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穷，就怕病，一病毁所有

01

《我不是药神》的热播，引起全民热议。一个因为大病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特殊群体，被推进大众视野。

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因贫延误治疗，因病负债累累。贫病就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你缠着我，我扯着你。

穷一点没关系，只要有手有脚，只要勤快努力，活下去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便不能活得很体面，但至少有健康。因为健康，是一切有尊严的生活的第一前提。

但是病就不一样了，尤其得大病。不仅要忍受疾病和治疗带来的双重痛苦，还要耗费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孤军奋战完全不可能，必须全家老少一起上。

高昂的治疗费像一双无形的黑手，勒住了家人的咽喉，让所有人都透不过气来；又像一块悬在头顶的巨石，随时都有可能坠落，压垮所有人。

最可怕的是，钱没了，人也没了，人财两空梦一场。

人生就像踩钢丝，步步惊心。生命如同飘摇在枝头的树叶，骤雨扫过，零落满地。谁也不知道，下一片凋落的会不会是自己。

生老病死，乃人生四件大事。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病。

死只是一口气的问题，而病却是一个漫长的磨折过程，常常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并且还要拖垮整个家庭。

所以说，不怕穷，就怕病，尤其是又穷又病。

不能病，不敢病，一病毁所有。

02

上个月的7月7日，那个写了《告母书》的李真走了。

李真毕业于湖南城市学院，2014年，他考取了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接到录取通知书才三天，他就病倒了，被确诊为白血病。

幸运的是，大哥为他捐献了骨髓。2015年，李真得以骨髓移植。术后，他返校学习。

2016年9月，因为肺部感染和排异反应，李真不得不离开学校，再次入院。医院建议他做肺部移植，手术费大约需要60万。

在《见字如面》这个电视节目里，李真写的《告母书》感动了无数观众，演员黄志忠作为朗读者，几度哽不能言，泪流满面。

通过这个节目，李真筹措到了部分手术费。但是，因为身体指标达不到手术要求，肺部移植手术无法如期进行。

于是，一面是反复感染，一面是排异反应，此消彼长，轮番上阵，把李真折磨得骨瘦如柴。尤其是疾病引发的剧痛，更令李真身心俱裂，痛苦不已。他经常因为感染导致昏迷，一次次被送进急救室抢救。

这个微信头像是“帅着活下去”的李真，在白血病病和肺部感染的双重夹击下，终于在7月7日永远地离去了。

他的女友说：“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白血病患者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真的太难了！”

是的，他们的难，是一个健康人无法想象的。

白血病的主要治疗途径是骨髓移植。由直系亲属提供骨髓，手术费大约在二十万左右；通过中华骨髓库配对，手术费则需要五十万。术后还要扛过3～5年的排异关，而且费用不菲。

这些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术后极易复发，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功率。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最终的结局是人财两空。

如果找不到配对的骨髓，或者拿不出如此高昂的手术费，那就只有靠化疗维持。化疗一个疗程费用是几千到几万不等，需要几个甚至几十个疗程，同样难以承受。并且，化疗的过程非常痛苦。

其实，家人患病，受苦的岂止是病人本人，亲人的心，早就在疾病的一次又一次突袭中，浸透泪水，碎裂成片；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前，五内俱焚，杯弓蛇影。

我曾亲见一男子，因为患癌的妻子被疼痛折磨得呼天抢地，而当众失声痛哭。那种“看你受苦，恨不能替”的绝望、心疼和无助，令一个堂堂七尺男儿，瞬间溃不成军。

疾病的煎熬，治疗的痛苦，经济的压力，对生的绝望，对死的恐惧，足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全部意志。

03

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邹勇松，罹患尿毒症，已步入末期。

因为家庭贫困，为了省钱，从2017年5月起，他一边上班实习，一边自己给自己做腹膜透析，每天四次，迄今为止，已有一千多次，并且全程无家人陪护。

每天早上，他七点起床，开始做第一轮透析，半小时后上班，早餐就在路上解决。中午下班回家，做第二轮透析，午饭前一天就做好了。傍晚下班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晚餐和第二天的午餐，然后开始第三轮透析。透析结束，吃饭。晚上十一点睡觉前，再透析一次。

这就是邹勇松的日常。

最难得的是，在健康状况如此恶化的情况下，他还申请了六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授权，并于今年三月拿到中国专利局颁发的“共享打印机”新型专利授权通知书。

除了钦佩，就只有唏嘘了。命运，实在太无情，又太不公。

像邹勇松这种情况，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肾源，他就得长期靠透析维持生命。

一般尿毒症患者，每周需血液透析2～3次，每次400元，外加药物，一年的治疗费约10万左右。即便大病医保报销后，自费仍需1～3万。并且，透析后，许多人会觉得乏力、恶心、呕吐，非常痛苦，生活质量也很低。

肾移植是晚期尿毒症患者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但是，首先得有匹配的肾源。目前，因为供体难求，肾源十分稀缺，等待一个肾源平均需要3～5年，一些病人等不到做手术就去世了。并且，肾源费用不在医保范畴。

为了挽救亲人的生命，80%的肾源来自亲属的捐赠，其中六成以上来自父母，三至四成来自兄弟姐妹。如果不是血浓于水的浓浓亲情，别说捐肾，即使捐一个手指头，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的。

我认识两位尿毒症患者，兄弟愿意捐肾，但是嫂子反对，贻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最后都去世了。

不要指责那两位嫂子，毕竟这是捐肾，不是捐钱那么简单。谁都是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谁都不容易。

肾移植手术后，还需终生服用抗排斥药物，国产药每月大约需要3000～4000元，报销后也需自付1000～2000元，对任何一个病后余生的家庭，这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而且，肾移植的十年存活率约60%， 大部分的患者的肾只能使用十年左右。这也就意味着，要想活下去，就得为下一次的肾移植早做准备，准备手术费和新的肾源。

所以，换肾并不能一劳永逸，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永远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没有几个家庭，能扛得起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04

《我不是药神》反应的不过是大病患者真实生活的冰山一角，现实远比这要残酷的多。但是，它引起了全社会对大病群体的关注，并对我国进一步加大大病医保的报销范围和报销力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这一生不会与病魔交手。众生皆苦，不是每一个坎都能自渡。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像剧中的程勇那样，怀揣慈悲，心有悲悯，就能让被病魔击中的人们，多看到一份希望，少受一份苦。

渡人即渡己。

愿大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也能拥有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