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 张舒予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东西方对于素养概念的理解差异以及时代发展的制约，导致国内在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歧义。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纬度解析两种素养之间的差异与关联，揭示它们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阐明以教育技术为切入点来构建两者相融合桥梁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媒介素养；信息素养；解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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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是近年来教育界讨论比较热切的新词汇。然而，此两种素养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二者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学者们都从自己的特定研究领域出发去理解与阐释这两个舶来词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却显得扑朔迷离。应该说一切理论概念常常都被染上时代的痕迹，特别是那些与时代相属的并由之支配而发生相应变革的概念，更是必然处在各种特定眼光的不同角度的透视之中。“信息素养”、“媒介素养”就是具有这样属性的概念名词。一方面它们在一些领域似乎已经成为某中先验范畴，另一方面其相互关系似乎变得飘忽不定，交错纷繁，要想追究清楚谈何容易。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处在飞速发展的年代，学者们创造概念受他们所处时代的制约，后人的概念解读同样也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所以，追根寻源穿越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情境，探清名词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并解析内涵差异显得十分必要，有利于我们科学构筑一个有力的支点，从而有效地实施素养教育。
一、“素养”一词的概念起源及其演变
在追踪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发展历程之前，我们先跳出媒介、信息、传播等领域局限就会发现，“素养”是国内学术期刊近年来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诸如政治素养、经济素养、健康素养、科学素养不一而足。而对于素养一词本身的理解却很含混。因此有必要回溯一下素养的概念起源并梳理其演变。
中文的“素养”一词是与英文单词“ literacy ”相对应的翻译。但是“ literacy ”的直译是“识字、有读写能力”的意思，和中文的“素养”含义有着一定的差异。西方“素养”一词从“识字”（literate）派生出来，传统的素养定义只应用于印刷物“关于文词的知识”，以后又延伸为“受过教育；有学问” 的含义。据牛津英文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率先使用“素养”一词的是1883年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发行的《新英格兰教育杂志》。西方“素养”是伴随着公立学校的整顿而问世，它意味着学校教育所处理的通用知识和技能，代表着参予社会公共领域的基础性“共同教养”。但历史事实证明学校中单纯的抽象化素养教育并没有发挥显著功效，比如素养最初始的核心能力是读写技能，但大众识字率却跟大众刊物的普及率相关，而非学校素养教育的结果。因此从历史的教训看来，素养应该是深深扎根于社会语脉和共同体之中的文化，而不是由非情境化的知识技能所构建的“学校化素养”，在此认识上西方形成了20世纪前半叶以中等教育大众化为背景的“通识教育”概念。在这层意义上素养问题，即指大众社会的知识水准，又指共同知识所构成的学校教育的人际协同模式。因此学校承担着现实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创造与教育的使命，造就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民主型市民，同时素养教育并不对立于专家含义上的多面手的教育，也不是若干学科累加的教育，它意味着整合的知识，而且这种整合的知识是以具有社会价值与含义的广泛知识、多样的主题与问题为核心。[1]
当下国内关于“素养”的讨论虽热，但对“素养”一词本身却缺少专门而深入的论述，有的不求甚解地认为素养即是素质的代名词。其实素养与素质既有相近的意义，也有不同的方面。查检《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素养”的解释为“平日的修养”，而关于“素质”的解释为“指事物本来的性质；心理学上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先天的特点。” “素养”也是其中的一个注解 [2]。《辞海》里解释“素养”为“经常修习涵养；平素所豢养。” [3]“素养”一词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汉书·李寻传》：“马不伏历（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 [4] 意思为：未经过驯养的马不可以驰骋疆场；未经过训练的士兵，不可以担当保家卫国的责任。从词意的角度来考察，“素养”与“素质”为近义词，但区别在于“素质”偏重于静态的度量，而“素养”则强调动态的修身养性，是指一种“人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修习培养）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包括功用性和非功用性”，蕴含着平素“教育、训练、培养”之意。准确地说：“素养”可以理解为“素质的养成”。
可见，东西方对于素养的解释，理解的深度与广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素养之意更接近于中文里的“素质”，趋向于某种共同的社会认识和育人目标，并以此来指导整个教育改革的前行；而东方素养则指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德行，更趋向于是一种能力、一种价值观、一种态度、一种心境的养成。对个人素质的评价而言，素养成为一种内在的潜能，发展的空间界限以及达到某个标准都没有一个可见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东方关于素养培养方面的理解见仁见智不求一律似乎更为超然。但因此国内也存在着把素养教育无限拔高的趋势，这不利于与西方学术界就该问题的彼此沟通，同时也是国内关于素养认识众说纷纭从而使得其概念泛化的重要缘由。东西方有关素养的认识未必有优劣之分，但确实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了素养概念的复杂性。既然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概念是西学东渐的现代社会的理念产物，姑且将它们置于社会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两者的差异与关联。
