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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是大禹最早治理的中国大运河

    鸿沟是大禹最早治理的

中国大运河

          开封古都学会副会长  韩鹏

“运河”,最早开创于夏代。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辞书《尔雅》解释“夏,大也”。故夏禹称“大禹”,夏代运河也称“大运河”。

自上古时期以来,大运河就是在帝王、或国家主导下,华夏民族在黄河下游中国东部平原上创造的伟大人工水利工程,其开凿之早、河道之长、规模之大、获利之多,均堪称世界之最。按照古人对运河约定俗成的理解,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运河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具有航运、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多种功能。

2000年11月9日,我国迄今最具科学性的《夏商周年表》正式颁布,为我国夏代始年于公元前2070年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尧舜命大禹治水、开通大运河提供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凭证,更为上古时期尧舜、中国主导下人工治理大运河提供了可靠支撑。

下面就谈谈自己对尧舜时期大禹治理洪水、开发中国最早大运河鸿沟的一些看法:

一、以开封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是洪水泛滥的尧舜中国。

     

    图一 上古黄河冲积扇、渤海海岸线参考图

上古时期,河南太行山、北邙山东部为古渤海、或古黄海的西岸,除鲁南泰山地区海拔较高外,河南东北、河北南部地区和河南东南、安徽西北地区地势较低,基本为海水所包围。因此,黄河下游、河南荥阳东部的开封地区,被认为是黄河扇形冲积华北平原的首端。

居住在这里的华夏先民,最早受到洪(鸿)水灾害的侵袭,也最早学会了与洪水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智慧和能力。由此,将自然泛滥的洪(鸿)水,人工治理、开发成防洪、灌溉、排涝、饮用、水运的伟大运河工程,也在这里开始。

古黄河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至河南荥阳东北部桃花峪的河道全线贯通后,流入东部的古渤海、或东海。此时,黄河中游地区的沟渠发育迅猛,河系不断发展。随着古黄河中游黄土高坡被严重侵蚀,河水中的泥沙巨增,是上古时期河南太行山、北邙山东部大洪(鸿)水爆发、海平面抬高、土阜岗台形成和自然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也是荥阳以东地区被界定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地理和历史依据。

此时,古黄河下游东北流向被称作“西河”“河水”,孕育了包括上古九州、中州、中土、中国在内的海河平原;古黄河东南流向被称作“洪(鸿)水”,或称“洪(鸿)沟”,孕育了包括上古九州、中州、中土、中国在内的黄淮平原,两者统称“华北平原”,或“黄淮海平原”。而上古时期的开封地区,就位于东北流向的“河水”与东南流向的“洪(鸿)水”、“洪(鸿)沟”、“汴渠”之间,成为孕育开封地区古老土地的母亲河。

“洪”“鸿”发音、含义相同,中国古文献中常将“洪”“鸿”通用。如古典记载“洪水”也称“鸿水”,战国、秦汉时期人工修建的大运河“鸿沟”,也称“洪沟”,故东汉史学家荀悦《汉纪·高祖纪三》记载:“中分天下,割洪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此为“洪沟”“鸿沟”通用之一例。

 图二 河南荥阳河水、鸿沟分流口图

曾在汴州开封居住约十年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一文中说:“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河之南”与“洪(鸿)沟”之间,就是河南荥阳东北流向的河水与东南流向的洪(鸿)沟夹角内的上古开封地区,是受益于黄河下游洪水、鸿沟、汴渠冲积形成的广漠平衍、土阜岗台之地。

上古时期黄河全线贯通后,在下游荥阳、新乡以东地区爆发的“洪水”,也称“鸿水”,是黄河下游重要分支“洪(鸿)沟”的前身或异称,史典中也有称其为“南河”的。“南河”与东北流向的“北河”之间古称“天梁”,也是战国魏都“大梁”名称的起因。

虽然,“北河”“南河”相比,哪个河道更早,或是同时与黄河上中游河道贯通已不可考,但它们在南北扇形冲积中孕育华北平原的历史功绩却巨大、巨伟,无愧于孕育上古时期九州、中州、中国、中原、华北平原母亲河的尊称。

上古黄河在荥阳以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冲积扇,扇缘向东直逼鲁西南山地丘陵的西侧。黄河冲积扇的中轴部位淤积较高,成为华北平原中部的“分水脊”,将海河、淮河两大水系南北分隔。自古以来,黄河河道频繁迁徙,北至河北、天津海河平原,南及安徽、苏北黄淮平原,至今仍保留着决口改道所遗留的大量沙岗、洼地、故道等地形地貌。上古时期华北平原首端开封地理地貌的形成,就是黄河下游河水、洪(鸿)沟、汴渠共同冲积、造就的必然结果。

