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布莱恩·马吉 | 文
郭建英、张纯 | 译
Wagner in Paris, 1861
试图洞彻哲学的深度，是我毕生之所爱。
——瓦格纳《我的生平》，429页。
让瓦格纳愿意在接受叔本华影响的可能性面前开放自己，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事件是他在政治上的幻想破灭。政治幻想破灭与叔本华哲学两件事一同进到他的思想中，从他在自觉意识中持有信念的各方各面，向他展示哪些地方他认为是走错了方向。这时他认识到，社会不断改善这件事并不成立，而且从来没有成立过。暴君统治与滥用权力是周而复始的，残忍、自私、贪婪、愚昧、麻木不仁，再加上无爱与背叛，也都在不断重演。它们并非是当前秩序中的事、未几就会被扫荡干净，它们是这个星球上生活的永久特征，不分时代总被翻新。急剧变化将带来新秩序，到那时爱、幸福、自我实现将成为日常秩序，这样的信念不过是悲摧的幻想。
在这个世界上失意、苦难、死亡是每个人无可摆脱的命运，持久的幸福与圆满永远不可能获得。通过在这个世界上的努力让幸福与圆满永驻的企图注定是自欺欺人。不仅仅是我们碰巧被授予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状况无法接受，每一种生活状况都不能满足期望。事实是我们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的存在是短瞬的虚幻的，有关我们的永恒的东西在于空间和时间以外。这就意味着，艺术的功能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揭示这个世界事务的某个未来状态，并指明通向那里的道路，它也不应该是颂扬某种社会政治价值，而且，既然说到这里，它也不应该是颂扬隐匿于人们心中的半价值或半情感，这是指那些虚假价值与罪恶情感。艺术的真正功能与上述这些绝然不同。在最浅显的层次，它就应该是从这个不可容忍的世界的逃逸，去一个可能替代它的地方。让艺术充实的价值观，应该远不是颂扬社会政治现象，而是涉及对它的断然弃绝，以它为邪恶或者渺小，甚至二者兼具。艺术的真正价值应该完全立于经验世界以外，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疆域，艺术要表达的是关于最终与水恒存在的最终与水恒的价值。既要做到这一点，又要让其结果对广大民众保持长久吸引力是不切实际的。让尽可能多的人对它保持兴趣当然是我们的愿望，为了做到这一点当然应该让接近艺术变得尽可能公开尽可能没有限制。但是即使这些都做到以后，我们仍然不应该期待艺术可以对除人类少数一部分之外具有严肃的吸引力。
认为不同门类的艺术有相同潜力的想法不过是一种空头意识形态，是无视事实的一厢情愿。试问一幅水彩画怎么可能与莎士比亚诗剧或者古希腊戏剧有同等内涵？将不同门类的艺术以平等地位对待、组合在一起形成种单一艺术形式，这种设想根本是无稽之谈。1857年初，瓦格纳在题为《论弗朗兹·李斯特的交响诗》的文章中写道：“无论与什么结合在一起，音乐都会保持最高的、拯救性的艺术地位，不会低就。”这已经直接违背他在六年前发表的观点，就是说他原来抱有的对于各种艺术综合一体的观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被他公开放弃了。音乐现在被看成处于形而上学意志之声的高度，独占特殊地位，担当包括诗艺在内的其他一切艺术不能担当的任务，即阐述诗剧的内在重要性。音乐所表达的现实，无关乎舞台上展示的世界，而是处于空间与时间之外。
我在谈到瓦格纳对自己理解的变化和他对《指环》脚本看法的变化时，援引了不同来源的信息，然而他自己写过一封信，一气呵成写出相关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这封信里包含的深入见解值得我们花篇幅在这里引用。这是1856年8月23日他写给吕克尔的(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曾经引用过其中简短的一段)：
你认为可能吗?一个艺术家可以受到他自己以外的智慧的帮助，理解清楚他自己的创作？现在，我有权利这样说，因为就在此时此刻我有了最奇特的经历。很少会有同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上，在他的直觉或者本能冲动方面与他的自觉或者理性思维之间，出现那样深刻的分歧或者离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必须坦白，我是借助他人的帮助才找到了对我自己艺术创作的清楚理解，这个人给予我在理性中的概念，而它们与我在直觉中的原则相一致。
