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院西河头龙湾街的民族资本家钱瑞生（1880—1946），拥有财源广进的“钱广顺”商号，在鼎盛时期，其雄厚的资产在濮院名列前茅。
钱瑞生是濮院庙白棉羊浜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刚满十六岁的钱瑞生，卖掉了分家得来的两间平房、三亩田地，还有一只羊，怀揣二十块光绪元宝（银元），只身来到濮院镇上谋生。当时，乡下的家里人都说他是个“掼脱货”。
钱瑞生迈出了这一步，实际上断了自己的后路，他必须在濮院镇上闯出一条路来。
钱瑞生刚来镇上时，在龙湾街西成桥堍钱家羊行打短工，每天上午帮助拉羊，下午帮附近茶馆挑水。这附近有四五家茶馆，由于钱瑞生身体好，人也克实，大家喜欢叫他挑水。这是辛苦的体力活。
钱家羊行也有一家茶馆，门口放两只大号羊篰，里边开茶馆。老板娘是钱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务正业，二儿子不听母训，帮有钱人家到处要债，上嘴唇有一块红疤，人家都叫他“红嘴巴”。1939年冬季的一天，钱家老二象往常一样去塘北帮人家要债，回来时在夏家弄被镇维持会的人截住，要他到陆家桥帮岸日本兵队部去一下，他就从夏家弄西王厅对面石灰弄（因钱家石灰行成名）到了家里，对他母亲说：“东洋先生要我去一下。”当时，钱家隔壁是开“三点钟”羊肉面店的吴顺官，后来他说“红嘴巴”如从后门逃走了也就没事了。因为日本人怀疑钱家老二通中国兵，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起码知道中国兵的情况，所以把他叫到陆家桥日本队部，让他交待中国兵的情况，钱家老二称不认识、不知道中国兵，即使日本兵严刑逼供，钱家老二也没交待什么（实际上他确实不知道），恼羞成怒的日本兵为了杀一儆百，把他紧紧捆绑后，在他脖子上挂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来询问此事，钱老太太说：“不要问了，他自己也不好，不听我话，在家安安耽耽晒晒茶，也不会出这种事体。”
回头再说钱瑞生，他在钱家羊行日复一日地拉羊，空了给茶馆挑水。这样做了两年，每月拉羊薪水2块银元，加上帮助挑水，每月也有3块银元的收入，所以几年下来积攒了近百块银元。
西成桥南堍有一家管家漕坊，有十几间房屋，雇了七八个工人。原先这房屋是一金姓大户人家的产业，清咸同年间，由于受到“长毛”（太平军）的不断侵扰，经常担惊受怕，就搬家外逃了，这房屋后来被“长毛”侵占。太平军失败后，外逃避祸的金家回来就把这房屋卖给了管姓人家。管家就在这地址开设了漕坊，由于经营不善，经常亏损，漕坊歇业，有意把这些房屋低价出售。这消息刚好被在钱家羊行干活的钱瑞生得知，他就问管姓当家，你这房卖多少钱，管家说最便宜150块银元。钱瑞生说：“我这两年挣了100块银元，加上身边家中带出来的20块银元，总共120块银元，你就卖给我吧。”管家当然不肯，但在钱瑞生左说右磨下，最终松口了，22岁的钱瑞生便买下了西成桥下的管家漕坊。
钱瑞生买下管家漕坊这十几间旧屋后，还是在钱家羊行做工，这样过了近半年，钱瑞生想把这旧屋整修一下，首先是拆掉旧屋中的老灶头。这个老灶头是金家留下来的，金家是大户人家，吃饭人多，所以砌了个大灶头，卖给管家后，漕坊人也多，所以一直延用这大灶头，但钱瑞生一个人就不需要了，放着也碍事，就叫了个工人帮他把这灶头拆了。
当灶头快拆完时，钱瑞生忽然看到灶下有一只瓮，就对请来的工人说，你去吃饭吧，剩下的我一个人来拆好了。工人一走，钱瑞生就关紧大门，挖出一只瓮，一看里面装的是银元，再挖下去，又挖出两瓮银元，在惊喜中倒出来一数，竟有近三千枚银元。钱瑞生不敢声张，把这三瓮银元在屋内择地重新填埋。后据老人们回忆，这糟坊灶下的三瓮银元可能是“长毛”占居时藏下来的，后因兵败逃跑而没有取走。
第二天，钱瑞生去钱家羊行，辞去拉羊的生活，说想要去卖石灰。
钱瑞生辞去工作后，买下了姚家烟行弄堂隔壁的两间店面，并请人修建。自己去了一趟湖州长兴，买了十二吨一船石灰。没过几天，房子修好了，地皮防潮同时完工，石灰也到货了，就这样钱家石灰行开张了。这一年，钱瑞生23岁。
▲“钱家石灰行”老屋
从此，隔壁的弄堂就叫“石灰弄”。因为附近茶馆多，弄内有一只露天小便池，也有人叫“撒尿弄”。
经营石灰行的钱瑞生娶了东河头翔云观旁边殳家的女儿殳锦秀为妻，他们育有三子一女。
“钱家石灰行”成为钱瑞生立足濮院的创业基石。以此开始，钱瑞生在濮院商界站稳脚跟，风生水起。他在濮院镇西河头龙湾街创建了“钱广顺”商号，经营磁杂、桐油、草席、铁锅、碗盏、香烟、陶器、锡铂、土纸、火柴、肥皂、六矾、矿烛、煤油等品种。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政府首次进口煤油，次年外国煤油公司先后在杭州开设了亚细亚公司，经营“美孚”牌煤油。经商后的钱瑞生看到了商机，前往杭州与外国公司签订了合同，取得了“美孚”煤油在濮院的特约经营权，从杭州进货，批零兼营，供应濮院及周边地区的其他商店。“洋油”“洋火”“洋钉”“洋肥皂”等泊来品，为“钱广顺”商号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生意更加兴旺。
