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父亲(驴拉车)

        父亲去世一年多了。一年多来，我时常想起他。近来有几次梦到他询问我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情，醒来时总是泪水满眶，心潮难平。
　　 父亲生于1937年农历六月十九，那是我们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年代，他的存活说来是一个奇迹。我的家乡在河南南部的大别山区，当时是南京通往武汉的陆上必经之路，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从徐州战场撤往鄂西的张自忠将军经过我们家乡时，爷爷去当了向导，两个月后才回来。奶奶一个人带着我的父亲，每当有日本鬼子到来时，奶奶就将我父亲放在一个大筐里，提着往深山里跑。曾经听奶奶说，当时有婴儿的人家大都这么做，这样逃到深山里以后，可以用筐做婴儿的摇篮或睡床。但有的孩子在日本鬼子靠近时啼哭，父母不得不紧紧捂住孩子的口鼻，多有因此而室息者，而我的父亲总是躺在筐里静静地睡着，因此躲过了这场劫难。但兵荒马乱的岁月彻底地夺走了我父亲童年的欢乐。
　　 父亲天资聪颖，虽然没有进过学堂，却凭着道听途说的积累知道很多事情。农村的事务，凡他接触过的，他都能做得像模像样。种田，于父亲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其他在农民眼中颇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如榨油、熬糖、磨豆腐、炸油条等，父亲都做得来，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好把式。
　　 父亲是独子，和母亲结婚后又多年未生育孩子，家庭的冷清激发了他和母亲对人丁兴旺的渴望，后来接连生育了我们兄弟八个。——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与多子的幸福相伴而生的是多子的贫穷。大集体的生产模式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保证，居家的开销更是无从谈起，一家老小穿着破衣烂衫，早晚喝着照得见人影的薄粥，在贫困中挣扎着，父亲不得不另谋生路。他找到生产队长要求外出搞副业，生产队长以每天上缴八毛钱的苛刻条件答应了我父亲的要求。随后，父亲东拼西凑置办了一辆架子车，拉着架子车东奔西走给人运东西。父亲的行为在当时的家乡算得上是一个创举，他甚至改变了家乡千百年来搬运物资依赖肩挑手提的方式，开创了车辆运输的新纪元。附近代销点到供销社进货、粮站调运粮食、食品公司运送生猪、电影队搬运放映机器等，都找我父亲，每次运费少则一、两元，多则四、五元。没有活计的时候，父亲就贩运一些柴禾到县城里去卖。赚的钱除去上缴生产队的副业费，剩余的贴补家用。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收入，在那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解决了一家老小的吃饭、穿衣问题。我至今还记得，每到过年，我们全家人都能做一件新衣服，而当时家境殷实的人家也未必能如此。我们兄弟因此而能在同伴们面前自豪地抬起头来。
　　 拉架子车的辛苦，是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我小的时候曾经跟着父亲调运过几次粮食，我的任务是父亲到库里搬粮时在外面看车。有一次，好像已经是深秋时节，我穿着两件上衣，仍觉得有点冷，鼻涕一个劲地往下流。但我的父亲却光着膀子，将每包180斤重的麻袋搬起来，装到车上。他搬麻袋的方式很特别：背对着麻袋，用腰顶住麻袋的中部，先用左手从身后抓住麻袋的一角，身子极力往右后方转，再用右手抓住麻袋的另一个角，然后将身子微微地蹲下去，深沉地吼叫一声，将麻袋慢慢托起，身子前倾，踉跄着一步一步挪到架子车旁，再转过身子，背对着架子车，慢慢蹲下，将麻袋放在车子上。我曾在父亲快到架子车时，从后面托了一下麻袋，结果遭到了父亲的喝斥。从粮站到中心粮库是二十里的山路。平路时，父亲让我在后面推车，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力，反而可以借助车子前行的力量走得轻松。下坡时，父亲让我趴在车后的麻袋上，增加车尾的重量，而他则用力将车把抬起，利用车脚与地面的磨擦来减速。上坡时，父亲双手紧紧握着车把，绊带深深地勒进他的肩膀。他拼命前倾的身子几乎贴近地面，脚趾从磨穿的草鞋里露出来，踩在沙石上，偶尔会在地上留下一点很淡的血迹。而此时，父亲是不允许我在后面推车的。我只能站在路边，看着父亲拉着沉重的车子一寸一寸地前行。此时，父亲已不是在用力气拉车，而是在用生命拉车，他必须拼尽全力坚持前行，绝不能让车子停下来。许多年后，我看到了罗中立先生的油画《父亲》，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罗先生的《父亲》画出了“父亲”人生的沧桑，他将“父亲”一生的苦难与追求凝聚成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将父亲抗争的精神与博大的爱化作近乎呆滞的表情。我想，罗先生一定是懂得父亲的。
