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短期内数起弑母案，别让最脆弱的链条最承重

昨日（20日），媒体报道了一条警讯：江苏盐城13岁男孩，因为不服母亲管教，与母亲发生激烈冲突，致其当场死亡。

这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发生的第四起弑母案。2017年12月，四川大竹13岁男孩弑母；2018年12月，湖南益阳发生12岁男孩弑母案、湖南衡阳发生13岁男孩锤杀父母案。如果捋一下同类新闻会的时间轴会发现，上一次以“未成年人弑母”为关键词的热闻还要追溯到2016年甚至2011年。

短时间内密集出现，令人扼腕。

益阳12岁男孩弑母之后，一句“我杀的是我妈，又不是别人”，引起舆论震惊；正常返校上学的尾声，又让公众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践踏人伦、天理、国法的犯罪行为，被如此轻拿轻放，已经对社会心理构成了极大的挑衅。因此与此相关的公共讨论，一直集中在未成年人犯罪如何罚当其罪的方向，降低刑责年龄、按心理成熟度确定个案嫌疑人是否负刑责、激活未成年人犯罪收容教养、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机制等等公共议题，一直延伸到今年两会的庙堂之上。

如果说基于个案，更适合从法学层面讨论“如何救济”；当事件有了集群效应，社会学意义上“因何出现”的追问，就应该出场了。

这几起案件所指向的问题的同构性，很明显。青春期、留守、城乡结合部，是案件中的共同要素，换个角度说，案子是以往已经预期到了的社会问题叠加后的集中爆发，极端呈现。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伦理守护和文化重构的问题已经棘手，留守儿童看护和教育问题同样严峻，家庭教育的方向是目前连城市精英家庭普遍焦虑的事情，现在三者叠加在了这些少年罪犯的成长环境中。

从社会治理角度，应该着重关注这个问题：最脆弱的链条正在承担最重的重量。城乡结合部、留守儿童群体，是学校教育和社会矫正机制最为薄弱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以拉拽一个堕落少年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少年的成长轨迹全部有赖于家庭教育规制，而恰恰这里的家庭，是城镇化抽取劳动力的对象。能够渐次递进阻拦未成年人错与罪的社会机制缺乏，与家庭教育的失守同时出现，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在了益阳弑母少年的父亲的那句话中：“平时对孩子管得比较少，一年有见他一次有时候两次。现在民愤太大了，希望政府能帮助解决。”

这些长期社会问题叠加的领域，是社会治理物理上的“深水区”，是决定整个木桶水位高地的那块短板。在事后的司法处理方法上，已有评论者建议，拿出精细化功夫，建立这一套渐次递进的错误-违法-犯罪的处置方案。在事前的预防上，更应以留守儿童为抓手，详细梳理这些年新型城镇化建设、扶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更“对靶”家庭帮扶还有哪些。近些年来，留守儿童被虐待、侵犯、遗弃的新闻层出不穷，溺水、车祸、自杀的消息也间或传来，有留守经历的未成年人犯罪甚至弑亲的行为，和上述的遭遇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弑母的这种极端行为是毁灭性的，当事人和其家庭，命运都不再可逆。正是这种不可逆，警示了“最脆弱、最承重”的后果，呼唤治理力量向关键薄弱点更进一步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