二、“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内涵解析与差异比较
加拿大传播理论学家麦克·卢汉是20世纪60年代最走红并最富有争议的一位思想家,他的“媒介即信息”理念众所周知，从这句话进行简单推理媒介素养应该等同于信息素养。但事实是：自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分别由英国学者（1933年ER.利威斯）和美国学者（1974年席保罗·泽考斯）提出以后，两种素养教育均轰轰烈烈的在西方各国迅速展开并在学校体制中独立设课，两种素养课程并行不悖，至今还没有谁取代谁的现象。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定义国内外不下几十余种，各有千秋。在纷乱之中国内教育界对于两者概念的界限几乎没有认识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关系是个问题。从字面上望文生义，“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两者相似又相异。学者们各自处于不同的领域言说着自己的话语，处在一种雾里看花似懂非懂的状态，已经产生了不少误解，很有必要加以澄清梳理。
（一）概念的起缘层面不同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源头梳理起，信息素养这一概念最早是从图书检索技能发展和演变过来的。随着信息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美国的主导行业，几十年前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就注意到计算机网络、通讯系统和数据库将前所未有的大宗信息置于人们的手指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什么是可用的信息、什么时候使用信息以及如何找到有关的信息。由于图书检索技能包含了许多实用的、经典的文献资料查找方法, 而计算机则是高效、快速的现代化信息处理工具, 所以美国将图书检索技能和计算机技能集合成为一种综合的能力——信息素养。其最初的研究核心是人们如何进行信息处理，培养人们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技能。从以上表述看出信息素养的提出源于“科学技术”领域一个有形层面上，所培养的人要具有主动意识去获取信息、利用信息。随着“科学技术”魔力的展现，以及由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且逐渐改变着世界的景观，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推进了信息素养教育的迅猛发展。
一般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构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它起源于英国20世纪30年代，旨在通过倡导开展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提高对抗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流行文化的“低水平满足”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更好的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之后逐渐发展成提高媒介受众批判性认识、吸呐媒介信息与创造媒介信息的终身教育。从以上表述明显看出媒介素养的提出源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无形层面上，媒介在“出售”其产品的同时也在“出售”思想、观点和价值观，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左右着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5]媒介内容关乎社会权力、体制与文化，尤其是涉及政治形态，出于对文化工业产生的意识形态奴役的焦虑，从而把媒介素养的培养视为一种消解人们错误信仰和思想的工具，所培养的人处在受众的角度成为被保护的对象，因此媒介素养问题同样得到了西方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二）内涵的变迁过程不同
由于两者均关乎民生与国家利益，因此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很多学者都致力于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的研究，但多学科研究势必造成分歧，导致即使在同一领域内也未能达成任何权威性的共识，因此两者内涵的变迁显得异常复杂和凌乱。笔者只能就其大致脉络进行分析。
随着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反思，许多学者都对信息素养进行了丰富和扩展, 由于不能完全揭示出信息素养这个抽象概念的全部内涵，所以转为对信息素养人特征描述的层面, 为深刻理解信息素养内涵提供广泛的视角，信息素养含义的解释开始渐渐地淡化科技能力的工具性色彩，转而强化了信息寻找、获取、利用以及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出了信息交流问题，将信息素养个体化的问题转化到群体活动中，有人进一步将其置于信息文化的建构之中进行阐释，由此形成了有关信息素养内涵的各种流派, 例如工具观、能力观、学习观、文化观等等。尽管这些观点仍在不断自我延伸和发展，但笔者认为现在国内信息素养的教育实践与普遍认识多集中在能力观层次上，在向信息文化的多重建构方向演化。借用中国一句古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信息素养正在超越了单纯的信息技术本身，追寻基于器具（信息技术）之上的道（观念、行为和社会心理等），因而引发了信息素养含义泛化现象，这也是各种素养相互交错界限不明的本质原因。
媒介素养研究在西方已有70余年历史，诞生之初就在所谓“道”（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层面上。因为各国的文化氛围民族传统不同，各国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内涵的发展呈现出为不同的目标而服务的特性。比如美国它是个文化输出大国，不存在文化侵略与文化霸权问题，所以其媒介素养教育曾一度停滞，但由于媒介内容充满着暴力、凶杀、色情、毒品，美国政府、社会甚至家庭对媒介传播效应忐忑不安，从而求助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英国媒介素养的研究最为成熟，它经历了保卫精英文化、欣赏流行文化、解释媒介与赋权于受众的三个阶段，理论也从李维斯主义发展到符号学的表征范式，马斯特曼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18条原则已经成为欧美媒介素养研究中的主要纲领。[6] 但近几年英国在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中，出现了强调有意识地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ICT）的趋势，建议教师教给学生如何使用ICT工具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质量和效率，即以技术为切入点而不是先前以文本为切入点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趋势表明媒介素养在研究“道”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承载“道”的“器”的本身作用。
