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伯格综合症诊断扩大化始末
译者：maoxinnan

阿斯伯格综合症以及亚斯皮——这一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对自己这一群体的爱称——似乎随处可见。

由于被认为处在孤独症谱系的高功能端，近20年来对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定义显得愈发松散——不论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还是外行人员皆是如此。而目前在许多情形下，阿斯伯格综合症已成了社交障碍的代名词

。 但是，有社交障碍的人群不见得就是孤独症患者，将他们诊断为患有孤独症其实通常是在帮倒忙。一队由美国精神病学会指派的专家特别小组正致力于探寻改变我们对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断方式。真正的孤独症主要表现为在语言接受能力（即对声音和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存在问题。孤独症患者的音高和语调会 不协调，语言迟缓是常见现象，句法发展也受连累；更有甚者，可能会翻来覆去地说个不停。

 

最终，目前尚处于开始发展阶段的生物学标记将有助于把孤独症从社交障碍中区分出来。举例来说，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们近来已开发了三维脑部扫描用以观察

大脑连接情况。初步研究表明，孤独症患者在和语言习得能力有关的脑部区域呈现出连接过多和连接紊乱的状况。

 

然而，具有显著人际交流缺陷的儿童和成人与具有语言习得问题的儿童和成人被混为一谈。目前，随着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断愈发松散，那些或者害羞腼腆，或者对 一些诸如列车时刻表和棒球统计数据等东西存有古怪的兴趣，又或者与同龄人存在沟通障碍——而不具语言习得问题的儿童和成人被归入到孤独症患者的群体中。

 

近年来，“爱因斯坦一定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之类的推测大量涌现。克里斯多夫-希金斯推断说他崇拜的知识分子英雄乔治-奥威尔一定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确实，奥威尔有严重的难以适应

英国私立学校的问题——这并不奇怪，源于他痛恨教师们居高临下的口吻和学校的管理人员——但是或许没有一个孤独症患者能像奥威尔那样，在下缅甸当上警员。类似地，像查尔斯-莫里斯之类作者指出沃伦-巴菲特被认为拥有某种孤独症症状，据推测是阿斯伯格综合症。

 

一项1992年出台的美国教育部指示推动了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断扩大化。它呼吁为孤独症的儿童患者和“未另作说明的广泛性发展障碍(P.D.D.-N.O.S.)”（一种能将具有各种社交障碍的儿童归到一起的诊断说法）的儿童患者提供

更多的服务。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断就此飞速扩大化。令人惊奇的是，在加州，患有P.D.D.-N.O.S.的儿童并未给予更多的服务，孤独症诊断案例也没有上升。科学依据太少而意外结果太多了。

 

这种诊断方式的负面影响在于有证据表明：当下被诊断为孤独症——例如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社交障碍儿童，当他们在学校大环境中被不恰当地与真正的孤独症儿童归于一起时，表现出更低的自尊和更差的社会发展。此外，很多我们这样临床医生已经看够了青少年拒绝就业机会的事情发生，例如在美国和平部队中，当他们被给出 阿斯伯格综合症而非社交障碍的不适当的诊断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果阿斯伯格综合症在乔治-奥威尔的病史档案上留下过永久性的一笔，那么也许他永远也写 不出那些关于猎杀一头大象的精彩文章。

 

鉴于人是社会性动物，人际交往能力也许是最重要的天生技能——与语言表述能力和数学逻辑能力一样或更为重要（借用哈佛心理学者霍华德-加德纳的说法），这 些技能主要集中表现在学校里。社交障碍绝不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些缺陷却被随处可见的阿斯伯格综合症诊断给贬低了，并且被错误地归入到孤独症的情况当中去。

 

前《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者蒂姆-佩吉在他2009年的《平行游戏》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成年后得知自己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时的释然，因为这一诊断为他长期以来的社交困难提供了解释。但是“社交障碍”的标牌也许比“自闭患者”的说法更能精确地形容佩吉先生这样的人，同时听起来也许同样令人释然。此外，具有正常语言表述和接受能力的成人和儿童能够从社交技能节目中，获得比真正罹患孤独症的成人和儿童来的多的好处。事实上，蒂姆-佩吉的大量社交技能来自于埃米莉-博斯特教授的课程，正如沃伦-巴菲特认为戴尔-卡耐基的一个节目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对巴菲特先生和佩吉先生来说，这些社交技能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相较真正的孤独症儿童或成人因为语言缺陷和认知缺陷而

往往使他们处于智障层面的水准来说，他们能够更为彻底地完善自身。

 

许多如今被不当地贴上了“亚斯皮”的标签的人们，正使得这个世界更为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他们在例如：物理学、棒球统计数据或投资策略等领域的古怪所学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不像患有彼得-潘综合征的成人们永远在青春期徘徊，具有显著社交障碍的儿童和年轻人更易于有效地融入成年人的生活状态中。他们的专注力之严肃和突出更加适应于成年人而非少年人或青年同侪们的兴趣爱好。

 

然而不论好还是坏，阿斯伯格综合症已成为了人类文化景观中的一部分。对于一个人“有一点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议论似乎也成为了日常对话中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去年《衰仔乐园》中的一段场景

也专为阿斯伯格综合症而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更好的用以区分孤独症和单纯社交障碍的生理学标志的出现能够

阻止这种愈发将人病态化的潮流。

 

但是，正如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幼儿神经病学家玛莎-丹克拉

所抱怨的：在未来的美国人当中，唯一有可能不被贴上“有一点阿斯伯格综合症”标签的，就只剩下政客和说客了。这些政治机构的成员也许会被标榜上其他精神病的标签；但不像我们这些其他人，他们至少不会被认为是亚斯皮。

保罗-斯坦伯格是一位精神病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