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明军 简介：浙江金华人，九三学社社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兰溪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爱好文学写作，善于散文、诗歌、历史军事类纪实文章，曾在兰江导报、金华晚报、浙江省政协联谊报及铁血文库、战争事典等各类军事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三千神兵如天降：乙毗射匮可汗重新控制焉耆及郭孝恪灭焉耆之战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击败了唐朝拥护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咥利失可汗弟之子），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原先臣服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的焉耆等国因为国小势弱（“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也先后臣属了乙毗咄陆可汗。同年，乙毗咄陆可汗扣押唐朝使者，侵扰西域诸国，又并派兵进犯伊州，唐安西都护郭孝恪率二千轻骑出乌骨（哈密西北）击破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诸部围攻天山（在焉耆北）。郭孝恪击退西突厥，乘胜进占处月俟斤（部落首领）所居之城（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北），并一直追至遏索山（在今乌鲁木齐西南），收降处密兵众而归。后来乙毗咄陆又攻破米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南），夺取了大量人口与财富，不分给部下，引起部众怨恨。西突厥五弩失毕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派代表至长安，请唐朝废黜乙毗咄陆，另立西突厥可汗。唐太宗册封前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看到自己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是逃往吐火罗。虽然唐朝最终击败了与其争夺西域霸权的乙毗咄陆可汗，扶持了乙毗射匮。但是新汗继位后仍然选择与唐朝分庭抗礼，并通过和亲拉拢、武力渗透等手段来实现对亲唐的西域诸国或部族的控制，逐步恢复西突厥的领导地位，其中对于焉耆和龟兹的争夺，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面对西突厥与唐朝两大强权在西域的角逐，实力弱小的焉耆，在乙毗射匮可汗的威逼利诱之下，不得不依据自身利益和安全形势调整外交方向，重新倒向了西突厥。同时，焉耆态度的转变也与唐朝在高昌实施的一系列举措密切相关，高昌灭国，其地被唐朝夷平为郡县。为避免同样的噩运，延续龙姓王朝在焉耆的统治，谋求国家的独立与长存，焉耆不得不再与西突厥结盟，选择了亲近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中断了与唐朝的邦交关系，为拉拢焉耆，乙毗射匮可汗让其国相阿史那屈利啜为其弟迎娶了焉耆王龙突骑支之女莫言花，通过政治联姻，强化了对焉耆的政治控制，西突厥与焉耆约为了唇齿之国，焉耆也断绝了对唐朝贡，成为对抗唐朝的前沿阵地。对大唐而言，位于西域往来交通线咽喉之地的焉耆是唐朝在征服高昌之后，继续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路，焉耆的反复无常更激起了唐太宗的怒火，因此天可汗已决心对焉耆用兵。
虽然焉耆国小兵弱，并无与大唐正面交锋的实力，但其背后有西突厥和龟兹等强国撑腰，此战成败关系到大唐经营西域的整体战略，以及西域诸国的人心向背。唐军远离本土，孤悬在外，一旦战事迁延日久或有所不利，必然危机到西州和安西都护府的安全，西突厥等也将卷土重来，因此这也是绝不容有失的一仗，所以领兵的将领可谓至关重要，“将者，三军司命也，全军安危系于一人”。而此时的大唐正值贞观盛世，名将荟萃如星河般灿烂，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安西都护郭孝恪上书请求讨伐焉耆，这位大唐经营西域的名将即将在焉耆书写下辉煌的功业。郭孝恪（？－649年），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少年时便有奇志，不事生产，被父兄视为无赖。隋末率乡族归顺瓦岗，与徐世勣（即李世勣）同守黎阳。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随徐世勣归降唐朝。武德二年，窦建德攻破黎阳，李世勣被迫投降窦建德，但仍忠于唐朝，与郭孝恪商量脱身之计，郭孝恪道：“我们应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图脱身之计。”后趁窦建德掳掠之时，两人率数十骑投归唐朝。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东征王世充，窦建德担心王世充灭亡后祸及自身，于是率军来援。郭孝恪对李世民进言道：“平定王世充指日可待，窦建德远来，粮运不便，这是天要亡他。大王应固守虎牢，屯军汜水，到时随机应变，歼灭他们就很容易了。”