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大明水军攻陷宁波双屿岛，捣毁了“倭寇”的大本营，“筑塞双屿而还”。 这一年，一个叫做朱纨的男人站在人生事业的巅峰。这一年，他注定留名史传。也是这一年，他在自己的死亡宣判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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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吃肉的权贵
2、铁了心的朱纨
3、朱纨之死
撰文▼ 安航 （“彰考局”专栏作者）
朱纨出场前，必先了解“舞台”的背景，即明朝的海洋政策。
嘉靖初年，明廷最重要的海洋政策有两条：
一是严海禁，禁（窝主）私牙接济海商。由于沿海“窝主”（私牙）与海商、番商之间已形成海上金融体系（详见前篇《明朝人如何玩“倭寇”》），这一矛头等于是直指“窝主”（尤其在福建）①。
“窝主”、海商之间的金融联系是怎样的呢？大体言之，海商从番商（外国商人）处“赊”得货物或白银，到沿海的“窝主”处换货物或白银，然后出海，偿还番商债务，从中抽取差价。
“窝主”代理或者经营“中国”所产出口的货物，资本相对雄厚，对于从番商举债而来的海商有议价优势。明廷深知陆上的“窝主”是问题症结所在，由于窝主的权贵背景，海禁只是嘴上说说，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打击措施。
二是“撤天下镇守中官”，同时撤掉浙江市舶提举司（位于宁波）。
这两条政策互相矛盾。
皇帝派代理人（宦官）跑到浙江各处当“窝主”，打着管理贸易收税的旗号，暗中用皇家资本经营海上贸易，即“皇帝吃肉，权贵和商人喝汤”。现在撤掉镇守宦官，又禁止“窝主”接济海商，等于是皇帝不吃肉了，还要求那些人不能喝汤。
然而，政策的结果和设想相反，权贵们立刻吃上了肉。
《明史·日本传》指出，“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尤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于贵官家。”
▲抗“倭”明军。
也就是说，随着明廷的政策变化，“窝主”的身份也有三个阶段的变化。
阶段一：嘉靖以前，设市舶，皇帝是最大“窝主”，可以“平议其价”。
阶段二：嘉靖初年，撤市舶，商人做“窝主”。
阶段三：一旦“严通番”，普通人就难以做生意，有背景的贵官家才敢做窝主。
可以说，这三个阶段并不绝对互相排斥，而是一个时间段的突出现象。
海上金融体系（尤其在窝主——海商之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信用保障，海禁政策更是加深了信用的裂痕。当有一方（常常是窝主）欠债不还的时候，既然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只能诉诸私人的武力。
嘉靖二十八年的“倭乱”即起于此：
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内陆。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客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
余姚谢氏是海盗王汪直的窝主，当他欠了太多债时（汪直也欠着番商债务），就用海禁政策去威胁汪直：我要揭发你。汪直们恨恨不已，恨他欠债不还，累我也无法偿还债务；汪直们怒：大家都在犯禁，因为你们在陆上，有“关系”，所以翻脸就说我们非法出海？便给予极严厉的报复。
但“倭寇”们并非常常“有冤不得申”，也有抢劫上瘾的。
许氏四兄弟就是从海商“堕落”成海寇的。他们于嘉靖十九年左右即在浙江双屿港和番商做生意。嘉靖二十五年，许氏兄弟发现，自己欠了番商很多债务无力偿还，于是设计骗苏州、松江等处的商人带货物到双屿港，许氏兄弟就嗾使番商抢劫货物，用以抵偿债务。
不料，此事被日本“岛主”知晓，岛主杀了抢劫的番商立威。许氏兄弟等人偿债的计划落空，无法在双屿岛立足，就和李光头一伙结合，到岸上去抢“窝主”们。
一抢即上瘾，连民居都不放过，一场债务的纠纷升级成了“倭乱”②。
嘉靖二十六年，许、李二人的劫掠，使得“闽浙骚动”，于是本文主角——朱纨，在这个时候登场，他获得了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任命。
▲朱纨
朱纨有两种选择。
第一，荡寇。
此举并非把所有变成倭寇的潜在海商都灭了，而是有针对性地灭掉闹大了、不可节制的“倭寇”，最重要的是，不要动陆上的窝主们。
明朝大多数官员就是这么抗倭的，包括后来的胡宗宪。
第二，消灭国际贸易。
听起来很疯狂，这不就是对世界（当时沿海人民的世界）宣战么？
陆上“窝主”，关系遍布朝野，海上的海寇，贸易覆盖整个“中国地中海”（南中国海）。远方番商，背后有日本、琉球、葡萄牙等国撑腰。明朝官员都知道，“片帆不许下海”，是明太祖他老人家的梦想，现在还是“大同主义”的初级阶段。
但朱纨不管，他踌躇满志，铁了心要打击窝主们。
朱纨生于弘治七年（1494），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年）是人生分水岭。
这一年升任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立刻升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南赣巡抚，位子还没坐热，二十六年就当上了浙江巡抚，还加了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差遣。
▲海上“倭”。