简而言之，信息素养由“器”而“道”的发展，而媒介素养由“道”的层面横向扩展的同时逐渐加强也对“器”本身的研究，显然，对于“器”的讨论的交叉点是很明晰的，但对“道”的理解却相当复杂，是否在同一层面上有待进一步探讨。[7]
（三）培养的实施方式不同
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培养实施方式有所不同。纵观各国的信息素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发展轨迹，前者的发展较为单纯基本上经历了计算机教育到信息技术教育过程，在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单独设立了信息技术课程，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内容，但总体上都围绕着培养人们的信息技术技能为核心。关注的学科主要有教育学、教育技术学、信息科学。
媒介素养教育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可循。媒介素养教育在世界许多地方蓬勃发展，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和对话中，人们的目的、动机以及推广方式大有分歧，尽管大家在谈论媒介素养教育，但似乎人们谈的不是一件事情。当媒介素养的发展和管理受制于管理机构时，媒介素养教育被视为保护人民免受媒介“负面”影响的一种方式。典型的是英国将媒介素养教育寓于英语的教育之中；硬件和软件公司所关注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你不买他们的产品，你就是落伍的文盲，将购买行为变成一种社会义务；媒体机构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动机和心理更加复杂与矛盾，主要动机是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免受管理者的制约，受众能够更好的把握媒介传播内容，而不希望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体作品。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重视对媒介与媒介内容的思考和分析，加强人们对大众传媒中所获得的全球信息的认识和理解，以不断培养人们的批判素养为核心。关注的学科主要是教育学、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
三、“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相互融合之趋势
我们的教育似乎徘徊在突然出现的各种素养之中，而种类繁多的素养名词的内涵显而易见存在着一定的重叠关系，尤其是国内的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概念更是如此。国外信息素养（1974）的概念是在媒介素养概念（1933）产生约40年后才出现，他们彼此在不同的领域中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成熟，并形成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回到前文所提到的麦氏理论：“媒介即信息”，他实质是希望人们将注意力从媒介内容专向媒介本身，重视媒介本身的社会影响。但当时他的理论遭到了尖锐的批判，理由主要是其排斥了与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批判性问题。由此可见当时媒介素养的发展与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意识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媒介素养的发展本身也呈现出长期激烈争议的局面，这种争论甚至起源于早期印刷品发行的年代，其核心是媒介批判素养的内涵是什么。而到了90年代，麦氏的理论重新为学术界所瞩目，根本原因是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本身成为了信息的一种。从素养发展的轨迹来看，面对信息洪流，信息素养是解决人们主动迎接信息的问题，媒介素养是解决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问题。但当ICT 技能越广泛的成为现代社会信息活动的关键因素，人们的身分越具有两重性：既是媒介受众的同时又成为媒介信息内容的创造者，面对信息人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界限越来越模糊，媒介与信息已经无法剥离，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媒介素养内涵的急剧演变，信息素养也不断丰富成具有理念的时代先锋，甚至素养本身的涵义也产生了转变。笔者挑选了国际上近些年两个权威机构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所下的学术定义进行语义比较。媒介素养是“以各种方式检索、分析、评价、与创造媒介内容的能力” （1992年美国 Aspen媒介素养领导协会），这一定义因其简练在美国经常被引用，而且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信息素养是“识别、检索、评价、组织、有效创造、利用、交流信息处理问题的能力”（1992年美国国家图书与信息科学学会）。[8]从其语句结构来看两者极为相似而且均以“能力模式”出现，相同核心词汇有检索，评价，创造。笔者无意评述这两个概念的优劣，只是表明它们有融合的趋势。最早，媒介素养关注报纸、电影、广播电视这些所谓“前三代媒介”，而信息素养仅关注计算机技术。当网络技术诞生后，它不断综合着前三代的传播技术，网络传播内容与方式也在综合着前三代媒介的传播技巧而且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方式，媒介传播环境演变的相当复杂而且高度集成，媒介与信息技术的这种融合给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促使人们获得相关的一套技术和知识成为了必须。这里又应验了麦氏的一句名言“我们创造了工具，之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工具是物质性的，但塑造成什么样的“我们”，包含有哪些成分却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所以，在此情境下西方学者在考虑两种素养融合的可能性，以期产生新的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内涵，尤其是媒介素养这种传统素养的内涵。
