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世承(1892－197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于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开始他长达50余年的教育教学生涯。在日寇侵华、抗战方兴的1938年，廖世承受命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湖南安化蓝田创立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并任院长。在廖世承丰满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其体育思想因独树一帜而传及四方，而国立师范学院体育活动的盛况也曾经被《教育杂志》等刊物报道。国师在艰难困窘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偏僻小镇蓝田营造出了一个人人宣传体育卫生、个个参加体育活动的局面，成为一所体育发达、运动水平高的高等师范学院。本文拟就廖世承的体育思想及其在国立师范学院的实践作一检视。
一、廖世承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廖世承在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之前，曾在南京高师（后为东南大学）和光华大学长期担任教育科（系）教授，并兼任两校附中主任多年，从南师东大到光华、国师，其体育思想针对社会弊端，领导教育潮流，贯穿其教职始终。
（一）体育是造就健全国民的必经途径
廖世承认为，一个健全的国民，必须具有完美的人格、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健康的身体。健全国民的培养需要通过教育，而教育是多方面的，“听讲阅读是教育，操作服务也是教育；研究实验是教育，运动比赛也是教育。”[1]体育运动的教育作用正在于“养成身心的健康，发展良好的本能，培养完美的人格。”[2] 在论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时，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和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由劳力而转向劳心，缺乏身体锻炼将使人们体质下降，精力不充沛，事业的成效不大，后代也不强壮。具体到我国，他忧虑地比较“我国人的智力，与外国人较，或者还不差什么，体格却瞠乎其后了。······个人及社会方面的损失，真不可以数计。”[3]他列举德国、意大利、苏俄等国对于国民体育的重视，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民族的战争，是体力的战争，智慧的战争，人格的战争。体育不发达，不必待两军相见，民族的胜负已可判定了。”[4]强健的精神，常寓于强健的身体，因而发展体育运动以造就健康国民，显得格外重要。他同时认为，体育是人格教育的实验工具，体育可激发人类冒险和争斗的天性，可发展人类面对困难时固有的奋斗精神，并且增强人类的集体协作意识。在调节身心方面，他认为运动能活动气血，舒畅四肢，使生活富于变化而增加生活的乐趣。因此，造就健全国民离不开体育，体育是造就健全国民的必经途径。
（二）体育是“德”、“智”二育的基础
廖世承认为，培养健全的学生，应该“德智体”三育并重，而体育又是“德”“智”二育的基础。因为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怀抱大志的人，学问方有门径，身子不帮他忙，使他不能有所作为。”[5]而“体格好了，不特做事效率增加，并且疾病减少，性气和平，生活上也感到无穷乐趣。”[6] 所以，体育是基础，培养健全的学生首先要从体育开始。但是，“研究中小学之课程，则知用于教授智育的学科之时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用于实施德育与体育之时间，不及百分之十。因之多数青年体格衰弱，精神萎靡，纵有高深学识，仍难望其为国效力。”[7]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廖世承在创办国立师范学院时，提出了‘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的口号，因为师范学院是培养教师的机构，只有培养身心健全的教师，才会有身心健全的儿童，青年大学生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而后才会有活泼的精神，而后才能持久地探讨高深学问。廖世承将体育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认为体育高于德育和智育，而是从身体是品德和智慧的载体角度出发，面对社会对体育的漠视和偏废所作出的强调。
（三）体育能增进德育和智育的效果
廖世承认为，学生的身心是一个整体，教师的任务不仅在教书，而且要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学生身心和谐全面的发展需要德智体三育并进，德智体三育是互相渗透的，体育本身就含有德育和智育的成分，并且能够增进德育和智育的效果。比如谈到学校的训育，廖世承认为“共同运动，······也可以收训育方面很大的效果。” [8] 他认为运动能培养青年的自动性，被动性和群性。[9]自动性使青年积极适应新环境，活泼、敏捷、有秩序；被动性使青年顺从真理、服从法律，养成良好的自制力和忠勇、合作的性格；群性使青年友好诚实，处事公允。他特别强调，“人世是一个竞争的场合。自有生活，就有竞争。……任何人对于某方面竞争不力，某方面就受到亏损。运动会的宗旨，在练习有秩序的竞争。”[10] 青年学生有了强健的身体，精力旺盛，精神焕发，自然能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习效果。
（四）体育运动重在普及