而钱家石灰行同样得到不断发展，成为当时濮院唯一一家品种齐全的建材商店，经营各种规格的砖块、瓦片、铁钉及石灰。
因此，“钱广顺”很快成为了濮院的一方富贾，在民国初期就装了电灯、电话，购置了自行车、留声机等洋货东西。
当年，“徐恒源”油坊收购菜籽、稻米季节，资金周转不过来时，常去“钱广顺”借钱，用“栲栳”（即笆斗）装银洋钿，一借就是几“栲栳”。所以，那时西河头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徐恒源的产业，钱广顺的银洋。”
然而，日寇侵略，中国有难。1937年冬杭嘉湖沦陷，濮院自是不能幸免。而钱家的富足，引起了一帮土匪、汉奸的垂涎。西河头距“钱广顺”商号不远，过西四五十米处，有一家“农民茶馆”，店主沈氏生得一表人材，身高有一米八，他明里开了家茶馆，还担任了濮院商会会长，暗地里却是通土匪，干着“拔财神”（绑票）的勾当。
1939年秋冬的一天清早，钱瑞生从家里出来，准备去西成桥北茶馆喝早茶。刚走到“杀猪弄”（因有庄氏杀猪坊，故名）里，被两人绑架了。绑匪用黑布蒙了他双眼，用枪顶着他的后背，说：“你识相点，我们要钱不要命。”绑匪把他架到西成桥下预先停着的小船里，一路驶向塘北。另有绑匪向他家门里放了一封信，声称钱老板在他们手里，要人拿两万银元来赎，三天为限，过期撕票。
直到天亮，钱家看到这封信，急得六神无主，有人出主意向商会会长求教。于是钱家就把这封信拿给沈氏看，并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现洋，是否能少一点？沈氏说：“我去托人联系。”第二天，沈氏回复：经朋友求情，绑匪同意以一万五千大洋赎人。
钱家立即备齐大洋，请橹行仲师傅陪同钱家二儿子，乘坐脚划船到三里塘，按约定地点交付银元。第二天，绑匪就把钱瑞生放了。其实，这次绑票是沈氏串通绑匪实施的（两年后，沈氏忽然被人枪杀在“杀猪弄”）。
塘北绑匪看到钱家这么有钱，又这么爽快，半年之后再一次绑了钱老板，这次要价三万银元赎人，不交撕票。然而，钱家手中确无这么多现大洋，又托会长去求情，回复：“同意二万五千大洋赎人。”
为了凑齐大洋，钱家把藏在地下的银元挖出来，由于银元长期埋于地下，光亮度有别于流通的银元，暗沉沉的，怕绑厞看出来，知道他家地下还藏着银元，下次还要来绑，就到东河头买了三捆老草纸，全家动手，把这批银元全部擦亮，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交给绑匪，人被放回。后据钱老板说：他被绑到塘北，关在地下窖里，没有挨打，吃得还好，比家里吃得好。
然而，绑匪把钱家看成“大肥羊”了，不久，钱瑞生的大儿子被绑架，交付赎金两千块银元。又不久，他的二儿子也被绑架了。二儿子从小跟着他外公学武，会搏击，手脚灵活。半路上，两个绑匪一左一右押着他走在田塍上，他趁两匪不备，用双肘击到了他们，撒腿就跑，逃过一劫。
钱瑞生经过了这几次绑票，依然不加防范，早茶照吃，料理生意，空下来就坐在店里垒起来的店板上。因此，毫无防备的钱瑞生又一次遇上了“拔财神”的厄运。这时，他那在上海读书的女儿正好回家了，听到父亲被土匪绑架了，尤其是父亲与两个哥哥以前多次被绑架过，十分气愤，立即去找了她的同学、苏州“小开”托关系放人，这苏州“小开”的父亲在上海朋友多、路道粗，了解到嘉兴有个张鹏飞，势力极大，经过上海方面的电请，张鹏飞派人到了塘北，解决了此事。钱瑞生回家后，捐给张鹏飞部数百银元。
经过多次这样的折腾，钱家的积蓄全部付之东流了，“钱广顺”商号生意逐渐萎缩，仅以维持生计而已。
抗战胜利后，钱瑞生将石灰行交给小儿子打理，帮大儿子在濮院南河头开设了石灰分行。接着，又为两个儿子分别投资创办了“钱杏记”（资本600万元）、“源昌”（资本400万元）两家磁杂店，规模为濮院镇之最，以图重振钱氏商业江山。
▲作者（右）在采访钱家后人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具有经商才能的钱瑞生在经营“钱广顺”商号的过程中，刻苦耐劳，省吃俭用，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乐善好施，曾把“瑞”字拆开，化名“王山而”出资重建“王母桥”，捐款重修“西成桥”、整修“杀猪弄”。民国二十三年（1934），天气大旱，农村颗粒无收，钱瑞生在商号门口广施善粥，以供饥民果腹。
钱瑞生从濮院乡村闯到濮院镇上，这个别人眼中的“掼脱货”，经过艰苦创业，不断打拼，终成民国濮院商界的一个传奇人物。
【作者简介】何强明，濮院人，出生医学世家，就读于桐乡三中，下放知青，曾任桐乡知青塑料厂厂长，后一直经商，热爱家乡，爱好文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