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行草《咏金山寺诗》，为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珍品。1985年全国馆藏古代字画应鉴入目。1990年定为二级文物。《咏金山寺诗》书法行笔迅疾、淋漓酣畅、醉墨狂书、驰骋奔突。取势险峻跌宕、盘旋婉转、瘦若枯藤、势如蛟龙。章法上进退裕如，纵中寓敛，缓急有致，技法娴熟，风格老辣苍劲、雄沉奇逸。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受到考官袁可立的赏识推荐，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多艰。崇祯十六年（1643），51岁的王铎曾一度避难于苏州浒墅关袁枢寓所，二人交情笃厚，往来间以诗文书画相唱和。袁枢之父兵部尚书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和墓志铭就是王铎亲笔撰文书写的。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殉国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清朝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永历六年（1652）病逝故里。享年六十一岁，葬于河南巩义洛河边，谥文安。
王铎的书法，既把“二王”的一些用笔特点放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张扬。从流传下来很多的王铎临“二王”书作中，我们不难看到那个张扬的王铎，表面上学习“二王”，却又在不规矩地显摆自我，在安分与不安分之间游荡。王铎又善用墨法，浓淡干湿，满纸糊涂，在晚明到清初的书法语言里，这种大胆的探索，给了时人明灯般的启发。
此作王铎书于崇正八年乙亥（1635），王铎时年43岁，正值创作盛年。狂草书咏金山寺七绝诗两首：“大江鳌背擁金堤，解缆攀藤路欲建；赤日常流孤寺外，白云只在暮山西”。“层崖剥落残碑卧，古洞阴森怪鸟唬；卜筑中洽堪自老，何须更棹古陵溪。金山寺之二首，王铎为皓庵先生词宗正之，乙亥秋草具。”钤白文“王铎之印”、朱文“庵”方印。
这幅作品一如既往地延续了王铎大刀阔斧一面的风格。用笔开张，气度轩昂，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每见这种大尺幅作品，总让人联想起沙尘浩荡的将军挥刀，使人动容。通篇气息连贯，一挥而就，有大浪扬帆之气概。
开篇，王铎大笔一挥，用他独有的、极具个性的涨墨开头，恰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高调的开头，把整个主旋律定了下来。开头“大江”二字的涨墨，既是自然的开张，也是有意的起首，这种夸张的手法，以至于“江”字都很难辨认了。随着开头两个字的重笔重墨，到了“鳌”字，便把笔一抬，将沉重的调子抬高。湿笔在“鳌”的“土”部成功转换，“江”与“鳌”之间的牵丝，若连若断，既是承接又是转换。从重到轻的旋律，在“鳌”演绎一次后继续在“背”“擁”中重复。但如果只是单纯地从重到轻的重复，那就太小看王铎的招数了。重复了两次后，“擁金堤”三字之间发生变化。“金堤”从轻到更轻，从湿到干，节奏上开始发生了变化，再来细看这三个字的处理，就发现这种节奏的把握与控制，自然舒畅，在不知不觉之间已被倾倒。再看看三个字的节奏变化，重笔从重到轻，三字之间的牵丝引带，巧妙地将三个字的关系联系了起来。在王铎的书法中，这种连断的运用相当巧妙与动人，技巧上继承了怀素、董其昌一路的断连用笔，并且某些技巧有所夸张和延伸。
王铎的用笔高妙，在于他能把笔全方位用上，从涨墨到牵丝，干湿交错，粗细变化。错综复杂的掺杂，制造矛盾与化解矛盾的对立统一， 在各种组合中不断地上演。“攀”重笔起，一气呵成地连贯下来，“攀藤路欲建”四个字，从湿到干，笔各个面在转换翻动，随着动作与情感的变化，笔头生花，节奏也跟着变化，源于心，发于手。心中的情感依靠手上的技巧变现于纸上。上一次的尽情演绎，感情未得以宣泄完，随着“常”的一竖，第一行的情感随之一泻千里。王铎的用笔，若与《书谱》比较，肯定是谈不上精巧的，而其胜人之处在于能通过大刀阔斧用笔与章法组合，一览无余地宣泄内心的情感。艺术之谓为艺术，在于其能通过技去表现人本而臻于道，而并非单纯的表现技术的层面。
第一行的精彩演绎引发出第二行、第三行的交替组合。其实仅仅只是几个元素的重复，再从中发挥各种组合，便出现各种奇妙的效果。这也就是“自然生发关系”，其实通篇文字从开头两个字生发出来，情感随着变化，一直延伸，线条变化延绵的同时，感情也在高低起伏中扩散，到最后，小字收尾，既是一个结尾，也是情感宣泄到最后，一种“收”的表现。
（黄辛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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