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和国语是国家、民族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国民第一应具有的要素，因而国文和国语的教学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都有培植根底的特殊价值。我国现代语文学科教学发端于传统的汇经、史、哲于一体，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于一炉的大语文教育，其发展历程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当时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心血，都打上了科学发展的时代烙印。民国时期大学的国文教学是语文学科教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方面，本文拟以我国民国时期第一所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国师）的国文教学为视点，来探寻民国时期大学国文教学的特点与启示。
一、国立师范学院国文课的开课背景
民国九年（1920）后，初等小学国文教学改成国语教学，然后高级小学也以国语教学为主，白话文在初级中学也取得了与文言文平起平坐的地位，但高中至大学阶段，仍然以国文教学为正轨，所以国师开设的是国文课。学院亦说明“以白话文教学，照教部规定，初中已告段落；而高中以上，即渐注重文言”，[1]且强调“以后青年非深切了解本国文化，不自知其祖国之可爱，而深切发扬其爱国之精神。然非于文言读作，有相当之训练，何能自读古书，以深切了解中国文化耶？”[2]
国师有国文系，但本文所研究的国文教学并非国文系的专业课，而是国师各系的共同必修课。国师各系课程分为普通基本科目、教育基本科目、分系专门科目三类。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部颁师范学院学程草案，普通基本科目共计六种，即党义、国文、英文、中国文化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六门课程均为各系第一学年共同必修课。国师在安排一年级课程时，虽对草案“略加修正”，但国文仍是所有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
二、国师国文教学的要素及特点
（一）旨趣
学院认为国文教学的旨趣在于“指示文章正规，导扬中国文化，陶冶人格，造就师资；以能自阅读古书，用浅近之文言，自由发表思想，深切了解中国文化为主旨。”[3]这一宗旨说明国文教学的四重目的，分别是训练学生读写文章，使学生了解并热爱中国文化，塑造学生高尚人格，培养中等教育的健全师资。此宗旨的特点在于：将吸收前人的文化与创造性地表达自我结合起来，将文化学习与思想洗练结合起来，将职业教育与人格熏陶结合起来，全面体现了国文学科的价值，充分注意了国文学科的综合教育功能。
（二）教材
学院规定教材以文言为主。分别选取论说、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等十类文章，范式文三十三篇，自习文四十五篇，作为此课程的修习内容。为便于分析，仅摘选每类首篇。
论说：柳子厚《封建论》
序跋：欧阳永叔《释惟俨文集序》
书牍：韩退之《与崔群书》
赠序：韩退之《送孟东野序》
传状：韩退之《毛颖状》
碑志：班孟坚《封燕然山铭》
杂记：韩退之《书记》
箴铭：韩退之《五箴》
颂赞：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
哀祭：贾谊《吊屈原赋》[4]
综观学院所选范文，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从作者看，所有文章，均为名家手笔。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为唐宋散文大家，以此三人为领军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不但震撼唐宋文坛，而且是后世散文的楷模，炳彪于文学之林；班固为东汉史学家，因撰写《汉书》而成为与司马迁比肩的史学泰斗；袁彦伯为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贾谊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第二，从选文价值看，所选文章都是文史巨匠创作的其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手法或抑扬开阖，或神工鬼斧，或明白晓畅，或纵横恣肆，或质朴澹泊，既有经纬错综之妙、又有抒情感性之美。这些作品在历史上倍受推崇广为流传，确实为同类文章的典范。第三，从文章体裁看，十类文章和当时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较大范围地涵盖了当时语文应用的范围，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应该熟练把握，且在生活中经常要用上的工具和技术。第四，从文章的内容看，涉及安邦治国之道、保家卫国之事、忠臣辅佐之功、治学思想之议、修身处世之劝、新朋故友之交、历史人物之评、个人际遇之感等等，整套教材贯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脉络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美德。综上几点，教材基本秉承了学院规定的国文教学的旨趣，在训练读写、完善人格、了解并热爱中国文化，为充任中等教育师资打基础等方面为学生提供了范本和参照。
