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辉最近重点推介的作家是让·埃默里（Jean Amery），这位经历过纳粹黑暗统治、集中营酷刑折磨的奥地利哲学家，被誉为“大屠杀亚文化中的圣人”。他熬过了苦难，却死于太平，于1978年服安眠药自尽。
三辉已出版他谈论衰老问题的《变老的哲学》，而关于集中营经历的代表作《罪与罚的彼岸》，以及谈论自杀问题的《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即将上市。
△让·埃默里
前几天，有一位媒体朋友在看了《罪与罚的彼岸》新书资料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同我的宣传同事说：“你们真是精神奥斯维辛人。”听完后，同事不禁噗嗤一笑，前有王毅在媒体公开场合怒斥“精日”，如今有人说三辉是“精奥”。
如果说王毅所定义的“精日”只限于“精神上想做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话，我们不希望“精奥”只意味着做一个“精神上的受害者”（让我们假设“精奥”这个概念存在）。
如果这个概念真的存在，那么做一个“精神奥斯维辛人”意味着什么——肯定不应该像定义“精日”时那种民族激情式的片面——也就是说，“奥斯维辛人”的外延需要大于“大屠杀受害者”概念。这正是奥斯维辛幸存者们在灾难后一直思考的，比如普里莫·莱维，他这样写道：
不能因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骇人听闻而不让世人知晓，他们跟我们一样也都是人，当年那些大肆屠杀的罪人和要犯也都是人：他们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感到羞耻，宁愿缄默不语，这并不奇怪，许多人也是无辜的。但沉默是一种过失，在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展览（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之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人们都渴求知道真相，因此，真相不该被隐藏起来。无辜者的羞耻和沉默会掩饰责任人有罪的沉默，并延迟和使其逃避历史对其做出应有的判决。（莱维，《这就是奥斯维辛》）
△普里莫·莱维
沉默是一种过失，“精神奥斯维辛人”不可能沉默，因为
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低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低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在莱维看来，如果连他这样的幸存者都不发声，那些被淹没在集中营里的灵魂，就永远只能是堕入地狱的灵魂，然而他们值得成为更多；如果连他都不发声，那些可能重蹈覆辙的领袖与国家？又如何去记住曾经令人对人性绝望的惨痛历史，怎样避免让人类重受野蛮主义的控制？
埃默里的出发点更私人些，对于曾受到的折磨与凌辱，他认为自己需要思考，需要探究怨恨的来源，由此才可能将之排解（即便最后知道这只是徒劳）：
我作为受害者讲话，探究我怨恨的来源。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我来说。可惜我欠缺某些技巧，这一点在这里会昭然若揭。我倒是擅长一开头就为我欠缺技巧而道歉。技巧是很好很重要的东西，外在的、日常举止的单纯被教导成内心深处精神上的技巧。无论它们有多重要，它们对我们在这里一起努力要做的那种极端的分析并不适用，所以我必须略过它们，冒着造成糟糕印象的风险。也许，受害者中的许多人都丧失了技巧感。流亡、反抗、囚禁、集中营——这不是为抛弃技巧道歉，也不该有这样的道歉。但这是一个充分的因果解释。不如就这样：不要技巧，就用那种我保持真诚的努力以及这个主题迫使我必须采取的那种写作的风度。
如果我想把这个问题排进政治难题的列表，我的任务会轻松很多。那样我可以借助肯普纳、莱特林和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不需要额外的脑力就可以得出非常清楚的结论。那样就会表明，怨恨在受害者身上继续发挥效用，因为在西德的公开场合一直都有凶手身旁的人在活动，因为即便那些战争犯中的重犯的刑期被延长，他们仍然有机会带着尊严老去，比我们活得还久—带着胜利，他们在他们伟大的日子里的行为可为此作保。可靠这样的论战能有什么收获？一无所获。正义的事业由那些可敬的德国人以我们的名义完成了，能比我们自己做得更好、更有效，也更理性。我要说的却完全不是在这一历史的特殊场合中被假定的正义。我所关心的是对受害者主观状态的描述，我能有所贡献的是从内在视角对怨恨加以分析。我交给自己的任务是对被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判决了的一种心灵状态做出辩护，对前者来说这种状态是一个缺陷，对后者而言则是一种疾病。我必须承认我心中的怨恨，我必须背负这一社会的缺陷，将这种疾病作为我人格中需要被整合的一部分接纳下来，然后才能将其合法化。那是一种可以设想不会被人感谢的供述，而且考验我的读者的耐心。（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
△被淹没的真正的“奥斯维辛人”
与莱维不同，埃默里是一个向内发展的个体，他必须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即便灾难已经过去几十年，他仍然必须叩问自己，必须不断地解答、超越。
突然又想起两则新闻，一个是前一阵子的《英雄烈士法》已正式由人大通过，昨天开始实行；另一个是今早看到的，一群孩子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水池旁玩“打水漂”，家长在一旁看着，纪念馆表示会加强巡视，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
历史的权威由官方来修辞，普通人只需要与之保持一致（如若不一致，现在也有了入刑的可能）。如此，莱维所说的“幸存者的价值”何在，埃默里所言的“心灵辩护”又如何有空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没有历史教训需要吸取，相反我们有太多太多历史需要敞开来谈了，多到“有些人似乎觉得过于充溢，倒需要用权力来封禁一番”。
我们肯定不应该沉默，我们也必须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不断叩问，不断超越。你可以管这样的个体叫“精神奥斯维辛人”，但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管这样的个体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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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编辑 | 弓背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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