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两个概念几乎同时传入我国，1994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夏商周首次把媒介素养教育介绍到中国，信息素养概念也在90年代初期文献中大量涌现。但两者的发展却极为不均衡，学者们似乎更钟情于信息素养，出现了大量有关信息素养的论述与教育实践，而且把信息素养作为培养目标，被堂而皇之的写进了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的课标中；而媒介素养教育只是近几年才被一些新闻传播学者所呼吁，而且文献多集中于网络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对于大众媒介诸如电影电视的研究甚少，这也是信息素养研究先入为主的一个结果。中国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的引入与当初西方学者创建这两个词的媒介与信息环境是不同的。我们是否要象西方一样，两种素养的发展走两条路线，各自为政，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客观的。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在“器”和“道”的层面上是有交织的，研究视角、涉及的内容、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彼此融合的趋势是明显的。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和发展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照搬西方的东西显然是行不通的，两者如何结合，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需要不断摸索建立自己的理论与模式。这种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互相取代，或强行移植的而是互补的，需要长期的各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相互借鉴，明晰各自的目标研究范式取长补短，而不是盲目的圄于自己学科范围之内“繁荣”发展。
四、以教育技术为支点构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之桥梁
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信息素养的研究或是媒介素养的探讨都是不够深入的，尤其表现在本土化问题上，西方的素养是以西方文化为唯一基础，连篇累牍地鼓吹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思想优势，在引进素养教育时要辨清曲直去伪存真。如要构建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融合之桥梁，教育技术学科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教育技术的发展初期，人们容易把教育技术仅仅看做是物化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甚至等同于媒体的教育应用。所以在西方有学者曾一度明确指出将媒介素养教育与教育技术严格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教育技术学对媒介本身的认识是相当深入的，当媒介本体作为一种教育对象时教育技术大有可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技术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它综合了多门相关学科的相关理论，特别是许多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新观念、新理论，它们交叉渗透，对正在研究的信息素养的内涵给予不断深化。教育技术是人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物质工具、方法技能和知识经验的综合体,它分为有形(物化形态) 和无形(观念形态) 技术两大类。有形技术是教育技术的依托，无形技术是教育技术的灵魂。传统教育技术所关注的大多局限于技术对教学的促进与提高，而忽略了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对教育中人的深层次影响以及人对技术应用的反作用。但今天教育技术观念正由以前的“媒体观”、“过程观”转向“文化观”，来解决教育实践中人与技术的关系。[9]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教学中的应用将对人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带来深刻的影响；技术文化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社会系统的价值观念和教育文化特征。可见，教育技术的“文化观”所关注的内容正与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相一致。因此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融合搭建实践桥梁是可能的也是自然的。
作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有责任从多个角度去寻找研究问题，而构建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融合之桥梁?就是一个很好的命题，这需要打破原有的学科壁垒深入了解各种相关素养尤其是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概念演变的来龙去脉，使之与信息素养的研究相得益彰的联系在一起，书写符合中国国情的素养教育篇章。
参考文献:
[1][日]佐藤学，钟启泉译，《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90-94.
[2]《辞海》[M].上海：北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第1378页
[3]《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10月版 第222次印刷1204页
[4]《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第1378页
[5]张国良.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9-41
[6]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249-254
[7]张舒予.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视觉素养培养[J].电化教育研究 2005,(3 ):12-16
[8] Sonia Livingstone, The Changing Nature and Uses of Media Literacy[J] .MEDIA@LSE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2006,(4)1-10
[9]陈维维.信息素养的内涵、层次及培养[J].电化教育研究2002(11):7-9
From Educational Respect：Differences and Relevancies between Media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Key words] media literacy；information literacy；differences and relevancies ；analyzing ； integrate
作者简介：
王帆：讲师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育技术专业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 媒介素养教育
张舒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视觉文化研究所 教授 博导 210097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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