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天母杨氏号“太真夫人”避讳考
按史书载，则天母杨氏初封代国夫人、后荣国夫人、太原王妃。（《资治通鉴》称太原王妃是按《旧唐书》列传八，咸亨中（670—674）追赠则天父武士矱为太原王。代国太原本一也。）
《新唐书》列传一载：“杨以后故，宠日盛，徙封荣国……杨氏徙酂、卫二国，咸亨元年（670）卒，追封鲁国，谥忠烈。”“嗣圣元年（684）追赠……考为太师、魏王……妣为王妃……”
可知杨氏还封过酂国夫人、卫国夫人、鲁国忠烈夫人、魏王妃。
最后是天授元年（690）建武氏七庙封为，孝明高皇后。
另，有称为杨牡丹、太真夫人、太贞夫人，似颇有出处，然，仍是疑惑未定。
（关于武则天母杨氏，究竟是否武则天伪托隋宗室杨达后裔仍是未解之谜，以及敏之事，此且不谈。）
人或传武则天母名杨牡丹，号太真夫人者，并说杨牡丹之名出自《唐代帝王陵墓》一书。
（刘向阳著该书“其母杨氏（名杨牡丹）”，却未注明文献资料。）
甚或有信誓旦旦说“杨牡丹”、“太真夫人”出自清徐松的《唐两京街坊考》并两唐书魏元忠避讳改名事来佐证。
1、查《唐两京街坊考》卷四怀贞坊，注为“武太后以母号太贞夫人讳贞字，改为怀贤坊。神龙元年复旧。”又注根据“按许棠有冬夜怀贞里友人会宿诗。”
（按一、北宋时宋敏求《长安志》卷九中怀贞坊“武太后以母号太真夫人讳真字，改为怀贤坊。神龙元年复旧。”徐松根据《长安志》是错改还是还原为太贞夫人？此两者孰是孰非，另见后11条。）
（按二、神龙元年复旧，地名恢复，人名讳依旧。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元年：五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至少705年时仍避讳。）
《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号改焉。”
《新唐书》卷一二二：“元忠始名真宰，避武后母讳，改今名。”
按避讳来说，凡真字同音字皆在避讳之内，或者减写笔画等。（如高宗追封与则天的长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宏化坊也避讳改崇化坊，就是避音。怀贞坊改怀贤坊做如是看。）
武则天从光宅（685）掌控朝政直到中宗神龙元年（705）结束。按说这二十年间皆是应该避讳的时期，所以在这段时期的文章碑铭中，看一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2、先找出一些不避讳的例子。如刻于武周长寿二年（693）的《刘僧墓志》，首题“唐故左卫刘府君墓志铭并序”。志文27行，满行28字，楷书，其中武周造字分别为天、地、日、月、年、正、初、授。“……为长安县人焉……以贞观廿一年（647）正月廿三日终于本县真安里第……夫人晋阳赵氏……终于洛阳县富教里第……以大周长寿二年二月廿二日合葬于长安城东霸陵原。”长寿二年时，则天称周刚三年，刘僧夫妇合葬于长安的霸陵原。此碑铭何以既按则天造字，却没有避讳太真夫人的名字？（按“真安里”应为“贞安坊”《长安志》卷十修德坊注“本贞安坊，武太后改。”此《刘僧墓志》不但未避讳，还把“贞”成“真”有故犯之嫌。）
则天母杨氏没于670年，《刘僧墓志》刻于693年（据碑志看，刘僧官职不显，而子刘玄意曾官肃州刺史），魏元忠没于707年中宗复唐后。或言，后于杨氏没已20余年不必讳。
3、那么再看另一《于贤墓志》“唐故一品曾孙于墓志铭并序君讳贤……曾祖志宁，唐尚书左仆射、太子太师、上柱国、燕国定公……父安贞，吴县令、兰陵公。君即公之等五子也。以垂拱二年九月廿三日遘疾，亡於永崇里第，春秋廿三。”（曾祖志宁即于志宁，新唐书列传一载“于志宁奉玺绶进（武）昭仪为皇后”。）
此条主人于贤没于垂拱二年即686年，同年立碑。没时二十三岁，其父之“贞”字也不避讳。此时则天母辞世已16年。假如按在世避讳，没世不避讳说，那么16年前，于贤父于安贞肯定在世吧？依然未改安贞的名字。（碑文可未记载于贤幼年失怙这样的身世要事。）
或者说，这个于安贞事迹不详细，不可证，那么再看下例。
4、韦泰真墓志：“大唐故使持节怀州诸军事……韦公墓志铭并序公讳泰真……”
