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单身者舞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我之所以重新采用亚历山大·克瓦雷的一部名著的标题，仅仅是因为想提及在经济领域，正如和尤其在象征领域，与农民世界（更一般地说，农村世界）的客观和主观开放相伴的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逐渐抵消了确保农民世界的相对独立和使抗拒中心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成为可能的诸因素的作用：或者，仅仅为了指出最终重要的事实，对市场的轻度依赖，尤其在消费方面——由于授予苦行主义的自身消费的优先权（门当户对的婚姻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交通工具的不可靠（道路和车辆）而造成的地理隔绝，这一切都倾向于减少迁移的范围，造成一个地方性的封闭社会世界，形成超越经济和文化的差异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认识。这种客观和主观的封闭使一种文化地方主义成为可能，它基于对城市规范或多或少有效的抗拒，尤其在语言方面，基于一种地方中心主义，尤其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例如，一般的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目前的状况，也就是根据在封闭的小世界内的等级中占有的地位作出的，这个封闭的小世界不理解社会的大世界，不理解这个小世界大体上在其中占有的相对地位（例如，根据某种程度的地方等级观念，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务实的或保守的，对一个“粗野的”农民来说，定期地去教堂，给本堂神甫送去弥撒用酒，是门面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换句话说，具有自己的社会等级、自己的统治者、自己的被统治者和自己的“阶级”冲突的这个小世界在社会空间中占有的地位并没有对农民关于他们的世界和关于他们在其中占有的地位的观念产生影响。
经济和象征财产市场的统一的第一作用是使农民价值的生存条件消失，在面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时，农民价值是作为对立的，至少在主观上对立的价值提出的，而不仅仅作为其他的价值提出的（只需援引相反[enantion]和差异[heteron]之间柏拉图式的古老对立，就足以很好地阐明关于“大众文化”莫衷一是的讨论）。有限的和伪装的依赖逐渐地让位于深度的和明显的、乃至公认的依赖。人们经常描述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及其对小规模农业的影响（在小规模农业中，有莱斯基尔的最“粗野的”农民）。就生产而言，农业经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商品市场（器具，肥料，等等），只有依靠事关农业经营的收支平衡、事关收支平衡由产品和销路决定的经营模式的贷款，农业经营才能面对必要的投资，以使生产设备现代化和提高产量。就商品化而言，农业经营也越来越紧密地依赖于农业产品市场，更确切地说，依赖于食品工业（举一个特殊的例子，保证牛奶收购的工业）。因为农民的经营费用取决于价格的一般变化，尤其取决于农民无法控制的工业品价格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取决于保证价格（例如，牛奶和烟草的价格），所以在现实中和在农民的世界观中，价格行情的变化取代了以前由自然因素决定的变化：通过政府部门的经济干预——尤其是价格的指数计算——，旨在引起政治反应的一种政治行动出现在农村经济的准自然世界中。其作用是使人倾向于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更加政治化的观点，不过，其反国家主义的色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作为自主经营基础的独立的错觉。已经变成领工资者的小地主对他们自己的状况和通常表达在既反抗又保守的政治立场中的双重的、甚至矛盾的看法可以在一种深度矛盾的客观模棱两可中找到根源。至少在表面上，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仍然是他们的活动的组织者（不同于在市场上出卖其劳动力的工人，他们出卖的是产品），能拿出一笔十分可观的投资资本（但不可能在实际上兑现成现金），他们通常从艰辛的、强制性的和非体面、尽管或多或少有技术含量的劳动中仅得到比技术工人更低的收入。由于技术统治在无意中产生的一种作用，尤其在资助和信贷方面，他们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旨在建立一种实际上和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样充分社会化的经济，尤其借助于施加在价格和生产过程本身上的限制，同时保留名义地产和生产机构的责任，和得到由此引发的自主经营的所有激励。