图三  太行、北邙、开封昆仑台图

因此说,自上古时期以来开封“兴于水也衰于水”的总结,是符合历史、地理发展客观实际的。此水间接而言是指黄河下游的河水,直接而言是指黄河的分支洪(鸿)沟之洪(鸿)水、汴渠水。

二、洪水泛滥的开封是尧舜建都的天下、中国之地。

关于上古时期洪水泛滥于中原开封,造就九个河洲、九州中州、中土中国、土阜岗台地理地貌的客观历史,与尧舜时期的渤海西侵有关,古人在史典中多有记载和传承。

如战国思想家孟轲《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轲文中的“瀹济漯”“汝汉”“淮泗”“江”等,最早均为中原东部黄河下游分流的水道;“九河”,为大禹分流中原东部黄河下游支流鸿沟、睢水、沙水、汴渠、涡水等总的称呼;“中国”,为洪水横流,泛滥的“天下”“九河”之地,也是尧舜二帝居住、建都的“冀州”“中土”“中州”。

公元279年,在晋代汲郡(今河南卫辉)出土了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编撰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也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秦以前文字)。史中记载:帝尧“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帝舜“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帝大禹“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这里的“冀”,是指上古尧舜之前九州之一的中州、冀州、中土,而不知今河北、山西之“冀”。

对此,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卷四坠形训》中,对尧帝之前的九州有详细介绍:“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这就印证了上古中国最早九州之中央州为“正中冀州曰中土”,北方州为“正北泲州曰成土”的历法和历史位置。

大禹治水重划九州之后,“冀”州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始指九州之一的北方州,原“泲(济)州”被“冀州”取代;尧舜之前九州之一的中央州,即“中州”由“冀州”改为“豫州”。

图四 九宫九州方位对应图

从记载上古历史的《尚书·禹贡》中来看,大禹划分的九州分别是:北方冀州、东北兖州、东方青州、东南徐州、南方扬州、西南荆州、西方梁州、西北雍州和中央豫州。中央豫州,简称“中州”,是上古中土、中国、天下(地)之中的核心之地,正与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所测汴州浚仪县岳台“天地之中”、古籍记载开封济水南岸黄帝、嫘祖成婚育子的轩辕楼(丘)同地。

开封古陈留地区,尧舜之前曾属上古九州之一的中州、冀州、中土。唐初名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作证:“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房玄龄所说的“大梁”,尧帝时期属于帝都和九州中央之州“冀州”,也是战国魏国国都、唐代天地之中、今日开封之地。

开封大梁尧帝时期属冀州,大禹时期属豫州,在天地之中之位,是尧舜禹三代为都的中国核心之地。这种观点,在开封本地也有古代方志可作依据。如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仪封县志·卷之上·建置沿革》告诉后人:尧舜“唐虞仪邑,为冀州也,夏商因之”。县志中“仪邑”,为春秋卫国西南城邑,今为开封,明代迁徙到今封丘黄陵岗镇南部一带。战国魏都“大梁”与春秋卫国“仪邑”同地,均为唐尧、虞舜之前划分的中州、冀州,舜帝、大禹时期划分的中州、豫州,汉代划分的兖州陈留郡,今为以开封为中心的周边之地。

图五 春秋开封仪(儀)邑葵丘杞国位置图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尧帝居住的帝都和天下的中心,本在黄河下游“洪水”泛滥的“冀州”“中土”,是“九河”分流的“中国”“中州”之地,也是尧舜二位天子治理的“天下(地)”“中土”所在。

上古时期“洪水”泛滥于“天下”“中国”的主要原因,是黄河下游洪水中泥沙含量大,因地势平缓、河水滞留、河道淤塞造成了地质灾害。但是,在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却是炎帝后裔共工掘开黄河下游鸿沟河道,人为导致尧舜“天下”“中国”洪水泛滥的结果。对此,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本经训》指出:“舜之时,共工振滔洪(鸿)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至今传承下来的“三江五湖”,均在黄河下游的支流、大禹治水“空桑”“龙门”东南方位的“东江”“南淮”,即“江淮”地区,而不会在黄河的中上游地区。