是役，唐军大获全胜，战后李世民大宴众将，并道：“郭孝恪曾献擒窦建德之计，功劳在众将之上。”迁升其为上柱国，历任贝、赵、江、泾四州刺史，任内颇有政绩。后入朝，任太府少卿、左骁卫将军。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唐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郭孝恪副之，合兵十余万征讨龟兹，至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攻破龟兹都城，龟兹王被俘，其国相那利只身逃走，留孝恪守之。不久，那利引西突厥和本国兵马万余人，回袭唐军，并与城内降兵勾结，攻打郭孝恪，乱箭齐发，郭孝恪中流矢而死，其长子郭待诏一同战死。唐高宗即位后，追赠其为安西都护、阳翟郡公。其次子郭待封在唐高宗年间随薛仁贵征讨吐蕃，因不忿自己居于薛仁贵之下，故交战期间不听主帅部署，致使薛仁贵被吐蕃四十万大军合围在大非川，此役唐军大败损失惨重，郭待封战后因罪而贬为平民。话接前文，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将步骑三千，讨伐焉耆，关于此战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十八年九月“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可见此战开始于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抵达焉耆，数日之内即告击破，九月辛卯日捷报已抵达长安，诚可谓兵贵神速。
八月十一日，唐军离开西州，出银山道往击焉耆。银山道是天山南路中由高昌至焉耆之间的一段古道，长约七百里。《西州图经》中提到“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系，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大军出发前，恰有焉耆王弟颉鼻叶护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遂以颉鼻弟栗婆准为远征军向导。七百里行军，沿途天险重重，《新唐书》志30西州交河郡记载：“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此即行军之路，这条道路的地势从“天山西南入谷”开始变得险要起来。据《西域图志》记载，该山谷“两崖壁立，人行其间，如一线天，为古车师（亦即唐朝的西州）西境关隘”，而焉耆都城地势也极为险要“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正是凭借着险峻的天险和易守难攻的地形，焉耆守军防备松懈，并不以唐军来犯为意（焉耆的心态与高昌王麴文泰何其相似）。3000唐军一路穿越天险绝壁，克服西域恶劣的气候条件，倍道兼行，在八月二十日的晚上抵达焉耆都城，郭孝恪即命将士趁夜渡水，待天明时，突然出击，登上城墙，鼓角齐鸣，焉耆城内大为慌乱，唐军趁机出击，击败焉耆守军，并一举俘获了焉耆王龙突骑支。关于此战斩获敌军数量，诸书记载不尽一致：《资治通鉴》记载：获首虏七千级；《册府元龟》记载：斩首虏七千级；新旧唐书均记载为斩获千余级。结合焉耆“户四千，胜兵二千”的记载，斩七千级的战果似乎有些太大，斩千余级的战果相对可信。郭孝恪击破焉耆后，并未留唐军镇守，而是“以栗婆准导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并将焉耆王龙突骑支及其妻子带回了大唐，当时唐太宗正巡幸洛阳，于是郭孝恪将龙突骑支一行送至洛阳，太宗赦免了突骑支，并以此教导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对于唐军的本次讨伐，焉耆背后的龟兹与西突厥均迅速做出了反应，龟兹不敢直接与大唐正面交锋，只是断绝了对唐的朝贡。而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与焉耆关系密切，乙毗射匮可汗也不想轻易失去焉耆，于是西突厥派出了近万名援军，兵临焉耆都城之下，此时距郭孝恪离开已有三日，焉耆无力抵抗西突厥，其留摄国事的执栗婆准被屈利啜俘虏囚禁。屈利啜囚禁栗婆准后，获知唐军兵少，立刻率五千劲骑继续追击，在银山追及唐军，郭孝恪回军与西突厥交战，大破之，追奔数十里而还。至此，贞观十八年的唐军讨伐焉耆之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回顾此战，人数较少的唐军在反击中把西突厥打得一败涂地，而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面积约有300万平方公里，管辖范围非常辽阔，但大唐在安西的驻军却不多，《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安西都护府，镇兵二万四千人”。可见仅仅两万余唐军就牢牢控制了辽阔的西域。这是因为唐朝西域驻军都是精锐中的精锐，个个身经百战，还装备了造价昂贵的明光铠和陌刀。明光铠被认为是冷兵器时代防护性能最好的铠甲，寻常刀剑根本无法对身着明光铠的士兵造成任何损伤。而唐军骑兵使用的是冷兵器时代攻击力最为凶悍的兵器马槊，长度在一丈八尺以上，全长超过四米，作为骑兵冲锋时的冲击型武器，锋锐所至，人马俱透。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骑兵的克星的陌刀，据唐代兵书《太白阴经》记载：“陌刀，威力巨大，锋刃所加，流血漂杵”。可见精良的装备强悍的战斗力造就了唐军强悍的战斗力。经此一战，郭孝恪把大唐之威，远播西域，唐太宗大为高兴，专门下玺书褒奖其功劳，全文如下：
