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四年，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和他同船回来的还有严范孙先生，大家都去大沽口码头迎接他们，她也去了。
那时，她已从幼师毕业，留在了严氏幼儿园和朝阳观幼儿园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关门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他也长高了些，却比以前更瘦了。
她听说，他父亲仍然失业，在美期间他把本来就很少的补贴节省下来，接济拮据的家。她还听说，他本来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却因为要养家，决然回国。可是，当她仰望他的脸，却看不到任何苦难怨恨。
1914年，在大沽口码头的海风里，她站在迎接的人群里踮起脚尖看他，他沉默地微笑，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出美好的光泽，她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他回国后，去了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她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他们终于正式认识了。
不久，他去了清华学堂任教，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作为系主任，他很年轻，甚至许多他的学生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他已属大龄，早该结婚生子。于是，许多热心的人开始为他保媒说亲，却被他一一拒绝了，直到年近三十，他终于同意了一桩亲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这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他一直不肯娶，直到有人来介绍她，就好像他是为了她才等待了许多年。可惜并不是，他只是为着他的“孝”，他的兄弟说：“他显然是为了全家大局而把自我牺牲了。”他一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没有精力也没有钱再供养另一个家，直到他的弟弟也工作了，家中的困窘得到缓解，他才将自己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可是她呢，她一直到二十六岁都没有嫁。在那个年代，二十六岁实在不是什么青春年纪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他。
订婚之前，她的同学听说了，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她微微笑道：“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哪里需要别人来说，她早知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亦早知他清苦贫寒的家境，可是，对于嫁他，她有坚定的决心。
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长女才一岁，次女还怀在腹中时，他取得了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赴美两年，她独自生产、抚育两个孩子。等他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回国的时候，他们搬入了清华园南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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