图六 辉县共(工)城、杞县空桑位置图

西汉刘安文中尧舜时期的“共工”,是指自今开封杞县(商周古杞国)夏禹后裔居住的“空桑”,迁居到河南辉县城区文昌路“共工城城址”一带的治水之神共工氏。直到西周时期,“共工城”仍为共伯受封和继承的“共国”都城,共工氏后人也以“共”“工”为氏。据清代道光《河南通志》中印证:“辉县,上古时为共伯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也记载,西周初期,姬姓族人有被封于共(今河南辉县),为伯爵,称共伯,建有共国。说明居住黄河下游的治水氏族共工氏具有历史传承,而不是认为虚构的。

炎帝后裔共工氏,也称共氏、工氏等。由于受治理河水、济水、洪(鸿)沟水“三川”和避仇、逃难、隐姓、生存等因素影响,“共”氏、“工”氏加三点水也称“洪”氏、“江(姜)”氏,洪水、江水都是共工氏曾经治理之水。因此,“洪”“江”二氏也与炎帝姜氏母系、黄帝帝江氏、帝鸿(洪)氏同族。在一些史典记载中,黄帝、共工氏首领也被称为“帝江”“帝鸿”。这就印证了开封西北部、新乡辉县南部的黄河下游流域,是上古时期“共工振滔洪(鸿)水”,导致下游古陈留、杞县“空桑”泛滥之水;也印证了“洪(鸿)水”是流经尧舜帝都、大禹治水冀州,即中州、中国、天下(地)之中的历史事实。

“空桑”,在新乡辉县、开封陈留的东南部,地处上古时期魁隗氏炎帝共工、高阳氏颛顼帝建都的杞县葛岗镇空桑村、高阳镇一带。战国时期魏国人吕不韦《吕氏春秋·古乐篇》认为:“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文中的“若水”,是以北方水神“若”起名的北济水,也称姬水、泲水、黑水、玄水、弱水等,因地处开封北部的济水抚育了黄帝、昌意、颛顼等姬氏先祖,又被春秋时期的老子称作“上善若水”,具有中国母系氏族和而不争、周济天下的美德。济水与鸿沟交汇后分支称伊水(今称圈漳河),流到开封古陈留夏杼六世王都老丘(今祥符区杜良乡国都里一带),商圣伊尹、商汤吉妃出生的帝喾“古莘国”(今祥符区杜良乡东辛庄东北一带),炎帝“空桑”(今杞县葛岗乡空桑村)、颛顼帝“高阳”(今杞县高阳镇)流域,。

尧舜时期,共工掘开新乡辉县南部的黄河南岸护河的高堤,导致洪(鸿)水通过浪荡渠,即鸿沟、汴渠流往东南方向的开封、陈留、杞县下游一线后泛滥成灾。说明此时黄河下游的主河道,已由东北流向的西河转变为东南流向的浪荡渠,即鸿沟、汴渠,成为上古黄淮平原冲积形成的重要时期。

纵观上古以来历史发展的长河,造成这种现象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的基础是地理环境,人为因素具有历史发展的突发性,且均曾多次在中原开封历史上发生过。

如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禹贡锥指》记载: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无他,河水之入鸿沟者多,则经流迟贮,不能冲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实鸿沟致之。”文中的“宿胥”,为黄河下游的宿胥口,也称“白沟”,约在今河南浚县新镇之南。这说明春秋周定王时期的鸿沟,曾成为黄河下游流向开封、陈留、杞县一线的主河道,也是周定王时期诸侯国治理的重点河道。致使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仍然是流向黄河下游东北方向的西河河道淤积抬高、河水滞留、堰塞、破堤等自然因素造成的。

而共工震荡黄河下游南岸的洪水,导致鸿沟淹灌开封、陈留、杞县一线的原因,则是人为决堤因素造成的,并曾在战国末期的魏国大梁、明末李自成攻打开封时重复发生过。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秦将王贲水灌魏国大梁,导致城毁国灭的“河沟”,应指黄河下游分支的鸿沟。所以,清代胡渭《禹贡锥指‧附论历代徙流》解释:“河沟者,鸿沟也”。

可见,古代河沟、大河之名并非专指黄河、西河之河水,也曾指济水、鸿沟、汴渠等水流。

图七 鸿沟位置图

这种人为因素造成的洪涝灾难,与共工引黄河下游鸿沟之水,淹灌尧舜冀州、中土、天下、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手段,与其说惊人的一致,不如说是一种效仿。