“卿破焉耆，虏其伪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敢怀叛逆。卿望崇位重，报效情深，远涉沙场，躬行罚罪。取其坚壁，曾不崇朝，再廓游魂，遂无遗寇。缅思竭力，必大艰辛，超险成功，深足嘉尚。”
西域沃土终化唐州：战后焉耆都督府及安西四镇中焉耆镇的创设唐军击败屈利啜后，另一位西突厥贵族处那啜派出一名吐屯（突厥官名）统摄焉耆国政，并遣使赴唐朝贡，对于西突厥的居心，太宗洞若观火，直接斥责来使说，大唐已经发兵击破了焉耆，你是什么人，还胆敢占据它。吓得这位吐屯直接返回了西突厥。西突厥的吐屯虽然退出了焉耆，但是焉耆国内的乱局仍在延续，《新唐书》记载：“焉耆立栗婆准，而从兄薛婆阿那支自为王，号瞎干，执栗婆准献龟兹，杀之”。（《旧唐书》记载：“处般啜乃执栗婆准送于龟兹，为所杀”）总之，亲唐的栗婆准已经被除掉。新王薛婆阿那支奉行亲西突厥的政策。贞观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率军讨伐龟兹，阿那支大为恐惧，逃至龟兹，抵抗唐军，战败后被阿史那社尔擒获，历数其罪状而斩之。消灭阿那支之后，唐朝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旧唐书》记载：“求得阿那支从父弟先那准，立为王。”两者疑为一人）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焉耆王婆伽利卒，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骑支，诏加突骑支右武卫将军，遣还国”。突骑支归国后，一直臣服于唐朝，此后，焉耆遂成为唐朝的忠实臣属。“西突厥、焉耆、安国皆争犒师。”唐朝又扶立龟兹王弟叶护，并招降了部分西突厥部落、于阗、安国等西域诸国，同时册封内附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通过焉耆、龟兹两次征讨，唐朝成功瓦解了敌对的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政权。唐灭龟兹之后，在焉耆设置了焉耆都督府，作为羁縻府州。焉耆国王同时作为唐朝的焉耆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同时安西都护府由高昌迁到龟兹，“以郭孝恪为都护，统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地，并修筑城堡，建置军镇，谓之‘四镇’。”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安西四镇。焉耆镇，全称焉耆镇守军，是唐朝经过三次行军而占据焉耆后设置的管理焉耆的重要军事单位，是安西四镇守军之一，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其故址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南、博斯腾湖西岸的博格达泌古城。焉耆镇守备长官称焉耆镇守使或焉耆镇守军大使，常驻兵力达3000人左右，主要来源于内陆汉人，平时屯田，战时荷戈，自备粮秣。作为戍守西域边防的重要军事力量，焉耆镇对拱卫安西大都护府和维护焉耆国地区周边的稳定统治以及保证丝绸之路中线的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焉耆虽然多次受到西域各国的冲击，置废不断，但一直作为唐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贞观、开元后，边地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并始终臣服于唐朝并保持着朝贡等义务。
在焉耆设镇体现了唐对焉耆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也是唐对焉耆的重视。军镇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组织，由羁縻府州到四镇的设立，是唐朝在西域地区实行的一种“胡汉结合、军政并行”的政治体系，以四镇拱卫安西都护府，从而实现对西域的稳固统治，安西四镇对于唐经营丝绸之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贞观以后，安西四镇时置时罢，常有变动。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根据当时实际形势，罢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西州。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将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灭亡了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次年，安西都护府又迁回龟兹城，并升格为大都护府，四镇也随之恢复。至此，西突厥两厢、十姓部落己全部归附唐朝，唐朝最终实现了对西突厥的征服，包括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真正成为唐朝实际控制的领土。“彼时，唐朝因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唐朝的疆域已经越过葱岭、碎叶川，远达中亚，是唐朝历史上的巅峰。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