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特别强调勤俭节约，和睦相处，在多封家书中都提到过这个观点。正因为他的积极推动，曾家才能够长盛不衰，光耀门楣。
那一年，曾国藩身居兵部侍郎一职，督带水师屡得战功。曾国潢、曾国华在家乡治团练兵，曾国荃考取了科优贡，也在置办乡团。
家中几兄弟的发展，让居安思危的曾国藩不得不担心弟弟们会骄傲浮躁，所以他在信中告诫弟弟们，一定要时时内省，处处反躬自责，勤俭忠厚。
“吾兄弟年富力强，尤宜时时内省，处处反躬自责，勤俭忠厚，以承先而启后，互相勉励可也。”
关于做官，有两句格言：“只有公正才能清明，只有廉洁才能威严。”做官的人，只有大公无私，清正廉明，才能够明确是非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不至于犯错误。只有廉洁忠厚的人，不为自己牟取私利，才能树立威信，得到别人的拥护。
关于治家，也有两句格言：“只有宽容才能心情平和，只有节俭家用才能富足。”一家人要有宽恕的心胸，要有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家人和蔼可亲，这样才能够使全家人心平气和，和睦相处，能够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家业才能恒久。
《吾兄弟当洗心涤虑、力挽家运》写于六弟曾国华（温甫）在安徽三河镇领军与太平军大战身死之后。
“祸福由天老爷做主，而善恶却由人自己做主。由天做主的，无可奈何，只好听他。由人做主的，得一分算一分，支撑得一天算一天。我们兄弟决不可以不洗心涤虑，以求努力将家运挽回。”
对于六千湘军和六弟的身亡，曾国藩悲恸填膺，在书信中自我检讨，并提出了“两贵一实行”。
第一是贵在兄弟和睦。去年由于兄弟不和，导致有了今年的三河之变，今后兄弟们应当以去年为戒。凡属他自己有过失的，三位弟弟可以向他提出规劝的箴言，他一定努力改正。三位弟弟如果有过失，他也会互相规劝而痛改。
第二贵在体现孝道。要推广祖父母的爱，用来爱叔父；推广父母的爱，用来爱温弟的妻妾儿女以及兰、蕙两家。父母的坟地必须改葬，请沅弟做主，澄弟不要过于固执。
第三要实行勤俭两字。家里姑嫂不可以讲铺张。后辈儿女不可以坐轿、骑马。诸位女儿不要太懒，要学习烧茶煮饭。读书、种菜、喂猪、养鱼，是一家人家生机的表现。少睡点，多做点，一个人的生气。勤这个字，就是生动之气。俭字，是收敛之气。有这两个字，家运没有不兴旺的道理。
曾国藩反思到，去年他在家里，没有在勤俭两个字上下切实的工夫，至今感到惭愧，所以反复强调一番。
在曾国藩看来，变故的发生和去年几兄弟之间的失和有关，所以他告诫家人要以此为戒，务必力求和睦。
福祸虽由天定，但行善行恶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而善恶能够影响“家运”，所以，曾国藩提倡和睦、勤俭，要求家人要去掉官宦之家骄、奢、懒、贪的惰性，勤俭持家，福气自然长久光临。
在曾国藩传世的宝贵财富中，他不遗余力地向家人讲要恪守勤，时时提醒诸位弟弟要坚持勤，处处告诫夫人要带头勤，每每不忘教育子女要学会勤。
连儿子曾纪泽新娶进门的媳妇，曾国藩也不忘写信给儿子嘱咐其转诫新妇，要她“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
曾国藩的夫人和儿媳们每晚都要织麻纺纱，日常劳作，这与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
也正是由于曾国藩的严格要求，曾家才不断兴旺，而且长盛不衰。
家中有人去往营中，多称赞儿子纪泽举止大方，曾国藩感到十分欣慰。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对儿子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他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曾国藩说，人们都希望子孙能够做大官，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后人做大官，只希望能够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
对于君子，曾国藩的理解是，一个能够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享受安乐，也能耐得住节俭的人，就是君子。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做官二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场习气，饮食起居，仍遵守寒素家风，极为俭朴也行，稍之丰盛也行，太丰厚他就不敢了。
他深知：大凡做官人家，由俭朴到奢侈容易，由奢侈返回到俭朴就难。儿子年纪还小，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
无论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士农工商各种人，只要勤苦俭约，没有不兴旺的，骄奢倦怠没有不败落的。
所以他要求儿子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不要丢失高曾祖父以来相传习的家风。
在曾国藩看来，大凡富贵功名都有命运注定，一半由于人力，一半由于天命。唯有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有志学做圣贤，小时少了居家恭敬的功夫，所以至今仍不免偶尔有戏谑言语和戏谑行为。因此，他要求儿子一定要举止端庄，不妄说话，这才是修养道德的基础。
曾国藩对家人的要求，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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