三、大禹开发鸿沟大运河在尧舜禹中州、中国。

以开封为核心的周边之地,是尧舜时期大禹治水的主要区域,古人在古籍中也有许多记载的凭证。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认为:“尧舜时,九河不治,洪(鸿)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文中“九河”“九道”“ 九泽”“九山”,本是后来大禹划分“九州”州界的地理依据。

司马迁为了证实大禹开发黄河下游东南流向的鸿沟大运河,还在《史记·八书·河渠书》中,还引夏代政治文献汇编《夏书》为凭:“《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这说明,司马迁不仅自己认为大禹治理的洪水,在荥阳以东黄河下游的鸿沟;而且还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大禹开掘开封之地的人工大运河鸿沟,可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相会,并可以“水行载舟”。

大禹接替父亲鲧所治“九河”之水,本是泛滥于荥阳、新乡东部,即开封古陈留“中州”“冀州”“中国”“空桑”流域的“洪(鸿)水”。导致“洪水泛滥”的原因,是尧帝时期东部地区的渤海西侵和荥阳、新乡黄河下游的河道雍塞、排泄受阻,“九道”不通,“九河不治”等情况造成的。洪水滞留荥阳、新乡东南部的开封古陈留“中国”“空桑”之地,也因洪水滞留的地理环境被古人称作“留”地、“留”邑。

这种情况在中原、开封并非孤立存在,新乡之地,古称“雍(灉)州”“古鄘(墉)国”;杞县“空桑”“高阳”之地,古称“雍丘”。“雍州”“雍丘”之“雍”,都具有洪水被壅塞而成池沼水国的地理环境之意。

直到唐朝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们,仍然坚持把大禹壅塞荥阳东部荥泽,开通开封汴渠大运河流往东南淮水、泗水的历史传承下来。如唐朝地理学家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认为:“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汉永平中,命王景修渠景所修筑,谓之渠堤,岁久湮废。晋末,刘裕灭秦,发长安,自洛入河,开汴渠而归。其后复塞。隋大业(隋炀帝杨广的年号)初,更开导,名通济渠,西通河、济,南达江、淮。”文中的“渠”,是指春秋周定王、战国魏国治理的浪荡渠、鸿沟,也是汉代王景、晋末刘裕、隋帝杨广等仿效夏代大禹、春秋周定王、战国魏国治理洪水,以通淮泗、江淮、诸侯国河运的汴渠、通济渠。

图八  战国鸿沟获(汴)水泗水淮水图

不同历史时期,鸿沟、汴河有不同的分水口和终流地。如先秦时期,因“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故荥阳是黄河与鸿沟的分水口;又因“与济、汝、淮、泗会”,济水、淮河、泗水等便成了鸿沟、汴河的终流地。南朝宋时期史学家范晔《后汉书·明帝纪》曾指出:公元69年,即汉永平十二年,汉平帝“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此时,汴渠的分水口就是荥阳,终流地是千乘,今为山东高青高城。

大禹因势利导,在伏羲时期划定的九州中州、冀州治理“九河”、分流“洪水”,历时十三年“终克水患”,为重新划分和确立新的九州、中州、豫州,取代旧的九州、冀州奠定了基础。

大禹治理的“洪水”,也指河水下游泛滥于开封古陈留“空桑”的“洪(鸿)沟”,后成为夏代禹贡“中国”的大运河。对此,古人早有考证和论述。如宋、元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五国用考三》指出:“文士考《禹贡》言尧都冀州,居河下流(游),而八都(州)贡赋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独淮与河无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来有之,不起于隋。世既久远,或名鸿沟,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达于冀(州)也。今据《后汉书》,则平帝时己有汴渠,曰‘河、汴决坏’,则谓输受之所也......史曰‘渠堤自荣阳而东’,则上疑其为鸿沟,下疑其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黄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汴渠自西而东,鸿沟乃横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独所谓自禹以来有汴者,此则不易之论也。”这段记载,传承着许多尧舜禹三代时期黄河下游的冀州、汴渠、鸿沟与荥阳、官渡、淮水等诸多历史、地理信息,对于研究和印证尧舜帝都冀州在汴渠流域,大禹治水开发大运河,沟通东南“江湖之舟”贡赋的水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述论述可知,尧都冀州在黄河下游流域,而非黄河中上游流域;汴渠、鸿沟作为大运河,自夏代就已存在,而不是隋唐时期才开始出现。至于当时如何称呼,当仍以古人“洪水”“鸿沟”“汴渠”所称为妥;夏代《禹贡》八州(都)贡赋、粮食等也是通过这条大运河来完成运输交纳的,以节省民力。

