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禁令为何拦不住后世宦官专权？

宦官在中国出现的很早，据可考史料推测，大约早在夏商周的宫廷中可能就有了宦官的存在。东汉、唐、明三个朝代，宦官专权的现象比较严重。史料中说到宦官在明朝猖獗，是大患的为数不少。明代的宦官，虽无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那般气焰嚣张，更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也操纵在自己手中，但明代的宦官人数之多，用事最久，权力之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是罕见的。自明代永乐朝宦官逐渐得势，到明思宗缢死煤山，宦官在明代朝堂上活跃了两百多年。


但明初时，宦官是很没地位的，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对宦官立下了种种规矩，譬如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还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在当时，宦官连识字都不可以，是无权可专的。到后来却设立内书堂，请翰林院的学士来专门教导，其间有着天壤之别。明朝宦官的权利从哪里来？其从不得势到得势有着什么样的原因？


燕王朱棣（即明成祖）以“靖难”为名而发动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夺得皇位，这其中有宦官的功劳。而且，明成祖即位后，因身边反对派依然众多，不得不对身边的宦官渐渐加以重用，于是，宦官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明史·宦官传》）。但总的来说，宦官在当时还不至于后来那般猖獗。明宣宗即位后，担心他的叔父朱高煦夺位，不敢信任大臣，防范很严，只能对身边的宦官越来越信任和依赖。其中有有项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规定：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还给宦官设立了内书堂，相当于宦官学校。专门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宦官研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等。明朝第一个专权宦官王振便出自内书堂。


更甚者，宣宗还规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


明朝中期，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随着上层统治集团日渐腐朽，宦官专权形成。年少骄纵荒淫的英宗，不问政事，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后来王振挟持英宗出战瓦剌兵败后，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杀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忠君思想浓厚。因此宦官再专权，也没有发生唐朝时任意废立生杀皇帝的事出来。明朝时，是通过极端专制主义的行为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设立厂卫等特务组织等，但内阁、宦官的权利都还是归皇帝赐予的。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归了太监了，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太监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却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宪宗赋予亲信宦官以军政大权。邹智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上疏：“臣又闻高皇帝制阍寺，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岂高皇所许哉。”邹智所说的是时领西厂的宦官汪直。汪直气焰嚣张，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外出都如皇帝出宫一般前呼后拥，朝中公卿大臣都要给他让道。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遇到他没有避开，被其极尽羞辱。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汪直两次外任边将，手掌兵权，指挥军队作战。权利之大，可想而知。明代宦官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朱元璋颁布“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为何被背弃得如此快和彻底？究其原委，其实原因有：


其一，封建集权程度空前加强和政治需要。朱元璋朝政时，事必躬亲，为的就是要将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另据《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劈昵者提督之。”由此可知，授宦官以权柄，不过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已。


其二，主怠赖宦，继任皇帝大都昏庸懒散，不问政事，坐享其成，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魏宗贤权利那么强大，也就是因为熹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顽重”，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玩，可就是对朝政不感冒。


朱元璋最不愿意宦官干涉政权，立于宫门铁牌不仅没拦住宦官涉政，还让宦官得以为所欲为，被后人耻笑为“最大的太监帝国”，真是讽刺和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