韦泰真（627—687）据碑志所记：“嗣圣元年（684）被诏为将作大匠，营建乾陵，因以成疾。垂拱二年正月卅日（686）年没，春秋六十一，垂拱四年（688）葬。”也就是则天母杨氏还在世的前三年，则天垂拱而治时期。韦泰真生前死后“泰真”二字皆不避讳。
（张鷟《龙筋凤髓判》户部一条“户部侍郎韦珍奏称，……”考即为韦泰真。台湾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三通表中，据《姓纂》考为韦太真。因其时未见大陆出土泰真墓志故也。）
以魏元忠没于707年，时年七十余算，韦年长魏十余岁，亦同时代人也，一避讳，一不避讳。刘僧墓志刻于693年，也不避讳。也或者则天母杨氏没23年后的693年以后开始避讳？魏元忠年近60了开始避讳？是何道理？（如按《长安志》及《唐两京街坊考》说法，705年以前要避讳。）
以上两则皆是690年前碑志，均不避“太真夫人”讳。
如此是不是可以推论，避讳是按则天母被追封为孝明高皇后的690年开始呢？
5、再看，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耶郡君王墓志铭》文曰“夫人讳婉，字贞徽，琅耶临沂人”、“以万岁通天元年八月十二日遘疾，终於神都崇政里第，春秋七十有一”、“……葳蕤丹篆……贞规可咏……”此位郡夫人不避“贞”字讳。也更毋庸说什么则天母孝明高皇后“杨牡丹”之“丹”字讳。则天天授元年（690）建七庙封祖（《旧唐书》列传一三三）如杨氏名牡丹，此时岂不避讳？
6、再看，则天圣历二年（700）《周故朝散大夫遂州司马董君夫人天水县君赵氏墓志铭并序》“夫人讳明，真定人也。”、“与先君合葬於鸿州庆山县凤凰原”，鸿州庆山县，今临潼新丰。公元686年（则天垂拱二年）改为庆山县，公元705年（神龙三年）废庆山县复为新丰县。
此碑志，严格按照则天令所改县名，却不避“真”字讳。
以上两则同前《刘僧碑志》一样都是690年—705年之间的碑志，即未改“真”，也未改“贞”，新丰县倒是改了庆山县。（庆山县改名是因为：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则天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见两唐书，与避讳无关。）
看来690年后避讳“太真夫人”的名号也不成立。
如此，再返回前面，看看杨氏没世670年之前，是不是避讳。
7、再看显庆二年（657）《南州司马杨君墓志》“君讳操，字履贞，并州太原人也。”“贞”字未避讳。
龙朔三年（663）《薛贞碑志》“君讳贞，字君干，河东人也。大丞相益州刺史琅琊王薛懿之苗裔，西良王薛兴之後胤。”“……蒙授朝散大夫……”。其“贞”字未避讳。
麟德二年（665）《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公讳知节，字义贞，东平人也。”是不是程咬金同志开国元勋太著名的原因，所以“贞”字可不避讳呢？
乾封元年（666）《大唐故兼司卫正卿田君墓志》：“君讳仁汪，字履贞，北平人也。”与老程同年没世，次年碑志。又一“履贞”，“贞”字未避讳。
尹思贞（640—716），《旧唐书》列传五十：“会契丹孙万荣作乱，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独无惊扰，则天降玺书褒美之。”贞观十四年出生，“弱冠以明经第，调隆州参军事”（二十岁时因考中明经科进士，调任隆州参军事）。在“神龙初（705）擢大理卿”之前是“擢殿中少监，检校洺州刺史”再之前是“迁明堂令，以善政闻”。
就尹思贞的履历来看，也是没有避讳的，在任洺州刺史时还因功获得则天的嘉奖。
垂拱四年（688）九月，兵败自杀的越王李贞，敢造武氏反，当然不会避讳。
还有因从附太平公主被玄宗诛杀的窦怀贞，到死也没改名字避讳的。
8、又显庆三年（658）《王居士砖塔铭》“懿矣居士，明哉悟真。苦节无扰贞。”其“真”、“贞”二字皆正常书写未避讳。（明万历年间西安出土）
调露元年（679）《泉男生墓志》“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王德真撰。欧阳通书。”撰写此碑文的王德真，即未改名避讳，“真”字正常书写。（1922年河南洛阳出土）