我遵循直觉进行创作的时期以《飘泊的荷兰人》为开始。随后又有《唐豪瑟》和《罗恩格林》。在这几部作品中，只要对潜在的诗意动机有所表达，就一定是通过克己这一崇高悲剧实现的，这也可以说是对意志的否决，在这些作品当中它成为必不可少不可避免的，而且只要做到，救赎便可以到来。正是这一深刻的潜在想法赋予我的诗作和我的音乐那样的神圣感，没有这一想法我的作品就不可能有力量取得它们现在达到的那种深度。然而奇怪的是，一旦涉及我在知性中对于生命的思想，涉及我用理性觉悟去理解世界、在奋斗过程中形成的那些概念，我却总是站在那些作品中所表达的直觉思想的对立一方。我作为艺术家一直在感受，而且一直毫不犹豫地让我的创作从直感中获取缤纷色彩，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却一直在寻求对世界的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我曾经获得过，而且我对它执着恪守，虽然我自已都惊讶为什么每一次与我的自发产生的纯粹客观的艺术直觉发生碰撞，总是它要败下阵来。在尼伯龙根戏剧的工作中我有了最显著的发现。那部戏剧的构思成型时期正是我在我的思想中已经基于古希腊原则建筑起一个乐观主义世界，我相信那一社会的实现只需要人们对它向往。我很有创造性地避开为什么人们不向往它的问题。我记得正是为了这一明确的创作目的，我构想出齐格弗里德的性格，意图就是要表现一个不知痛苦为何物的存在。但是我想要做到的，是通过展示尼伯龙根神话的全部以更清楚地表明我的意图，表现一个充满不公正的世界如何从最初的错误中发展出来，最终崩溃，以此来强调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必须辨明不公正，从根子上将它铲除，并建立一个正义的世界。但是不！我哪里知道从工作的开端，从我对设想最初细化开始，我就在无意识中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无比深刻得多的直觉的的引导，我并没有只理解到世界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是抓住了世界的真正意义和实质、它的所有阶段，并且意识到它的虚无。到头来，因为我听从了活生生的直觉，而没有听从有关整部作品的抽象构思，与我开始设想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呈现出来了。但是我记得，到过程接近最后的时候，有一次我决定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把我本来的目的表现出来，于是就借助布伦希尔德最后对周围人做出的多少有些过分渲染的表白，她先指出占有的罪恶，然后宣布只有爱才是应该去追求的赐福，而(不幸)并没有说明爱的性质，可是我们看到在整部神话的展开过程中爱起到的是毁灭作用。
因为受到知性中意图的干预，以至于让我在这个段落里走偏方向到如此程度。很奇怪的是我一直对这一段非常失望，直到后来叔本华为我带来知性概念上的完全转变之后，我对它感到不满的原因才终干变得清晰起来。也是这一转变给予我的诗作充足的基石，使它能够与这部戏剧的整体思想取得一致，而那也就是简单直率地承认事情的真正关系、杜绝一切鼓吹某种理念的作法。
正如瓦格纳在上面最后一句话中讲明的，在这一实例中《指环》的脚本如实叙事，没有像他在写作意图中想到的那样去做宣传或倡导。在同封信紧接下去的内容中，瓦格纳不仅将他对这类事情的领悟归功于阅读叔本华，甚至还将他对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从过去的旧态度演变成后来的新态度也归功于阅读叔本华。“一旦被叔本华以他的深刻而有启发性的突破为我解决了在知性概念( Begriff)与直觉( Anschauung)之间存在的差别以后，我就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因为我意识到它是真理，它以如此强大的说服力作用于我，我在完全认识到它的本质以后欣然将它纳为己有。我也不会去犯那种自以为是的错误，通过与人争论强迫他人接受。我极为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是我最深层的直觉已经得到满足，我自己是不会被那种方法说服的，所以我看到，如果要让另外一个人完全接受我在这里谈到的真理，那个人必须首先从直觉上感受它，否则不可能从知性上把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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