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雅与俗

    近年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势不可当，已经成为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方式。与此相关，学术界对“大众文化”也越来越关注。于是“大众文化”的“雅”与“俗”便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雅俗共赏”也因之成为人们对“大众文化”提出的最基本的价值诉求。然而，何为“雅俗”？ “雅俗”是否是评价“大众文化”的恰当尺度？“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究竟如何？知识界应该如何评判“大众文化”之功过是非？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雅俗”问题。人类文化原本没有“雅俗”这种价值尺度，也就是说，“雅俗”属于历史性范畴，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承担着特定社会功能。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没有“雅俗”之见自不待言，即使西周的贵族文化中也还没有“雅俗”的观念，因为彼时贵族文化过于强势，贵族与平民之差异宛若鸿沟，贵族阶层无需借助“雅俗”来作为不同阶层身份差异的标志。贵族掌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上的贵族等级制紧密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也就不能构成“雅”与“俗”的二元对立模式。只是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主体之后，“雅俗”才成了衡量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人士大夫”是一个游走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具有“官”与“民”双重身份特征，他们为了使自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区隔”开来，于是极力打造一种“雅”的趣味， 并且把产生民间的自然朴实的文化形式判定为“俗”。于是“雅”与“俗”就成为评价性的，具有重要阶级“区隔”功能的价值范畴。
    这就意味着，“雅俗”是在少数人掌控着主流文化，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一群的情况下才产生出来的评价标准。它的存在是从感性或审美的层面上确证着社会的不平等。因此“雅俗”观念永远是与“精英文化”、“精英阶层”相伴而生的，也只有在文化上存在着事实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那种一方面大讲民主平等，一方面又极力维护精英趣味，坚持用“雅俗”来区分精神文化等级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当然，现在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雅俗”观念因此也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是用“雅”与“俗”来评价“大众文化”是否恰当？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何为“大众文化”，何为“大众”的问题。综合中外学者关于“大众文化”的解释，我们可以说，符合下列条件的文化形式即为“大众文化”。其一：就技术层面而言，其主要载体是现代传媒，即电视、电影、广播、音响、网络等所谓大众传媒（部分大众文化形式也还借助于传统的纸媒）。其二、就其生产动机而言，是市场化、商业化，即其生产、制作、销售是一种资本的运作过程，目的是资本的增值；其三、就其受众的接受目的而言，是娱乐性，而且只是娱乐性。一个人，花费一定时间和金钱来接受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消费行为，满足的是精神娱乐的需求。简言之，那种借助于现代科技，以满足大众精神娱乐需求为手段，以谋求资本利润为目的文化形式就是大众文化。那么何为“大众”呢？ “大众”不是指社会大多数，也不是指平民百姓，它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大众”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就是说，凡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一律属于“大众”范畴。即使一位有着高深学问的大学者，或者一位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员，只要他津津有味地阅读网络小说，欣赏电视连续剧，或者看贺岁大片，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大众”。由此可知，“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文化形式，它与传统的，或精英式的精神娱乐形式——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或者听古典音乐，读经典小说等等——不是在共时结构中的雅、俗关系，而是一种历时性的接续关系，分别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式。
    因此就基本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既不是“俗文化”，当然更不属于“雅文化”，而是一种非俗非雅、亦俗亦雅的新型文化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以商业利益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必然力求做到受众的最大化，因而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喜闻乐见是“大众文化”永恒的目标。由于社会大众在文化修养上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就必须尽量平衡、兼顾、综合各种不同趣味，各种价值取向以扩大受众面。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型文化形式，它既不但但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纯正血脉，也不仅仅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嫡传，它具有兼容并蓄、统合“雅”、“俗”的特点，它是“雅”的“俗”化，是“俗”的“雅”化。这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有意义的文化因素，无论雅俗，都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宝贵资源。
    这里我们对“大众文化”之基本性质的分析是理论上的逻辑推论，说明的是“应该如此”，而非“实际如此”。在现实中，由于“文化惯习”的作用，再加上“大众文化”的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目前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存在了两种类型的有悖于其“基本性质”的现象。一可名之曰孤芳自赏、故作高深型。有些怀揣精英主义意识的人，虽然从事的是“大众文化”的创作，却像古代文人吟诗作赋一样深陷自身的个人化情趣之中，以至于其产品根本不具备适应社会大众口味的质素，也许很精致，也许很深刻，却无法得到大众青睐。二可名之曰唯利是图，以丑为美型。一些从事“大众文化”制作的人员，大大低估了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与审美能力，误以为只有凶杀、色情、能刺激耳目口腹欲望的东西才会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结果制造出一大批毫无艺术性的文化垃圾，为广大受众所不齿。从事“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人员至少都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众文化不是精英文化，也不是自生自灭、口无遮拦的民间文化，它是一种新型文化，因此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其中最为基本的，或者说“准入”的标准是：在给人愉悦的基础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从“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必然会引伸出一个“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如何在获得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以往的精英文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先“义”后“利”，甚至完全可以像孟子那样耻于言利。然而，对于“大众文化”却不能如此简单。因为按照“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如果不言“利”便无以言“义”。何以见得呢？“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需要广大受众的自觉选择。如果没有或者很少受众，固然无“利”可图，而其“义”即社会效益也同样没有实现的可能。于是对于“大众文化”而言，“义”与“利”就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无利可图，往往也就无“义”可言。而娱乐性乃是“义”与“利”的共同基础，只有真正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才能“义”“利”双收，而欲真正具有娱乐性，不在于在技术上玩花样，除了在制作上精益求精之外，切近社会大众之心理，发其所未发，言其所欲言才是根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影片，庶几近之。
    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人文知识分子容易出现两种偏颇：一是站在传统的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持轻蔑态度，自以为高雅，视“大众文化”为低俗，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出对文化发展趋势缺乏历史的洞察，而且也表现出现实文化参与能力的孱弱，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二是全然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准则，把“大众文化”仅仅看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看不到“大众文化”所承担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其实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一切文化形式都是历史的产物，也都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使命。精英文化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大众文化”同样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以娱乐的方式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追求娱乐是人的本性。在一天劳作之余，看看电视、电影，听听流行歌曲，浏览一下网络小说之类，的确是一种精神享受。由于“大众文化”容纳、综合了人类以往的各种文化因素，故而人们的轻松愉快的接受过程就可以接收到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其次，在感性的或审美层面培养一种平等意识。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无数的不平等现象。应该说人类追求平等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革命、政治改革等是在政治制度上寻求平等的努力，而“大众文化”则可以视为人类在娱乐层面，即感性与审美上寻求平等的一种努力。以前人们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后来人们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人们说“在精神娱乐方面人人平等”。“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精神娱乐方式的长期垄断，大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出一种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在感性或审美层面上与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可以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培养起相近的审美趣味，进而培养起相近的道德感与共同体的认同意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给广大受众以精神愉悦，使他们在闲暇时间轻松自如地得到心理的和精神的快乐。最后，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大众文化”还可以承担批判社会之丑陋，建构符合大众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绝对不是什么“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方式，“大众文化”是一种承担着重大历使命的新型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其他文化形式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化”的从业人员，还是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大众文化”给予高度重视。

（薛学财 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