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
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林则徐、魏源的重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海国图志》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启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