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语言与思维统一论[3]
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和思维虽属不同范畴，但是二者互相依赖，密不可分。不存在脱离思维的语言，也不存在脱离语言的思维，所以二者是统一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华生（J.Watson），他认为[7]：“思维和语言一样，也是一种语言习惯，或称为语言形式的思维。”“思维的行为是内在的言语运动。思维是无声的说话，言语是出声的思维。”按照这种观点，人们在进行思维时，也在进行一种没有发出声音的说话，这种无声的、并非用于交际而是用于自我思考的言语活动一般称之为“内部言语”。内部言语可以转换为外部言语（即可由听觉感知的具有语音形态的外显言语），人们有时自言自语，或情不自禁喊出声来，就是这种“转换”的表现。这种现象表明，思维在许多情况下确实离不开语言。心理学家雅柯布逊（E.Jakobson）曾用电极对被试的下唇和舌尖作过测量[2]：让被试读诗歌和做算术，第一次出声（外部言语），第二次默读（内部言语），结果测得的电流脉冲基本相同。这似乎证明了内部言语始终伴随人们的思维活动。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内部言语有两种：一种是扩展的，另一种是简化的。扩展的内部言语即不出声的自言自语，其特点是句法结构完整，与外部言语的差别只是不发出声音；简化的内部言语，其特点是句法结构不完整，往往只由谓语组成，其主语及句子的其他许多成份均被省略，只用片言只语体现思维过程，所以“简洁、浓缩”是这种内部言语的基本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一个突出优点——能以较短的时间完成思维过程，即有较高的思维效率。
这种“统一论”不仅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美国和前苏联均有不少心理学家抱有这种观点），在我们国内也得到不少语言学家的支持，甚至还有人进一步把“统一论”变成“等同论”，将语言和思维看成同一件事情。例如东北师大的朱绍禹教授就认为[7]“语文科是语言学科，同时也是思维学科。”山西师大的卫灿金教授和陶本一教授则在赞同朱绍禹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8]：“把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看成是单纯的语言能力是不科学的”，“什么是语文能力？过去把它总结为听、说、读、写四个字。请大家想一想，议一议，这四个字能否包括语文能力的全部内涵？甚至能否包含它的主要内涵？我以为非。听、说、读、写还只是一种外部形式，核心是在于启迪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这种工具进行思维的能力……。”
在“统一论”或“等同论”的指引下，语文学科变成了思维学科！甚至听、说、读、写能力也不再是语文能力的主要内涵！！这类观点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不仅“等同论”显然不可能为学术界所接受 [ 在本节的第（5）小节中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 ，就是“统一论”也存在较大的漏洞。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足以驳倒这类理论——天生的聋哑人或是失聪者，他们从小就丧失言语能力，但是他们仍可通过手势语、体态语等进行正常的思维（当然这种思维能力不可能达到像运用言语概念思维那样的高级程度）。
3、思维决定论
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还存在一种和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相对立的观点——思维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并非“同源”（同源是指物种的进化有相同的起源），当然更非“统一”或“等同”，而是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是认知能力先于言语能力的发展，所以是思维决定语言。尽管这种观点承认，除了以语言为物质外壳的思维以外，还存在无需以语言为物质外壳的思维，但只要是以语言为外壳的思维，那就必定是由思维所决定的。由于这种观点强调认知能力的发展先于言语能力的发展，所以这种思维决定论也被称作是“认知假说”。目前这种观点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前苏联学者维果茨基（L.Vygotsky）[6]。
维果茨基在考察了德国的心理学家科勒（W.Kochler）用4年时间对黑猩猩所做的有关动物思维的大量实验研究后指出[9]，黑猩猩具有某种智力。例如，它能够把一根小树枝套在另一根有空洞的树枝上，接成一根长树枝去打果子，还能用画笔蘸颜料作画（尽管这种“画”缺乏形象，还不算是真正的画），这表明黑猩猩已具有使用简单工具去解决问题的低级能力。而这种智力和有声语言毫无关系，因为众所周知，黑猩猩并不能说话，这表明黑猩猩无需借助语言来进行思维。所以维果茨基认为，在黑猩猩的思维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前语言阶段”。另外，黑猩猩也有自己的“语言”，例如，它们能使用面部表情、手势、声音来进行交际，它们能了解彼此的表情、手势、声音。问题是这些表情、手势总是和具体的动作相联系；而声音则是表达欲望、感情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客观事物的符号表征，黑猩猩虽能发出声音，但并不是有声语言，它和思维没有联系。所以维果茨基认为，在黑猩猩向有声语言进化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前思维阶段”。
维果茨基不仅从类人猿的发展进化角度考察了思维和有声语言的不同起源和不同发展路线，而且还从人类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在婴幼儿的思维发展过程中和有声语言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相应的前语言阶段和前思维阶段。例如，婴幼儿开始能说简单话语通常是在1岁左右，而在此之前婴幼儿已具有类似黑猩猩、甚至高于黑猩猩的初级智力，此即“前语言阶段”；在婴幼儿诞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已能发出各种声音——叫喊和对大人语音的模仿（咿呀学语），这类声音主要是表达感觉、欲望或模仿，还不是客观事物的符号表征，即和思维过程无关，这就是“前思维阶段”。
维果茨基通过对类人猿和人类婴幼儿的思维与有声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存在“前语言阶段”和“前思维阶段”，即语言和思维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思维先于有声语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维果茨基作出是思维决定语言而不是语言决定思维的论断。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由“前语言阶段”的存在，我们确实可以断定有声语言和思维并非同时产生——因为在这一阶段内确实尚未出现语言而已经有了思维（尽管是较低级的思维）。但是由“前思维阶段”的存在，我们虽然也能作出类似的判断，其含义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在这一阶段内并非尚未出现思维而已经有了“有声语言”；恰恰相反，这一阶段仍然是已经有了思维，只是这种思维尚未和声音建立起联系而已。由于这种联系尚未建立，自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有声语言出现。所以这两个阶段的存在，说明的是同一种情况——语言和思维并非同时产生。之所以要划分出两个阶段，只是由于考虑的角度不同：一个是从思维发展过程考虑，另一个则是从有声语言的发展进化过程考虑。
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维果茨基一方面强调，是思维决定语言而不是相反，但他也承认思维的发展要受制于语言；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不应把二者等同起来，即不能认为二者有必然的联系。他指出[9]语言和思维好比两个圆圈，它们部分重叠，那是语言和思维一致的地方，这可以称之为有言语的思维（verbal thought）；但是有言语的思维并不能包括所有形式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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