既然体育的目标在造就健全国民，因而体育运动应该向全民普及，在学校应该向全体学生普及。廖世承批评“普通各校关于运动方面，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他们只知造成几个选手，准备各校联合运动会时，夺取锦标，不问全校学生的体健。”[11]他认为体育主旨，在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健康程度，不在于训练少数选手，因此，学校要注重校内的各级比赛，使全体学生都有参加比赛的机会，安排课外体育活动时也要种类丰富，使每名学生都能参加一二种。
（五）体育要和卫生保健相结合
廖世承认为，在普及体育时也要注意体育卫生，学校要注意检查学生体格，了解学生体质上的状况和身体缺陷，以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情况安排活动，免得妨害身体。日常卫生习惯的培养和生活环境的保洁也是养成健康身体的必要条件，因而学校要加强卫生宣传和检查。
二、廖世承体育思想在国师的实践
廖世承创办国师后，将他对体育一贯重视、积极推进的作风植根于学院。学院1939年行政计划第十九条，标明“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学院对体育运动的推崇。这个根据时代要求产生的计划在国师实现情况如何？至1948年，国师建院十周年的时候，学院总结“晨间会操，盖十年如一日。历届全院运动会之举办，倡普及体育为宗旨，各系运动成绩，均斐然可观。”[12]可见廖世承的体育思想在国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国师体育的师资、规章、实施和研究尤其值得一述。
（一）延聘高水平的体育师资
师资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的关键，要在学院普及体育卫生并提高运动水平，首先要有优良的师资。国师创办于抗战初期，那时教授的待遇，并不比从前高，而生活费却日见提高，所以许多教授不能安于教书，加上交通困难，路途艰阻，大学聘请教授异常困难。但廖世承本着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多方设法，按照“不特须学有专修，且须人格足为师表，教法足资模仿”[13]的标准，陆续延聘了一批高水平的体育师资。38年底到院的金兆均教授，是斯坦福大学的体育与卫生硕士，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航空委员会体育指导兼视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的委员，学识渊博、技术普遍，是国内有数的体育专家。39年到院的赵敏学教授为德国土平根大学医学博士，江良规教授为留学德国的体育博士。1940年到院的有曹庸方讲师和俞晋祥讲师，后者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士，到国师前为私立沪江大学体育主任。后来，陆续有徐汝康副教授以及葛衢康、文进之、周崇淑、张登魁、董承良、张翼鸿、涂文、陈奎生等被延聘到学院工作。国师还聘请体育界名流吴蕴瑞、章辑五为特约教授，定期来院讲学。优良的师资队伍为高水平的体育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积极创办体育科系，培养体育师资
国师创办以前，我国中等学校体育师资极度缺乏。据1936年教育部的报告，全国中等学校有3462所，而国立的体育师资训练学校，仅有西北联大（前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央大学两校，毕业的学生总计不足500人，此外只有国立国术专科学校一所，毕业生也很有限。[14]即便所有毕业生都到中学，供需相差也悬殊，加上大学、教育行政机关和社会体育机构的聘用，体育师资的缺乏程度可以想见。体育师资的缺乏直接影响国民体育的普及和中小学生的培养，所以国师从创办开始，就积极筹备设立体育童子军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体育教师、童军师资和民众体育场的指导员。1939年6月教育部批准了国师的申请，当年即面向全国招生。1942年根据社会需要又增设一年制体育师资训练班，学生由各”Ｋ汀1944年因各地急需体育师资，国师奉命将三年制体童专修科改为二年制。1945年秋又增设四年制体育系。直到1950年春国师并入湖南大学。国师体育系科共办学10年，毕业学生208人，其中体育系四届，毕业35人；体童专修科十届，毕业158人；体育师资训练班两届，毕业15人。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在华东、华中、华南各地，成为五六十年代我国体育师资的重要力量。
（三）订定完备而严格的体育规章
创办伊始，国师即订定了学院的体育设施纲要，提出了体育宗旨、目标、原则和实施计划。[15]国师的体育宗旨有二：首先是养成健全的师资，指以体育活动为方法，三育并进，能领导青年复兴民族的师资；其次是教导青年自卫卫国的知能，认为在抗战建国的国策之下，凡可以增进体魄之知识技能均当教导，使学生做好自卫卫国的准备。根据宗旨，定具体目标十条：培养自强强国的态度；发扬集体生活的精神；教育公民应有的常识；训练自卫卫国的技能；锻炼坚忍耐劳的体格；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发扬我国固有的国技；养成爱好运动的风气；打破文武分家的观念；培养积极奋斗的情绪。订实施原则二种：普及与选手兼顾，群性与个性并重；体育与卫生一道，知识与生活一体。而实施计划包括体育正课、课外活动、早操、设备、成绩考核、体育科系设计、体育推广事业等七个方面，计划详尽而宏大，展现了国师创体育运动特色的办学思路。
1942年初订定的《国立师范学院体育规程》，就学生体育的修习年限、毕业标准、体育正课规则、测验类别及项目、晨操规则、代表队、奖惩办法等做了系统规定，可看作是实施体育工作四年之后的规范化。在制定体育纲要的基础上，国师每年均有体育与卫生教育专项计划，如28学年度（1939年下学期至1940年上学期）的院务行政计划，关于普及体育及卫生教育制定了8项计划。包括：举行全院学生体育技能分组测验；举行全院学生体格检查；详定学院体育标准；举行院内各种分季竞赛；会同卫生委员会推行已经拟定之卫生历；制定晨操规则；六月间举行蓝田市公开运动会；代办教育部在湘举行“中等学校学生运动技能测验”。[16]
