界拥有深深的感情，并对成人后的文明社会感到失望，这种情绪在卢梭以后的所有作品中始终都有体现。
1732年，20岁的卢梭经过神甫蓬韦尔的引荐，拜访了年轻的贵妇人华伦夫人，卢梭被华伦夫人收养，他与华伦夫人的交往开始了他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
卢梭自幼丧母，华伦夫人填补了卢梭缺失的母爱，并帮助卢梭找到一份土地测量工作，这个期间卢梭学习绘画、医药，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洛克、笛卡尔，莱布尼兹的书。卢梭还通过自学学会了音乐。
卢梭在《忏悔录》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他和华伦夫人相处的日子，卢梭把华伦夫人视为母亲、最知心的朋友和情人，卢梭直接称呼华伦夫人为“妈妈”，卢梭为此付出了所有的激情，并视他和华伦夫人的相处来自他们最纯洁和神圣的感情。
然而，事实证明卢梭的激情只是单方面的，卢梭成了华伦夫人与他人的第三者，最后不得不离开了她，卢梭为此痛彻心扉，这种痛苦伴随其一生。
在心灰意冷之际，1741年秋，卢梭来到了巴黎。这是卢梭第二次来到巴黎，虽然他看到的仍然是“肮脏的街道，肮脏的旅馆，肮脏的房间”，但是这次却让卢梭看到了巴黎好的一面，因为卢梭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同来巴黎的杰出思想家，其中的一位比卢梭小一岁的年轻哲学家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名字叫狄德罗（1713~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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