（三）教学
教学是落实教学目的的关键环节，国师为保证国文教学的质量，对学时和学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作了详细规定。学时和学分规定为：“第一学年国文上下期各四学分，兹定每周授课五小时，而以三小时为教师授课讲解时间；以两小时为诸生自动读作时间，此两小时在一日中联排”。[5]每周五小时的课时量，开课一年，共计八个学分，在一年级所有课程中分量最重，可见学院对于国文这一基本科目的重视，这种安排为国文教学质量作了制度上的保证。前面提到，国文教材包括三十三篇范式文和四十五篇自习文，这些文章怎么消化？国师规定：“范式文由教授讲解，诏以法式；自习文令诸生阅读，责其圈点”，“规定两星期作文一次，其不作文之一星期，责令诸生当堂阅文，加圈点，由教师巡视指导”。[6]由此可见，国文课上有三种基本教学方法即讲、读、写。学院认为“国文教学，总以学生多读多作，教师勤讲勤改，不惮烦劳，各自发扬其敬业乐群之精神，乃能日起有功”。[7]教授讲解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是“蕲于讲读互修，教学相长，由听讲而能自读，由阅读而能创作，举一反三，或有悟入”，[8]这些措施的实施，又为国文教学质量作了方法上的保证。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师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示范作用，认为“师范学院现在受教之学生，即将来之教师，非现在师范学院教授勤讲勤改，献身示范，不能唤起学生将来教学相长之精神；其影响于中等教育前途甚大”，[9]将教师的献身精神、教学相长的谦虚态度作为影响学生的教材之一，要求教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可说是对师范教育事业的深谋远虑。
（四）阅读
前文提及，每周五课时的国文课中，有两课时是由学生当堂读作，即在课堂上阅读和作文。阅读与作文是每星期轮一次，我们先来看看阅读。阅读的材料是自习文，白文不加圈点，教师指导学生自动阅读，阅读要求有五，第一为“标篇旨”，即指出一篇文章旨意所在，并用连三角符号标出来；第二是“分句逗”，要求学生按照新式标点分句，弄清句法构造；第三是“辨语气”，即把握文章中的情感表达句，如感叹、疑问之类；第四是“划段落”，即弄清篇章结构；第五是“明赏会”，即懂得欣赏，用连圈划出文章中精彩的句子或段落。学生在课堂上阅读并圈点后，当堂交给教师核阅批分。这种阅读实际上要求学生对文章作从句法到篇章、从形式到内容、从情绪到立意的全面赏析，既检阅学生的古文功底，又考查学生运用新式标点的能力，还因为有时间限制，训练了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除了这种课堂阅读之外，教师还会指定一本课外书，要求学生象在课堂上一样圈点，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和阅读能力。
（五）作文
和课堂阅读轮换进行的是作文，作文是讲解和阅读的目的，讲解和阅读以作文为归宿，听讲和阅读都是为了写作，学好国文最终表现为能熟练运用国文自由表达。为训练学生的作文能力，国师规定了“简”、“整”、“快”三个字。“‘简’者，词意明洁，语无枝叶；‘整’者，书法整齐，意不苟偷；‘快’者，下笔快当，时不延长”。[10]这三个字的具体要求是：作文必须当堂缴卷，过时不阅；书写必须用毛笔，用墨水笔、铅笔写的不阅；书写要整洁，潦草的不阅；作文必须有作文簿，散页不阅。“简、整、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文内容要言简意赅、明白晓畅；书法要整洁规范、书写迅速；写作要思维敏捷、一气呵成。学院希望用这样的训练，“养成学生做事认真，不得苟偷之习惯”，[11]将教学生作文与教学生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六）成绩
国师学生的国文成绩计算方法为，当堂阅读和作文均由教师批改打分，两者的平均分作为平时成绩，平时成绩再和考试成绩平均，即为该课程的成绩。所以，国师学生要想获得较高分数和学分，就必须从平时的每一篇阅读与作文做起，这也是鼓励学生集跬步以致千里的好方法。
三、国师国文教学的局限与启示
国文是国师一年级学生共同基本科目中分量最重的一门，这门课的开设宗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成绩计算等问题的决定，至少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新文学的迅速推广，二是抗战建国的时局，三是当时国文系教授们的思想观念。三个因素综合影响，才形成了国师国文教学的特色，这些特色，在今天看来，既有局限，又给我们启示。
（一）局限
在教学目的上，国师提出了四重目的，比较全面，但落脚点却是读古书、用文言，了解古文化。将国文教学的多种功能的实现寄托在青年深切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这未免有只见古人，不看今朝的嫌疑。了解古代文化对青年来说是必要的，但如果青年都不能领导社会文化新潮流，社会如何进步？这一教学目的制定，反映出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白话文冲击文言文的情形下，依然想在高等教育阶段固守文言阵地，培养合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人才，使得国师国文的综合教育功能的实现收到了较大的局限。
