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勒斯博士与马尔特老师讲述在中国的工作

班达 S·瓦特迈尔对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和马尔特·内勒斯的采访  2015年九月

Interview von Bunda S. Watermeier mit Dr. Wilfried Nelles und Malte Nelles   September 2015

前言

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在2011年发展出一种新的排列程序，他把这种新的程序称作“生命整合程序”，简称“LIP”。这种过程与传统的排列工作不同，它关注的不是主体与其他的关系，如家庭，关系，组织，系统等…，而仅仅关注主体与自身的关系，对自身存在的完全认同，以由此赢得的力量支持自我本身发展（个人成长）以及内在潜力。

这种方法与家庭排列一样，（通过）选择代表（的方式），只是在这里专门代表不同人生阶段的自己。

LIP建立在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发展的七个生命阶段与意识阶段的理论基础上，他们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对发展进行了描述。

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与他的儿子，同样是心理治疗师的马尔特·内勒斯共同主持位于内特斯海姆/艾佛尔和柏林的内勒斯学院的工作。

内勒斯博士与马尔特老师

1

班达 S·瓦特迈尔：威尔菲德，你曾多年与伯特·海灵格在家庭系统排列工作中有着紧密的联系。

你的新的生命整合程序方法是为何以及怎样产生的呢？

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它是自然形成的。

我在家庭系统排列中遇到了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尤其是缺少一个心理学理论。海灵格基本上是没有理论的，他只有一些理论要点，如他关于良知的论述和他命名的“爱的序列”。这其中有正确也有错误。与大多数家庭排列师或多或少相关的系统理论，并不是心理学理论，而是从属于社会学的，将人的职能简化于系统之内。这就是那些开放性的问题，它们隐藏于我做过的工作中，我从没打算过从事家庭系统排列以外的工作的。

很突然地，在一次长途驾车旅行时，我看到了意识发展的那些阶段。我没办法用别的办法描述，它们就是那样地忽然显现了，之后的两周中的每一夜，我都会在凌晨三点醒来，看到新的环节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之后我就写了?人生没有回头路?这本书。

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将是一项新工作的基础，但是，又过了四年，这项工作才与大家见面 – 这件事的发生也很突然，与意识发展阶段当时突然浮现一样，不期而至。

这不是我计划或者设计的，它们都是自行发生的 – 亦或没有发生。我只是让自己随波逐流，既没有想也没有问，我将被带到哪里。

2

班达 S·瓦特迈尔：你曾经讲过，在一些你经常举办工作访的地方。

例如在中国，运用LIP工作会遇到困难。在用LIP工作时需要些什么呢？ 

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LIP是针对现代意识问题的心理学答案。它展现的是，当维护传统意识的内容和形式被挥去，不再影响人们内心时，我们的灵魂之旅前往的方向。基本上，它是停留在传统心理治疗局限上（除了C.G.Jung 和他的一些追随者）。

简短来说就是：传统意识认为：首先有群体（我的家庭，我的先人，我的民族，我的国家…），然后才有我；或者：首先是我的义务，然后是（如果有的话）我的愿望，我自己的人生。

而现代意识则相反：首先是“我”…

在LIP中我们超越了这两点，

我们的问题是：

“生命”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通过我的存在，通过我的人生，

从这个“我”身上并通过这个“我”，

生命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核心是什么？

深种于我的种子，崛起，发展，

形成的规模是什么？

从身体上讲，我们的种子已经长大，

那么思想上和灵魂上呢？

我是那个根植于我的“我”吗？

在一些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人们刚刚开始进入现代的历程，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问题，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懂得。那里的人们在近几十年中经历的发展在欧洲用了几百年，许多年轻的中国人都在寻求局限于“我”，“我”，“我”的答案。

中国社会，至少是在城市里，表面上具有了高度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对生活的期望和愿望上，中国的年轻人与欧美年轻人几乎已经没有区别了，但是从内在来讲，他们几乎还全部在群体意识中。个体是仅仅通过消费来表现的。同时，那些真正智慧的人们的内心经历着在他们心中依然非常影响力的传统模范与对现代生活需求的撕裂。

例如，在几周前内特斯海姆的国际夏日学院中，就有这样一位来自北京，现代，事业有成，独立的年轻女士。她由于不能取悦与她的婆婆而非常困惑。在她的理解中这是她的义务。同时，她有着对了解自我经历自我的深刻的需求，并且她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 , 但总是潜在地良心不安。 

我注意到，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他们发现，从一个视角出发，能够对于自我或者群体/义务既重视又忽略时，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马尔特·内勒斯：在中国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我们带着西方心理学方面的宝贵经验观察着这场飞跃带来的问题，我们怎样处理与这种现代化相对应的自我发展与群体价值观及义务之间的关系。

作为治疗师在这种现代自我意识诞生的时候提供帮助，使其在出生的阵痛中更好地顺利进行。同时，这种帮助不应该带有文化的假定性。它的实现只能是通过最深刻的尊重 - 对于集体价值和那些人们，就像我常常描述的：中国的灵魂。

面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常常忘记，当初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怎样的失误和磨难，付出了多么巨大的血的代价；以及，在多少通往现代的道路上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问题面前，今天的我们仍然还是多么的无助。

纵观中国几千年高度发展的文明，我们相信，在中国，对于个人和群体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人们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答案。而且，这极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西方人的意识，正如传统中医，人体科学如气功，或者古老的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现在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名在中国用ＬＩＰ工作的排列师，我感觉自己像一名助产士：在阵痛的过程中给予短暂的帮助，让一些新的事物来到这个世界，然后离去，留下美好祝福，不去猜测以后将会怎样。 

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经历的对于世界的视角转换是非常精彩的。只有当完全地承认中国的群体意识所具有的权利和力量时，人们才能够清晰地　看到我们个人自由的背后：个人的随意性以及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隐藏其后的痛苦。

我想，你的意识阶段理论（对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也一定是因为你有机会跳出了我们欧洲式的世界观而出现的。

 威尔菲德·内勒斯博士：确实如此，无论如何，首先我在国外的排列工作中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在亚洲。这也是因为，我在陌生人中感觉更自由，没有那种在自己地盘上的约束感。而后者，这种自己地盘上的约束感，确又能让人感觉到根基所在，也就是常说的“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