（四）设置专门的体育卫生机构并修建各种体育设施
为倡导体育卫生，实现“体育第一”的原则，国师于训导处之下，设置体育卫生组。体育卫生组下设四股开展工作。分别为：课外运动股，推动院内各系科课外运动及比赛事宜；场地设备管理股，主管内外场地设备事宜；成绩考核及记录股，专管普通体育与早操成绩考核及记录事宜；卫生股，专管院内卫生事宜，并与学院卫生委员会、院医室、总务处及生活指导组合作，负责疾病防治和环境卫生的改善。体育建筑如大体育场，体育馆等，则由体育卫生组会同体育系科呈请学院组织修建委员会设计建筑。
国师非常注意体育场地和设备的建设。1938年初创时师生合力开辟了一个占地约两亩的小体育场，又在学校附近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个带有男女更衣室的游泳场，可供数百人同时游泳。随着师生人数的增加，39年开辟了一个占地约四亩的运动场，另外开辟了一个教职员网球场。1940年建设了一个占地约二十亩的大运动场，设有跑道，足球、手球、棒球各种运动都可以兼用。1941年又设计了一个占地两亩的童子军营地并建有营房。体育馆是学院最早设计的大型工程，但蓝田地处偏僻，从工程技术人员到建筑材料都缺乏，多次招标都没有结果。其他的体育设备都能及时购买或就地设计添置，足能供应师生运用。
（五）实施规范的体育教学和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
国师的体育课程分普通课和专业课两大类。专业课供体育科系的学生修习，普通课为全院学生共同必修。体育科系的专业课分基础理论、应用科学、运动技术三个方面的30多门课程。三年制体童科修满134个学分、两年制体童科修满125个学分，方能毕业；体育系四年修满146个学分方能毕业。全院共同必修体育课程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分为体育常识和体育概论，术科包括田径、足球、篮球、越野赛跑、垫上运动、垒球、器械、游泳、排球、国术。学院规定各系体育学程前三年为必修，后两年为选修，学生的上课积分和测验积分合计在800分以上才能毕业。
（六）注重院内卫生防疫和学生运动卫生
首先是注重环境卫生。学院体育卫生组定期调查膳厅、厨房、厕所、浴室、沟渠等清洁设备，不足之处随时请总务处改善。其次是重视疾病防治。在医药非常匮乏的时期，学院多方设法，定期给师生注射牛痘、霍乱、伤寒等疫苗。再次是注意运动卫生，比如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为谋体育教学的科学合理，由赵敏学教授主持，对全体学生开展体格检查，检查项目有史乃德心脏测验（Schneider’s
（七）开展体育与健康教育研究
在廖世承院长的罗致下，国师集中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体育与健康教育师资，这些教师有的从欧美留学归来，有的毕业于国内的知名大学且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他们都眼界开阔、学术俱优，一边严格培育国师的学生，一边研究中国体育所需的理论与实际。国师学术讲演非常多，而体育又是讲演的重要题材，在许多学生集会上，体育教授们都在向学生宣讲运动意义、倡导体育精神。国师现存的档案资料有限，这方面的记录却不少，如金兆均主任讲演《体育道德》、赵敏学教授讲演《运动在生理上的价值》、《现在中国青年之体格状况》、江良规教授讲演《对体育之认识》等等。
为了召集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以“民族为本位之中国体育”所需要的理论与实际，确立民族体育的中心思想，寻找中国体育发展的正确途径，建立民族独立自由的体魄与意志，国师于1941年5月创办了《体育与健康教育》双月刊。这本刊物广泛介绍欧美新兴理论与实践，报道国内体育动态，发表体育与健康教育专论，刊登学校体育教材，成为当时国内影响巨大的体育类学术刊物。
综上所述，廖世承的体育思想在国师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并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和提升，是廖世承的体育思想领导出国师出色的体育工作，而国师扎实的体育实践又将廖世承的体育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廖世承的体育思想和国师的体育工作今天仍然可以唤起我们的认同和共鸣，甚至给我们提供历久弥新的参照。
[1]、[10]廖世承《多方面的教育》，《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19期，1940年6月1日出版，湖南省档案馆馆藏资料61－1－204 第175页。
[2]、[3]、[4]、[5]、[6]、[8]、[9]、[11]汤才伯主编《廖世承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第245－246页、第360页、第360页、第246页、第90－91页、第159－160页、第160页、
[7]廖世承《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中华教育界》1947年复刊第1卷第1期第25页。
[12] 国立师范学院档案，湖南省档案馆馆藏资料61-1-42第 151-152页
[13]、[16]《国师季刊》第6期第108页、110页，国立师范学院1940年2月出版。
[14]《国师季刊》第4期第56页，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8月出版。
[15]《国师季刊》第2期第43－51页，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3月出版。
[16]《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15期，湖南省档案馆馆藏资料61-1-204第 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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