教学目的的局限影响了教材的选择，虽然选文都是名家名篇，但毫无例外的古文对于生活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接触了大量的新文学、同时还在学着其他自然科学课程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显得片面和残缺。虽然受新文学的影响在教学中也开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但没有多少时代气息的内容难以充分滋润青年渴求的心灵。
在教学方法上，教师讲解、学生阅读和作文是主要方法，注重的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做、教师评，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获得重在个人领悟，重在勤学苦练。讨论等其他教学方法未见要求和安排，所以教学中最多也只是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而没有学生——教师——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学生缺乏在讨论中展示和提高的机会。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常闻教师慷慨地讲授、学生琅琅地读书而少见激烈的辩论。
（二）启示
国师国文教学给今人的启示至少有三点。
第一，重视语文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语言文字是国家生命的一部分，保护民族语言文字就是保护本国文化，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立性与特色。国师给一年级学生开设分量很重的国文课程，应该说多少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保卫汉语意识的体现，看到沦陷区日本实施的奴化教育，更警醒国统区要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钱基博先生就曾这样训勉同学：“无论新旧同学，都要竭力发挥‘国’‘文’的精神，国之为字，从‘或’从‘口’，以守一，即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也；文者，历史上之文物制度也，换言之，国文即含有精神卫国之意义”。[12]相比之下，今天的大学里，大学语文有的已经不再是公共课，有的学时降到了二三十个课时之低。是大学生使用母语的能力都很强了吗？没人敢这么说。面对大学语文被日益边缘化的现象，政府教育部门、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应该站到民族和历史的高度想一想应该怎么做。
第二，在工具性、思想性、审美性之间找到结合点，发挥语文的综合教育功能。有人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大学语文教育就是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有人主张以文载道给学生以思想上的熏陶和传统文化上的积淀，有人以为大学语文重在审美，应该侧重于文学欣赏。事实上，大学语文可以有机整合以上元素，发挥综合育人功能，通过语文，学生可以获得知识和技能，可以了解传统，可以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知道把自己的灵魂放在哪儿。
第三，教材选用要适当考虑生活需要，和时代相结合。国师的十类范式文考虑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一些需要，学生学、练之后，就可以发挥作用。国师学生在严格的训练下，都能写出规范、雅致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今人看来都是经典，这不能不说是国师国文教学的成功点。但国师没有考虑学生对新文学的需要，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有的国师校友回忆文章中埋怨国文系的夫子们过于崇古。现在有报道说大学生语文课到课率和考试及格率低，又有报载许多大学生连简单的应用文都不会写，笔者认为，还是大学语文跟时代结合不够，跟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不够，以至于她失去了魅力，也就没法发挥功能。所以在教材选择上，专家学者可能要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找到一个学生能接受、感兴趣、有参考价值的组合。
国立师范学院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并入湖南大学，后又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今日的湖南师范大学。大学精神不灭，师范传统永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我们能看得更远。这就是作者研究国师国文教学的初衷。
[1]、[2]、[3]、[4]、[5]、[6]、[7]、[8]、[9]、[10]、[11]，《国师季刊》第一期，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1月出版。
[12],《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三期，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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