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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由鼎盛走向毁灭，一战后的近二十年尤为重要，悲剧在此时奠定。明治宪法先天跛足，约束军队多靠明治天皇和一干元老的权威。一代人消逝后，长期恶劣的经济民生促使军队摆脱文官政府控制。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没有一个一言九鼎的人或组织，它在集体不负责、集体癫狂中走上战争之路。
经历明治时代自信心增长和大正时代中前期的黄金岁月，日本迎来19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在国际上也不断被孤立，人们开始变得失落与焦躁。国民情绪日益亢奋，演变出狂热的民族主义，继而发展为恐怖主义。再加上政党政治先天跛足，极右翼渐占上风，社会思潮越来越诡异，终于为举国癫狂培植了丰厚的土壤。
1936年7月16日,东京举行防空演习,女学生头戴防毒面具列队走过街头。适逢“二·二六”政 变后统制派成功清洗皇道派,掌控陆军,进而绑架国家。统制派相信现代战争是一场总体战,一切国民生产要为战争服务,国民生活要适应战争节奏,他们让整个国家变成一部效率日渐提升的战争机器。不过,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陆航的 B-29轰炸机以遮天蔽日的阵列向日本投掷燃烧弹时, 日本之前准备的全民防空工作都失效了。
1927年4月11日,日本芝浦制作所株式会社的车间一景。它在1939年和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合并,成立了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东芝公司的前身,只是要到1984年才改名为株式会社东芝。无论是战前,还是 战后,它都属于巨大的三井财团。所有日本企业都是日本对外侵略“总体战”中的一个环节,二战时公司主要生产雷达、军用电子管等半导体 设备,但技术水准明显不及美国。日本海军在美军的优势雷达技术面前,吃了巨亏。
1931年5月16日,东京,工会在组织集会,这是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五一游行。日本的工会组织一般是在左翼政党的指导下进行活动,左派反对政府、军队、天皇,自然也反对对外扩张。此次游行中,超过1000人被捕,不过几无受伤者。4个月后,关东军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东北,此时国内仍然有左翼组织抗议活动。
1931年“九·一八”后,立宪政友会成员讨论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事宜。同年12月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内阁对关东军暴走采取默认态度,加快了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实际上,记者出身的犬养毅是“中国通”,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人私交甚厚，却纵容罪恶。孰料,他为应付大萧条而裁减军费,被军部记恨在心,翌年5月15日遭海 军军官刺杀。“五·一五”事件,成为“二·二六”事件的一个远因。
1936年,昭和天皇一身戎装,骑在一匹叫作“白雪”的白马上,神态拘谨。此时日本已经历了国体明征运动,强化国民对天皇的无条件忠诚,大正民主时期的现代政治启蒙成就被一扫而空,军民变得更加狂热,随时准备为侵略战争当炮灰。
陆军是将日本推出正常国家轨道，令周边国家生灵涂炭的最大祸首。愚蠢的理想主义、贫穷中的歇斯底里、对权力的追逐，促使军人打着拯救国家的旗号彻底战胜文官政府，也彻底令国家运行失控。此时军人刺杀政要之风气盛行，小规模叛乱活动层出不穷。政治恐怖主义的高峰，便是1936年令“日本战车”急速转向的“二·二六”军事政变。
1931年12月6日,东京,军民狂热欢送前往中国东北的陆军官兵登上火车。人们喜形于色地挥舞着日章旗或帽子,声嘶力竭为出征者欢呼。日本全国上下误以为,侵略了广袤的中国东北全境,就是一劳永逸解决了日本持续多年经济困境。实际上,火车正驶往不归路,关东军或挣扎于辽阔的中国大地,或被抽调到太平洋后集体“玉碎”于岛屿上,或战后在西伯利亚被劳动改造多年。
1932年2月25日,哈尔滨当地的白俄守候在路边,挥舞日本国旗欢迎日军入城。白俄,特指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国外者。他们不欢迎苏维埃政权,故对敌视苏联的日本充满好感。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推迟入侵哈尔滨,即考虑到此地靠近苏联很敏感。1932年1月25日至2月4日,东北军残部在零下30度气温里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战事规模不大,孤立无援的东北军经过一阵激战后撤离哈尔滨。
1936年2月26日,叛乱当天,全副武装的叛乱部队到达东京市内的两国站,行走在队伍最前者手持卷起来的军旗。叛军此时尚踌躇满志、精神高昂,相信天皇会支持他们的“义举”。几天后,他们就垂头丧气,天皇怒斥他们是“叛军”,东京市民因大规模军事叛乱打 乱了日常生活而愤怒不已,陆军平叛部队则团团围住叛军营地。叛军士兵逐渐开小差,直至在军官授意下集体投降。
1930年11月14日上午9时,东京火车站站台,浜口雄幸首相准备乘坐“燕”号特快列车去观看陆军演习。他突然被一枪击中腹部,开枪者是右翼团体爱乡塾成员佐乡屋留雄。“当听到‘乒’的一声响的一刹那,下腹部感到 异样的疼痛,像是什么物体以很大的力量穿进我的下腹,头脑中隐约闪现‘我被杀了’,‘我死得稍微有点早’的意识。”浜口在遗稿中记录遇刺时刻。浜口经抢救脱险,但身体一直未痊愈,只能在1931年4月辞职,内阁解散。“九·一八”前夕,浜口死于伤口恶化。下图为佐乡屋留雄被当场抓获。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已占据了朝鲜半岛、台湾、东北等地的大片土地和实际利益。此时距离挑起中日全面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走向灭亡的命运尚有时日。“九·一八” 后,失去控制、骄横跋扈的日本军队,继续将“蚕食中国”当作本小利丰的生意,军国大事也就变成了掌中玩物。考察日本陷入泥沼、自取灭亡的过程,这六年间的局势流变可谓关键所在。
1933年,参加长城战役的29军将士,正高举大刀展现军威。29军继承了冯玉祥西北军的传统,大量配发大刀用以近战,实际上是解决刺刀匮乏的临时手段,因为刺刀的制造工艺比大刀复杂。现代战争,大刀在实战中作用甚微,但被赋予浓烈的战时宣传价值,29军的大刀队经喜峰口一战后名闻全国,大刀和大刀队成为中国不甘屈服、以弱抗强的抗日精神象征。
1933年5月31日,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握手,双方刚签署了不平等的《塘沽协定》。该协定间接承认日军对热河的占领,将冀东22个县化为非武装区。《塘沽协定》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激烈声讨,但为国民政府争取到了 忍辱备战的时间。此前在华北的一系列战事,一方面让中国军队领教到日军之强大,战争强度不同于以往的内战;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对日本陆军作战的宝贵经验。
1937年7月1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正在集结,日军在1936年就控制了北平的北、东、南三面,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成为北平通往外地的唯一通道。图中的日军装备齐整、训练有素,他们即将开始进攻华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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