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所说的“平等”，并不是我们的国父们所指的那种平等。“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当然也不是财富平等。
建国者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美国的造就源于一场古典自由革命。这场革命猛烈撞击的是少数精英贵族享受特权和普罗大众遭受奴役的旧时代。
用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话说：“两百年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生到死都是固定的；他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从未改变过。如果他生来是穷人，他就一直是穷人，如果他生来是富人——领主或公爵——他就保持他公爵的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直到余生。”
这个旧秩序是一个充满强迫和选择不自由的世界。法令决定了你可以买什么，你可以和谁交易，你可以住在哪里，你可以从事什么职业。除非你碰巧是拥有土地、财富和权力的世袭贵族，否则就会被束缚在土地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平民没有机会升到更高位置，除了通过有关系的恩主，很少有机会赚到财富。
米塞斯指出，旧社会中的每一项进步，都只是为了让贵族们受益。他在《经济政策：对今天和明天的思考》中指出：“至于制造业，那个时代的原始加工工业，几乎完全是为了有钱人的利益而存在。大多数人（占欧洲人口90%及以上）在土地上劳作，没有接触过面向城市的加工业。”
米塞斯指出，这种制度——盛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数百年的封建遗迹——正是古典自由革命者试图推翻的社会秩序。
他们希望废除贵族特权、农奴制和贸易限制，建立一个个人可以自由追逐机会的世界，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或作为谁而生。
杰斐逊在谈到惩罚穷人陷入贫困的所谓“自然秩序”时说：“人类大众并非生来就背着马鞍，少数受宠者也不是生来就穿着饰有马刺的马靴，准备理所当然地骑在大众背上（…）”
这种将合法权利延伸到所有人的做法，正是建国者们所说的平等——任何人都应该自由地拥有土地、离开土地、进入任何职业或从事任何买卖。他们希望有一个机会平等、准入平等和权利平等的世界。
国父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推翻了这种旧秩序，其结果堪称奇迹。贵族统治被任人唯贤所取代，世界也因此而开放。普通人可以自由自在地通过努力工作和服务消费者来改写命运。只要能够创造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东西，普通人就能够变得富有——与旧贵族不同，他们致富凭的是替周围的人服务和创造价值。他们发家并非靠着奴役和征服。当他们的投资和创新得到回报时，这些富起来的人，就会雇用其他人、开设企业、支付工薪，从而提高在其手下就业者的生活水平。
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投资和创富的生产循环，正是推动大众生活水平快速上升的原因。当我们看一下贫困率——一个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比富裕离群值更重要——已经急剧下降。极端贫困（按购买力调整低于1.25美元/天）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了80%。而在美国，极端贫困率如此之低，以至于根本测量不出。现代 “穷人”享有室内管道、清洁饮水、丰富衣食、奢侈用品和先进设备。就算是杰斐逊时代最富有的纨绔子弟，也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拥有这些东西。
今天的进步人士说他们想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的愿景已经存在：大众的日益富裕繁荣。
这种不断增长的繁荣，并不是通过福利家长制或保证结果平等的政策来实现的。我们的富足是源于那场革命，它消除了人类不平等的种种限制——使个人获得解放，能够彼此合作，改善自身处境，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彼此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产生这种巨大繁荣的机制——投资、创新、努力工作、创造价值——实际上被许多解决贫困的政策提议所破坏。如果你赚到的钱都拿去分给别人，那么你还有什么动力去投资和创新呢？如果政府要给你分发“免费”的东西，那么你又有什么动力为你的社区贡献经济价值呢？再分配减缓了拉动我们所有人脱贫致富的经济引擎，也就伤害了那些假设从中可以获得帮助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大众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促进机会平等——每个人都有创新和致富的权利——而不是把力气浪费在维持结果的平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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