这个差遣专为朱纨而设，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清洗沿海窝主。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滨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他知道这些权贵们在朝廷关系盘根错节，在地方根深蒂固，所以一上任，就很不客气地跟皇帝要了一份保证书，上疏奏曰：
因思海滨遐远，难以遥制，乃入漳州，一面俟敕，一面阅视海防。大坏极弊，可骇可忧。臣今日不为陛下言之，则臣今日所行，皆乖方违众之事。市虎传信，薏苡损真，臣将来之罪，亦自不知所终矣。
他很有预见地“要挟”皇帝：我说的事你是同意的，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到时候肯定被流言害死。
他又说：
盖福建多贤之乡，廷论素所倚重，而滨海不理之口，流言亦能动人。故官斯土者率以因循迁就为自全忓。虽有巡按御史锄奸革弊，然巡历不过一年，交待则成故纸。盖咸福之柄，移于乡评，是非之公，乱于野史久矣③。
意思是说，福建官场根本不敢动窝主和海寇们的利益，否则必然受到朝中的诽谤。
尽管朱纨成功逼嘉靖帝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但代表福建利益的官员，如朱纨所预料的时刻中伤他。
当时福建籍言官叶镗反对最力，他针对浙江巡抚一职，显示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说朱纨“一人兼辖两省”，根本顾此失彼。
叶镗提出，原来“海道专官”大可以用，不必派个都御史来，建议废除浙江巡抚这个官，或者浙江与福建各设一员巡抚。
这些模棱两可的意见，旨在削弱朱纨的权力。
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嘉靖帝批出一个堪称以毒攻毒的意见：浙江巡抚确实不必要设，以后还是照旧例派巡按御史就好，一切等朱纨办完事回京再说。
这个圣谕妙处在于，你们说制度不好，改；你们暗示朱纨权力过大，我装作没看懂，不改。④
浙江双屿岛是“海寇”盘踞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不同于陆路贸易的线状（尤其与西域天山南北路对比），海洋贸易是网状的，一个网点的形成或损失，只会让网络变形，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运作（陆路损失一个站点可以导致整体崩溃）。
朱纨深谙此理，一方面，他要剿灭“海寇”，另一方面，借此进一步打击“窝主”。
双屿岛海战并不困难。朱纨密令卢镗指挥的福建兵为主力，温州兵夹攻，顺利地剿灭了岛上的“海寇”，消灭了许氏兄弟集团。
但战争的善后很困难，朱纨提出，要在双屿屯兵建营，“贼据双屿，则贼处其逸，我据双屿，则贼当其劳”⑤，这是主动攻击海洋贸易的态度。
按明代官场规矩，既然许氏兄弟闹得太凶，予以消灭即可，此战告捷，打击海洋贸易也要告一段落，所以，即便是朱纨左右手的魏一恭也不赞成筑城。
但双屿之捷只是朱纨疯狂计划的第一步。次年四月，朱纨郑重“陈六事”，要点是，严海禁、打击窝主、增官设兵，主动进军海洋。
▲浙江舟山一带海防图。
朱纨打破官场潜规则的举动，遇到了空前阻力。
双屿岛设营，改成筑塞双屿；一打击窝主，便有福建士绅控告“揭发令”伤及无辜；增官设兵，兵部觉得过于激进，直接驳回。
朱纨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随后捕获的李光头集团战俘，统统杀尽。
风云为之变色。
由于很多达官贵人、政要士绅的家人仆人混在海商队伍中做生意，官员们往往“除首恶”，而暗中“纳金”放回部分俘虏。朱纨这位理想主义官员深明禁海令未必管用，但杀人还是足够震慑到“窝主”。
此举激起闽浙士大夫的切齿之恨。
隐忍了一年，嘉靖二十九年七月，言官陈忠夔直接上疏，动情讲述了朱纨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朱纨上任以前，根本没什么海寇。朱纨本是纵容海商贸易，“私赂庙堂”，后来事情被捅出来了，朱纨为了消灭证据，杀人灭口，然后沾沾自喜地报捷。
此疏疑点甚多，但经由严嵩处理，加上朱纨的靠山夏言已死，得到了嘉靖帝的支持。
嘉靖帝让朱纨进京候审。朱纨得知消息，“慷慨流涕”，叹息说，“纵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死我。我死自决之，不以授人也。”⑥遂愤而自杀。
这位清瘦矮小的官员，一身傲骨，他早预知今日，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今幻想破灭，死亡是他最直接、最犀利的宣泄。
朱纨之死，意味着明朝融入世界贸易的大潮流不可逆转。
只是，明朝融入的方式以及付出的代价可以继续演绎成历史，我们不应做历史的审判人，去说他的对错。正如其绝命词所说：“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惟成吾是。”⑦
EFERENCES
参考文献
① 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
② 郑舜功：《日本一鉴》卷六《海市》，民国28年影印本。
③朱纨：《阅视海防事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二零五。
④《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八，“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条”，所引之事在此条之前，此条乃皇帝之批复。
⑤ 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皇明经世文编》卷二零五。
⑥朱纨：《自撰圹志》，《国朝献征录》卷六十二《都察院九》。
⑦ 山崎岳：《巡抚朱纨与嘉靖海寇》，《日本东方学》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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