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我写过一篇《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记不起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未引起任何反应，我想是不值一看，打算削弃。钟书说：文章没有空论，却有实用，劝我保留。这篇文章就收入我的《作品集》了。如今重读旧文，觉得我没把意思表达清楚，所举例句，也未注明原文。所以我稍加修改，并换了题目。
杨绛与钱钟书
我对自己的翻译，总觉未臻完善。所以我翻译的作品虽然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由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就是从经验中摸索怎样可以更臻完善。我就把原题改为《翻译的技巧》。
我的经验只限于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原著译成汉语。西方语法和汉语语法大不相同。如果把欧洲同一语系的语言从这一种译成那一种，就是唐吉诃德所谓“好比誊录或抄写”。如要翻成汉语就不那么现成了。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行文顺逆不同，晋代释道安翻译佛经时所谓“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头才颠倒得过来。
翻跟头只是比喻。而且翻跟头是个快动作——翻译也是快动作：读懂原文，想一想，就翻出来。要讲明怎么翻，得用实际的语言，从慢镜头下一一解释。
翻译包括以下几道工序。
一、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
翻译总挨着原文的一句一句翻，但原文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原文冗长的复句，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即排列）断成的一句句，没有一定的规律，不过还是有个方法，也有个原则。
方法是分清这一句里的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认明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不论原句多么曲折繁复，读懂了，总分得清。好比九连环，一环扣一环，可是能套上就能解开。
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
在以下例句中我分别用三种表达方式：
（一）最接近原文的死译，标点都按照原文（但每个词组的内部不死译，否则，全句读来会不知所云）。
（二）断成几句，并颠倒了次序。
（三）因意义欠醒豁，再度排列断句的次序。
我把三种译文并列，便于比较。第（三）种译文未必完善，只是比第（二）种对原文更信，也更能表达原意。
“
（一）
我在看到全家人一片混乱时，我大胆跑出来，不顾被人看见与否，我带着决心如果被人看见，我就大干一场，叫全世界都了解我胸中理直义正的愤怒，在对奸诈的堂费南铎的惩罚中 ，甚至对那尚未苏醒的水性女人。
（二）
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了出来，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甚至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都知道我怀着理直义正的愤怒。
”
（三）
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出来，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也不饶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知道我满怀气愤是合乎公道正义的。
“
从以上三种译文里，可看出译文（三）重作安排后，较译文（二）更忠实于原意，语气也更顺畅。短句内部没什么变动，变动只在各短句的部位。译文（二）的一组句子，读上来各句都还通顺，可是有几句散漫无着。全组的句子没有突出原文的主句，也没有显出各句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原句的意思不醒豁。
原文不断句，是瘫痪的句子，不对照原文就读不通。复句里的主句、分句和各个词组，正如单句里的单字一样，翻译时不能不重作安排，也不能照用原来的标点。因此最大的困难不在断句，而在重新组合这些切断后的短句。原句越是冗长曲折，译者越得把原句读了又读，把那句子融会于心。从慢镜头下来看，就是分解了主句、分句、各式词组之后，重新组合的时候，译者还受原句顺序的束缚。这就需要一个“冷却”的过程，摆脱这个顺序。孟德斯鸠论翻译拉丁文的困难时说：“先得精通拉丁文，然后把拉丁文忘掉。”“把拉丁文忘掉”，就是我说的“冷却”。经过“冷却”，再读译文，就容易看出不妥的地方。再对照原文，就能发现问题，予以改正。
二、把原文的一句句连缀成章
连缀成章不仅要注意重新组合的短句是否连贯，还需注意上一段和下一段是否连贯，每一主句的意义是否明显等等。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二句。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因为邻近的短句如果相混，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通读全部译文时，必须对照原文。如果文理不顺，只能在原文每一句的内部作文字上的调正和妥洽。
我曾见出版社因译文不通顺而请不懂原文的人修润译稿，结果译文通顺了，但和原文不拍合了。
三、洗练全文
把译成的句子连起来，即使句句通顺，有时也难免重叠呆滞的毛病。如果原文并不重叠呆滞，那就是连缀笨拙的缘故了。西文语法和汉文语法繁简各有不同。例如西文常用关系代词，汉文不用关系代词，但另有方法免去代词。西文语法，常用“因为”、“所以”来表达因果关系。汉文只需把句子一倒，因果关系就很分明。试举一短例。这句话的上文是“他们都到某处去了”。
“
（一）
他们都到伦敦去了；我没有和他们同到那里去，因为我头晕。
（二）
他们都到伦敦去了；我头晕，没去。
译文（一）和（二）是同样的话。从这个例子可说明两件事：
1． 颠倒一下次序，因果关系就很明显。
2． 上文已经说过的话，下文不必重复，除非原文着意重复。
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
（一）“点烦”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颠倒，也不能连接为一句，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
（二）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如果去掉的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
四、选择最适当的字
翻译同一语系的文字，常有危险误用字面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可是同一语系的文字相近，找到对当的字比较容易。汉语和西方语系的文字相去很远，而汉文的词汇又非常丰富，如果译者不能掌握，那些文字只陌生地躲在远处，不听使唤。译者虽然了解原文的意义，表达原意所需要的文字不能招之即来，就格格不吐，说不成话。英汉、法汉、西汉语等字典里的汉语诠释，当然可以帮忙，不过上下文不同，用字也就不同，有时字典上的字也并不适用。所以译者需储有大量词汇：通俗的、典雅的、说理的、叙述的、形容的等等，供他随意运用。译者如果词汇贫乏，即使精通西方语文，也不能把原文的意思，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
我词汇贫乏，恰当的字往往不能一想就来，需一换再换，才找到比较恰当的。
仍举三种译文。
（一）触及他的本钱就触及他的灵魂……
（二）动用他的本钱就刺心彻骨似的痛……
（三）动了他的老本儿，就动了他的命根子……
译文（一）“触及”钱并不花钱，所以不达意。
译文（二）较达意，但和原文的说法不贴切。
译文（三）比（一）、（二）较信也较达。
五 注释
译者少不了为本国读者做注解，原版编者的注释对译者有用，对阅读译本的读者未必同样合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土习惯各有不同，译者需为本国读者着想，为他们做注。
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里，有医家相争一节，我曾因为做这一个注，读了整整一小本古医书。我得明白他们相争的道理，才能用上适当的语言。
又如原文里兄弟、姊妹、叔、伯、舅、姨、甥、侄等名称，不像我国各有分别，而译文里有时不变含糊，这倒不必用注解，可是也得费工夫查究分辨。读者往往看不到译者这些方面下的功夫。不过花了功夫，增添常识，也是译者的意外收获。
六、其他
现在我略谈一些肤浅的体会。
有些汉语常用的四字句如“风和日暖”、“理直气壮”等。这类词儿因为用熟了，多少带些固定性，应用的时候就得小心。因为翻译西方文字的时候，往往只有一半适用，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适，用商也不合适。例如我的译文曾用“和风朗日”，而原文只有空气，没有风，因此改为“天气晴和”。又例如我国常用语是“理直气壮”，而原文却是“理直义正”。我用了这四字又嫌生硬，改为“合乎正义公道。”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唐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 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有这么一个目标。
这篇文章总结我翻译的经验。翻译欠妥的例句，都是我自己的。
（节选自杨绛《翻译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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