一则是在则天母杨氏没世前两年，一则是在则天母杨氏没世后九年。一前一后均无避讳事。
撰文者王德真，可是正好跨越这个时间段的人，其“真”字不避讳。
（以上两则据上海书画出版社《隋唐墓志精粹》）
9、从地名看，怀贞坊避讳改怀贤坊，而真安里、真定人却不改真字；
从人名看，魏真忠避讳改魏元忠，而贞徽、履贞、薛贞、泰真、思贞、德真等皆不改字。
按《长安志》及《唐两京街坊考》说法，神龙元年（705）才复旧不避讳，那么以上例举的这些705年前后时间段的人名字，除魏元忠生前改名外，其他人为何不改名避讳呢？
按说则天母应在690年建七庙被追称孝明高皇后之后，应该开始避讳其名号。705年中宗复唐，尚未废除此避讳。也或者则天为后之后，其母正盛极尊贵时，他人也应该避其名号。但以上诸条的或前或后时间中，地名、人名含“真”、“贞”字者均未避讳而改它字。
10、清董诰《全唐文》卷九百九中，有僧道宣与荣国夫人的通信记录。《上荥国夫人杨氏论拜亲无益启》、《上荥国夫人杨氏沙门不合拜俗启》文两条。《不合拜俗启》中落款为：“龙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即662年。
按，《不合拜俗启》中“荥国夫人”之“ 荥”则“荣”之误也。杨氏好佛，以此可证矣。如文中：“上闻御览，布君亲之拜”、“崇建为心，垂范宫闱”；《无益启》文中：“实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伏乞慈覆，特为上闻”。此“垂范宫闱”的夫人乃荣国夫人杨氏无疑。
《无益启》文中：“崇护真诠，良资宠望”；《不合拜俗启》文中：“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又僧之真伪，生熟难知”、“设出俗之威仪，登趣真之圆德”。此书信皆不避“真”字讳，（未见原文，也或真字简笔以避讳，尚不知也。）
或者说佛门不受俗制。
而《宋高僧传》卷四——唐京师西明寺道世传——记唐时风俗曰：“释道世，字玄恽，姓韩氏。……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故时称玄恽焉。”
《神僧传》卷七《僧伽》：“师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寺’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
观世音，不是避李世民讳而另称观音的么？
可见即使佛界也是要参加世俗避讳的。
而道宣的两篇启文，直接与荣国夫人，也不避其讳。（或者就当是杨氏笃信佛的缘故，而与道宣约定好了不避讳吧。）
《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九中，颜惟贞景云二年（711）为萧思亮撰文的墓志。
颜惟贞，字叔坚，曲阜人。颜真卿之父。生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天授元年判入高第，授衢州参军。天授元年即690年，时年二十一岁，景云二年四十二岁。
颜惟贞生二年，则天母杨氏没，或者说因此而不避讳，但按神龙元年（705）的“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令，此前的时间内又似乎该避“贞”字讳的。
以上这些，都是不避讳的例子，时间跨度从627年的韦泰真出生到716年尹思贞没世，这若干人等皆无避“太真夫人”讳的意思。
仅《长安志》、《唐两京街坊考》中说：怀贞坊避讳改怀贤坊。两唐书记魏元忠避讳改名事。而从其它这些墓志佐证来看，这几本有避讳说的书（实为两处）显得不那么可靠。
今人关于太真夫人之说，皆本于这两处。
“杨牡丹”一说，更无出处。或民间戏说，不可当史实到处宣讲，遗误后人。
（以上墓志资料除⑧两条，其余均据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11、是不是宋敏求的《长安志》文字是因避宋帝讳，而有变化？
（如宋仁宗名祯，《新唐书》，将唐太宗年号“贞观”写作“真观”或“正观”。）
