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身体多病，但是，他从不忌言生死，总是乐观面对。杨绛先生说，他是个乐观的人，对生死自然规律看得很明白。1989年3月，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头晕，就对人说，同他一起出来的历史学家黎澍和外交家宦乡相继过世，他也快了。大年三十，人家打电话来拜年，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老啦！要死啦！”他不喜过生日，认为“祝寿祝寿，我看是促寿！”“‘祝寿’可以‘促寿’，‘延年’能使‘厌年’，此又物极必反之理也”。你安慰他病会痊愈，他答道：“长寿乃《西游记》车迟国和尚所谓‘长受罪’耳。乃蒙善颂善祷，‘美意延年’，愚夫妇无以报称，唯有祝体健笔健，健饭健步，‘老子犹龙’，不负斯语。阿门”
他对老病相生、老衰不可医、人生苦短的道理看得很清楚，所以晚年痼疾缠身，都能坦然对之。在晚年所著《管锥编》中常有发挥。“世寿无穷，却不能分减与人，亿万斯年，于己无与”。“病乃变故，衰属常规；病尚得减，而衰老相期，与日俱老，则亦逐日添衰；病可待其渐除，而衰则愈待而愈积”。“心力颓唐，不耐贯注，体力乏弊，不堪运使，懈散而乐于放慵，所谓‘不相综摄’”。颇似夫子自道。近耄耋之年时，他在给吴忠匡的信中说：“年来老病缠绵，遵医戒谢客谢事。近虽大段已瘥，而稍一用心，便终宵不寐，已废书不看近四个月矣。衰老即是一病，病可治而老难医，病或日减而老必日增，乘除消长。陶篁村句云：‘老来无病亦支离’，况有病乎！吾弟将来当能体验及此。”他曾对舒展说：“世间无药可医老。每病一场，健康即减退一分，恰如强国入侵，打个平手或转败为胜已经不错了；弱国若想尽收失地，那就失之为妄想了。”
他对生死看得很淡，但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却显出一般老人的“世故”，显得可爱。1992年初，钱钟书久病初愈，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的编辑黄伊到钱府，无意中说：“我已好多年不上医院了，除了流年不利或偶然感冒发点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钱钟书听后，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把拉起黄伊，连走几步拉到写字台前，抓住他的手强摁着往桌面上连拍三下，说：“在我们无锡老家，长辈听见自己的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夸了海口，在地上拍三下就会逢凶化吉，百无禁忌。我们年纪大了，弯腰到地不方便，在桌子上拍三下，也一样的。”
从1972年至1975年，在“文革”的阴影中，钱钟书蜗居在学部七号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1974年哮喘大发几乎送命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管锥编》初稿的写作。该书编辑马蓉说，这部著作是在“钱锺书同志大病之后，担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他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
晚年身体不好，又想留出更多时间读书与写作，他推辞了很多学术和社会活动，拒绝了很多新闻媒体采访的要求。多次嘱咐身边亲近的人，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他身体不好。后期因右拇指痉挛，他以此还谢绝了很多题签之类的请求，书信也尽可能的少回。但即使如此，在此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写作环境好，钱钟书却再也没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了一堆笔记和莫大的遗憾。
当有人问他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老成之言，平易而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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