关于“贡赋”问题,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1世纪以后的夏朝,中国就已有“任土作贡”,即“土贡”之说。本是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八州)向统治中国、天下的帝王,进贡土产的一项经济制度。“土贡”起源于夏代,语出于《尚书·禹贡》中“禹分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文化和制度传承。据出自大禹时期,后被魏国人修撰的《禹贡》记载,夏代将九州土贡划分为三等九级,分别规定了应纳物品。如:扬州贡金二品;兖州贡漆、丝;青州贡盐、浠、海物等等,并分为常贡、临时贡纳两类。大禹时期缴纳“土贡”,主要是通过人工大运河来实现的。但初期贡赋不分,到汉代才真正从赋税中独立出来。

鸿沟、汴渠同指一水,源头均在开封古陈留西北部、黄河下游的荥阳、新乡一带。黄河水“自西而东”流称“汴渠”“汴水”“渠堤”等,上古时期也称“江水”“丹水”,后称“菑水”“获渠(水)”等;洪水“横亘南北”流称“鸿沟”“官渡”“沙水”“蔡水”等,上古时期也称“赤水”“淮水”,后称“淮阳渠”等。

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指出:“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大禹治理后的“鸿沟”,水系发达,不仅与荥阳、开封东南的“淮泗”流域的各州通航,也与上古中土、中国、中州、天下(地)之中的主要河道交会。

尧舜时期,大禹修鸿沟、汴渠,水运东南“淮泗”的目的,首先在于排泄泛滥于尧舜帝都、古陈留之地洪水;其次改造了农田,提高了灌溉和排涝能力,发展了运河两岸的农业生产;再次是方便了“淮泗”流域各州粮食、贡赋的漕运调度,实现了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大禹治水成功后,让农正后稷(居延津有台)、虞官伯益(居陈留梁地)给民众分发稻种,开垦荒地,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又让后稷赈济吃粮艰难的九州民众。他让“淮泗”等粮产丰富的地区把余粮储存起来,待一些州地粮食减产或匮乏时调济使用,使各州诸侯国民众都有粮食供给。这一制度古称“平粮”,传承至今。

所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大禹“令(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由此,鸿沟、汴渠成了《禹贡》“淮泗”流域各州漕运贡赋的主要运河水道。不仅开封鸿沟、汴渠南岸大禹王都阳城古称“平粮台”“平台”,鸿沟、汴渠下游的淮阳、睢阳之地,至今仍有大禹时期转运贡赋、粮食的“平粮台”“平台”地名文化遗存。 

对此,唐代诗人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的诗中,作了客观评价:“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虽然,李敬方说得是隋唐时期的汴水,但利用汴水漕运东南淮泗地区贡赋、粮食的大运河,最早却始于夏代大禹时期。

大禹治水、开发大运河成功后,按照四象、四方定位,重新为环绕中土、中州、豫州、中国、天下(地)之中的四大河流命名,东方为江水、西方为河水、南方为淮水、北方为济水,又称东江、西河、南淮、北济。对此历史,商初汤王在《汤诰》留下明确记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这说明,“南为淮”是大禹治水成功、运河平粮、万民安居之后,以中州、豫州、中土、中国、天下(地)之中为核心,划分“四渎”之一的“南淮”,淮水流域位于上古中州、豫州、中土、中国、天下(地)之中,今日开封的南方和九州扬州(汉代为河南项城一带)之地。

本人此文论证和阐述的观点,归纳起来是:

——尧舜时期,大禹受命治理黄河下游泛滥的洪水时,开发了具有排水、浇灌、引水、运输功能的鸿沟、汴渠,是中国历史上人工最早开发的大运河;

——尧帝时期居住、建都在九州的中州,即冀州、中土、中国、天下(地)之中,位于大禹治理洪水时人工开发的大运河,即鸿沟、汴渠流域,与大禹时期重新划分的九州中州,即豫州同在一地;

——尧、舜、禹三代居住、建都的中州、冀(豫)州之地,也是炎黄二帝建都及后裔居住的开封“空桑”“高阳”“仪邑”“大梁”“浚(亳)都”“鸣条苍梧”“天地之中”之地,同在古陈留鸿沟(江水、姜水)、济水(若水、姬水)流域。(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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