宋敏求1019年生于宋真宗时，1022年四岁时宋仁宗赵祯即位，1064年46岁后宋英宗即位。《长安志》成书于宋神宗赵顼熙宁九年（1076），如果长安志中的“太真夫人”是避宋帝赵祯讳而把原本“太贞”改为“太真”也或有此可能。但若是这样《长安志》中的“怀贞坊”也应改写为“怀真坊”了，却未改，所以应该不是避赵祯的讳。而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成书因在嘉庆年间，应无此避讳。难道还要避讳60余年前的雍正胤禛名字？而又把“太真”复原为“太贞”？（如王士禛死后还要避雍正讳而改名王士祯）这种推断，尚难定论。
《长安志》成书晚于《新唐书》。《新唐书》列传由宋祁负责，宋祁生于真宗即位的998年，仁宗赵祯天圣二年进士，入翰林、史馆，开始修唐书，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这个时期最应避讳的是仁宗赵祯的“祯”字，有可能避仁宗讳，《新唐书》中皆把“贞”改作“真”。到《长安志》时，只是引用这类资料。这样的话，“太真”的原本应是“太贞”，还是原本就是“太真”，没有“太贞”？《长安志》中“ 怀贞坊：武太后以母号太真夫人讳真字，改为怀贤坊。”这段话，“真”字是避讳后的字还是原本不用避讳的字呢？从“怀贞坊”的“贞”字没有避讳来看，可以确定，“太真夫人”是本字，不然，完全可以写作“太贞夫人”。
如此，可判断徐松《唐两京街坊考》的“太贞”应是改了“真”字。
上面说的不亦乐乎，好像已经肯定是有“太真夫人”或“太贞夫人”这个称号了。
12、不过再回过头来看《全唐文》中武则天的诏书文章，是否有避讳自己父母的名讳。
兹罗列如下：
《求访贤良诏》：“其有抱梁栋之才，可以丹青神化；蕴韬钤之略，可以振耀天威……守贞亮之节，可以直言无隐……”
《僧道并重敕》：“明知化胡是真，作佛非谬。”
《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晓雾收碧，晨霞泛丹，”。“顾慕丹楹，回环紫掖” “访道顺风，养真乘日。”“或端居不出，以货买勋，真伪相蒙，深为巨蠹。”
《改元载初赦文》：“恢皇家正土之符，继炎刘真火之序，摛之罔极，垂之无穷。”
《请亲祭地祗表》：“辄效丹凡，庶裨大礼。”
《劳姚璹玺书》：“夫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
《喻刘仁轨玺书》：“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方广大庄严经序》：“朕闻真空无象，非象教无以译其真。”
《赐胡洞真天师书》，这个是直接称呼含“真”字的人名。
《赐三品以下官绣袍回文铭》还直接赐臣下“忠贞正直，崇庆荣职。”
这些应该都是不避“真”、“贞”和“牡丹”名字讳。
行了，够多的例子足以说明是没有世人传说的什么“太真夫人”、“太贞夫人”、“杨牡丹”这样的避讳的。
在古代天子再大，但父母之讳是必定要避的，不然则无世间人伦之礼。
余寡陋未见诏书原件以察是否简笔等，待有识者来证矣。
13、唐神龙元年（705）《安令节墓誌》中“贞吉智果”“桂馥松贞”的“贞”字却未做任何减写避讳，依然是原“貞”字笔划书写。
唐长安三年（703）《张矩墓誌》中“雅尚真宗”的“真”字，同样未见变化。
唐万岁登封（696）《封祀坛》铭文中“悬石镜扵丹青”的“丹”字，书写正常。
唐垂拱二年（686）《白鹤观碑》铭文“道既貞矣”“佩绿舒丹”“丹鼉之術既隆，白云之驾俄远”“以偃月之真儀”，其中的“貞”“丹”“真”三字均做正常书写。
唐垂拱二年（686）《王徵君临终口授铭并序》中多个“真”字，如常书写。
唐光宅（684）《卢承业夫人墓誌》中“得金夫之利贞，齐玉树之难朽”，“貞”字，如常书写。
14、《大唐新语》卷七知微第十六中说：“魏元忠，本名魏贞宰。”并详说在则天时被酷吏罗织系狱，估计待死无疑，不想上有诏书要释放他，是一个小吏先听说这个消息而提前告诉贞宰，魏贞宰因为惊喜，问小吏叫什么名字，小吏说叫元忠，大概是感慨捡回一条老命吧，以小吏之名为吉祥，就改为自己的名字了。也许刘昫、宋祁、欧阳修等以此为不实，而沿用避讳改名说法。于是两唐书魏元忠条皆为本名“真宰”。
另，《大唐新语》卷四持法七中的则天时夏官侍郎崔贞慎；卷六举贤第十三中的张嘉贞，（则天“召见内殿，隔竹帘与语”）；卷八敏政第十七中的李嗣真。（擅书画，有《上武后疏》）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八裴守真：“守真天授中为司府丞，则天特令推究诏狱。”
