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降人才”
曹魏政权基本上是以汝颍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和以谯沛地区人物为首的新的官僚地主集团所组成。平荆州后，也有一批荆州名士参加进来。曹操先后三次发布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求贤令，广泛地争取到各个地区的强宗豪右、大姓名士的支持。
“月旦评”是汉魏之际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如何把这批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性的结构，也就成了曹魏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
赵翼认为曹操的用人之道是“以权术相驭”，就是说，凭借手中掌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运用各种阴谋狡诈的手段，使这批人通通接受曹操个人的支配，服从他的个人决策。
这种用人之道是和曹操企图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系统的战略目标分不开的。
其实曹操早期的用人之道并非如此，而和刘备、孙氏兄弟相似，着重“以性情相契”“以意气相投”。
荀彧曾经对曹操和袁绍的用人之道作了比较，认为“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得到曹操重用的汉臣“荀令君”
当时许多第一流的人才纷纷抛弃袁绍转而投附曹操，并不是由于曹操掌握了什么了不起的权力，主要是折服于曹操豁达的气度和诚挚的品德，他们把曹操看作值得信赖、可以共事的知己，事实上，在曹操的绝对专制系统尚未建成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对他们施展什么狡诈的阴谋权术。
■“酷虐变炸”之性初现
曹操的个人性格是充满了矛盾的。一方面是，“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另一方面，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极端的“酷虐变诈”(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这两个矛盾的方面在曹操身上也许本来就存在，但是它们的消长变化只有联系到曹操所营建的绝对专制系统的发展过程才能理解。
比如许攸，曾经帮助曹操击破袁绍，立了大功。
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略》)
再比如娄圭，
少与太祖有旧。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众，后诣太祖。太祖以为大将，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议。及河北平定，随在冀州。其后太祖从诸子出游，子伯(娄圭字)时亦随从。子伯顾谓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人有白者，太祖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同上)
因此，曹操性格中的“酷虐变诈”的一面在前期受到抑制，在后期表现突出，不单纯是个心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和曹操维护集权体制、树立专制权威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
刘备和孙权的性格也同样充满了矛盾。王夫之认为刘备的性格是“愎”，孙权的性格是“狡”(见《读通鉴论》卷十)。但是，“愎”与“狡”的性格不利于他们所营建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相反，曹操“酷虐变诈”的性格却为他所营建的绝对专制系统所必需，只有充分发展这方面的性格，才能巩固权力，维持系统的稳定。
■“打土豪，固政权”
应当承认，曹操所营建的绝对专制系统实现了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它的进步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个系统却不大适合强宗豪右、大姓名士的口味，促使他们和国家政权离心离德。荀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记载：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曹操赐荀彧“空食盒”，意味其无汉禄可食
再比如，何夔和曹操的关系也相当紧张。《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记载：“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
曹操征汉中，魏讽等谋反。曹操认为：“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三国志·魏书·徐奕传》)
如果说曹操前期“以至仁待人”，和他的部属推心置腹，相互信赖，到了后期，则疑神疑鬼，把部属都当作敌人，严加防范。
带有特务性质的校事官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在曹操属下工作，说不定什么时候身首异处，或者受到人格的侮辱。
武功高强的汲布便是校事府的成员
曹魏政权中的这种气氛和蜀汉、孙吴是大不相同的。陈寅恪先生指出：“汉末士大夫阶级之代表人袁绍，其凭借深厚，远过于阉宦阶级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2页)
曹魏政权的经济支柱和蜀汉、孙吴也不相同，主要是由国家控制的屯田制而不是由强宗豪右、大姓名士所控制的庄园经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说：
公(曹操)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曹操的屯田有军屯、民屯两种。民屯名义上系招募百姓而来，兵屯即用兵士分番屯种。但是二者都采用军事编制，以军法来管理。屯田客失去人身自由，直接依附于国家，实际上是隶属于国家的农奴。屯田制的剥削和压迫是极为苛重的。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逃亡到哪里去呢?显然是依附于庄园经济，变成私家的部曲、徒附。
因此，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一方面固然促进了生产的恢复，积累了高于孙吴、蜀汉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激化了两类矛盾，一类是国家政权和农民群众的矛盾，一类是国家政权和强宗豪右、大姓名士的矛盾。为了处理这两类矛盾，曹操进一步加强绝对专制系统，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严刑峻法，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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