农村经济对市场逻辑日益增加的依赖本身不足以决定在农村世界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只要这个过程本身通过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联系于象征财产市场的统一，而象征财产市场的统一能决定农民的民族自主的衰败，因而决定农民抗拒和拒绝力量的消失。我们承认，概括地说，人口从农业产业中的流出取决于农业中的领工资者和非农业产业中的领工资者以及非农业产业的就业岗位的关系（根据非工业就业率测定）。因此，我们能提出移民潮的简单机械模式，一方面，我们假定存在着一个吸引场和势能差，经济状况的差异（收入水平，就业率）越大，势能差就越大，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当事人用一种根据不同因素而变化的惯性力或抗力来对付场力。
但是，只有当我们忽略这个模式的运作的先决条件——而运作不是机械的，我们才能完全对这个模式感到满意：例如，只有当比较——正如就像建立关系的有意识或无意识行为——是可能的和在社会上可接受的，并且只有当农业领略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好处，而工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收入差异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也就是当封闭世界和无限世界相互开放，使两个世界的空间接近成为不可想象的主观隔阂逐渐消失的时候，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收入差异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只有当城市生活具有的好处变得明显地得到公认，因而能根据认知和评价的范畴来理解，使以前从来没有（主动地或被动地）看到和被忽略的这些好处变得可感知和可评价、可见的和令人向往的时候，这些好处才能存在和起作用。事实上，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只能对那些因城市诱惑力而转变态度的人起作用：世界观的集体转变把基于对占主导地位价值的一致承认的一种象征力量给予处在统一的客观过程中的社会场域。
象征革命是无数个人转变的累积产物，这些转变在到达某个临界点时，共同形成一种越来越加速的过程。事实上，习惯所造成的平常化倾向于忽略不寻常的心理作用，尤其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每一次背井离乡都必须以这种心理作用为前提；应该提及准备的力量，提及有助于促成或引发决定的机会，提及通常难以完成的心理疏远阶段（例如，在一半的时问里身处市镇的邮递员或司机的职业通常是移居城市的跳板），以及有时不可能完成的心理疏远阶段（例如，被迫的移民，他们在整个一生中致力于与乡土“保持亲密关系”）。
每一个当事人都同时或相继地经历了自信阶段，或多或少攻击性的焦虑阶段，自尊危机阶段（表现在农民和“乡土”的终结的仪式哀悼中）。以不同速率渡过心理历程和最后抛弃农民价值的倾向取决于在以前的等级中占据的地位，以及和这个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和态度。最不能抵御外部吸引力、比其他人更早和更好地认识到移居好处的当事人是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最不依恋乡土和家庭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女人、幼子或穷人。仍然是古老的规则决定了人们背井离乡的规则。女人，作为交换的象征对象，从低到高流动，因而自发地倾向于对城市的命令表示服从或对城市的诱惑力表现出热情，她们和幼子一起，成为城市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和男人（以及幼子）相比，她们更少地依恋农民的生活，更少地从事劳动和负有权力责任，因而更少地关注家产的维护，更多地关心教育和她们所拥有的流动可能性，她们在农民世界的中心引入了贬低和降低“农民品质”的城市观点。
因此，社会世界的认知重建是个体和集体转变的中心，与心理上的和集体维持的自给自足的终结是一致的，这种自给自足则把封闭的和局限于习惯生活的世界当作一个绝对的参照系。参照系是不容置疑的，不管是贫穷的幼子还是贫穷的幼女，选择背井离乡的人仍然尊重这些得到认可的中心价值。集体的转变使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最终影响到留守者本身，因而被称为哥白尼革命：不动的中心，同样不动的和唯一的一种等级制度的中心，只不过是一个更广阔空问里的某个点，说得难听一点，只不过是一个低等的、微不足道的和受支配的点。有自己的等级制度（例如，“富农”和“小农”之间的对立）的农村居民区重新处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在那里，农民整体上占据着一个受支配的地位。在这个突然降级的世界中拥有最高地位的那些人由于不能及时进行必要的转变和转产，最终只能付出象征革命的所有代价，因为象征革命在一个战略点上——婚姻市场——触及到旧秩序；由于农业经营处在经济环境中，劳动市场提供给农业经营的劳动力仅仅是雇工，所以这个市场实际上非常直接地要求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而要求农业企业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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