此又一干人等不参加则天母“太真夫人”的避讳。
结论：
①魏元忠改名或者根本与避讳无关。
②则天文未见避所谓母名号讳。
③当时许多人名也未见避所谓则天母名号讳。
④两唐书与《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基本一脉相承的说法，却无法与唐时众多人名志文合拍互证。故，该条记载的正确性，失效。
⑤五代后晋时的《旧唐书》和北宋时的《新唐书》，取材资料难道会比唐元和时期的《大唐新语》更令人可信？
⑥武则天母杨氏有可能号“太真夫人”或“太贞夫人”，但，当时并不需要避其号讳一事。如果这样又不合乎则天皇帝必然要尊崇父母讳名号的惯例制度，所以应该是则天母杨氏压根就没有这些所谓的名号，更符合当时官员们普遍没有避讳的事实道理。
杨牡丹，这个名字，更是戏说。
附：对考据与文化的质疑
书籍、文献、史料，越来越多。一个时代所积留的百家言说就已经很是巨大。后代人的博学也越来越要耗费毕生精力。比如，晋代人博览，阅读晋以前那几个历史时期的就可以，相对于后人的范围来说是少的。比如，唐人要研究汉，解决梳理清楚的是隋、南北朝、两晋、三国就到两汉了，路程短、内容量相对少。而到清人研究汉，就要再加上梳理清楚明、元、宋、五代、唐，然后才及隋之前……唐人毕生精力可能做得十件事的话，到清人毕生精力可能就做得三件事。
越到后来，人们面对前面的历史就越庞杂繁多，困难越大，要耗费更多的世间去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是所谓史料考证梳理。讹传、误漏、歪理、邪说、伪造、欺世等如同一个巨大的历史垃圾桶，把本原的东西湮没在其中。考证就形同在大垃圾堆里翻找纽扣，如果考证算学问，那么，学问就是走向充满琐碎垃圾堆的死胡同。
这种越来越庞杂浩瀚的被称为史料文献的考证梳理，几乎要穷尽一个人一生，把青春的大好年华都耗费在这上面，走完一生，最后，拿出一本巨册——某某校正、某某考订……翻阅其内容则不过是：张怎么说、王怎么说、李怎么说、赵是什么意见；汉什么地名、晋改什么名、唐又改什么名、宋恢复过什么名等等，或者根据新出土资料更正了某某以往的说法，竟成佳绩。然后汇集到一起，成一巨册书。纸张数倍、价格数倍，成为史料的新读物。
是不是再过几代人后还要这样再继续研究，然后再汇集另一巨册呢？
这样的学问究竟有什么人文意义和价值？文化的创造性又在哪里？
当看到如今仍有许多学人确定下研究方向时，我的感觉是一种悲叹。
前人中的明智者讲过不要掉进故纸堆里的话。的确，这样去找学问和文化，不如说是残害人生。也许这样算是一种学问，但，文化、文化，化在哪里？
如果一个学人的一生陷在那些历史考据中，那就是与历史垃圾桶相伴的一生。这样的研究适合没有创造性的人评职称吃饭用。这种学问，即便做到把整个人文历史倒背如流，也谈不上可称大师，因为没有文化的创举。尽管也思也想，却很难是迸发出人文和人性的光辉思想。
当然，没有根基的所谓创举，即便赢得一时人群口味的喝彩，也必然在历史中黯淡垮塌，甚至成为后人笑料。趋之若鹜的并不都是甘泉，还可能是腐肉。
不需要辨是非的人群，要么几乎把凡是古人的一切都推翻，要么把凡是古人的一切都拿来膜拜，即便是曾经的恶人，因为著名，也会有后裔来为之拜祭。
这样，人群的光怪陆离和社会妖魔化就自然应运而生。
说远了，近期因涉足探索一点古代园艺，要考证不少史料，看到关于唐武则天母杨氏名号避讳的颇可质疑内容，而顺便整理罗列了如上文一些相关记载，翻阅之余，竟蹈考据之路。由是想，正可借此小文批判自己，也说说那些以此般考据当做搞学问研究者们的——学界之病。
（另，今天的人类文明要告别家天下的时代，如果仍然纠缠在对帝后将相官僚老爷的膜拜意识形态中，去津津乐道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历史，那是文明的倒退。我告别这样的所谓考据之学。）
新十二年壬辰八月王木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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