　　 父亲拉着架子车越走越远，见识也越来越广。他从马车中受到启发，尝试用家乡的毛驴拉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父亲用毛驴拉车只是借助畜力而已，人仍需扶着车把在地上行走，并不像驾着马车那样轻松。村里有几个人发现借助畜力的架子车拉起来并不是十分辛苦，纷纷要求跟着我父亲一起拉车。那时，生产队的集体化管理有所松动，父亲便成立了一个车队，结伴出行，将我们当地生产的缸、瓮、盆、碗等陶器运出去卖。因为需要走很远的路，父亲出门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其间风餐露宿，艰辛备至。遇到雨天，只能暂避于人家的屋檐之下，与毛驴相伴，有时竟不能生火做饭，只好饿着肚子熬到雨停。
　　 我考上大学那年，虽然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温饱已不成问题，但父亲还在拉架子车。我参加完高考回到家里，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差不多能考上。晚上，母亲对父亲说了我的情况。第二天，父亲拉着架子车出门了，一走就是两个月，直到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才回来。他先陪着我到县城的粮食局去办粮食关系，再陪着我到公安局去办户口关系，然后送我到县城的车站去坐车。临行前，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沓钱，是那种今天已停止流通的“大团结”，塞到我的手里，说：“这是一百块钱，你带到学校去用。到了大学，要好好学习。”我把带有父亲体温的钱攥在手心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至今仍能感受到那似有若无的温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两个月里贩运了四趟陶器，中间回来了三次，都没有回家。在车站，父亲把我送上车，安置坐好，叮嘱我路上小心，到了学校就给家里写信，然后转身下车，去赶回家的班车。没有深情的惜别，没有依依的挥手，甚至没有回头看我。看着父亲迈着有力的步子消失在人群中，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真正理解“父亲”，是在我做了父亲之后。儿子出生那天，我高兴地煮了一百多个鸡蛋，全部染成红色，送给了当时能够送到的所有亲戚，向他们报告我得子的好消息。那年冬天，我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回父亲那里过春节，那时班车还通不到父亲家，下了车后还有十五里山路。我租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担心幼小的儿子受到伤害，就把棉大衣脱下来，把他包上，伸出双臂，将他托在手中，用我的双臂做给他减震的弹簧。到家时，母亲接过孩子，而我的双手竟一时放不下来了。
　　 我来广州之后，儿子也来广州读书。儿子读初一那年，暑假结束从河南回到广州，我到车站接他。因为他的车票出了点问题，出站时被车站工作人员留置。
　　 我站在广场的铁栅栏外，看着儿子所乘坐的那次列车上的乘客全部走光了，也没有看到儿子，顿时慌了神。我立即找到离我最近的警察，向他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要求他们帮助寻找，又跑到广播亭里掏出一百元，递给广播员，要求她不停地广播，然后向车站派出所报案。车站派出所立即通过对讲系统通报了我儿子的情况，并让我进站看一看。进站时看见儿子正在出站口值班室里，我又惊又喜，没等把情况弄清楚，就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大吵一架，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儿子出站。后来，儿子描述我当时的情形，说我两眼发红，像发怒的野兽，好像要吃人一样。其实，在保护孩子方面，人和其他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事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人家也是例行公事，哪里想得到一位父亲的焦急与惶恐？不过，若是他们做了父亲，应该是能够理解我的。
　　 去年秋天，我讲《背影》一课，刘世平校长听过之后写了一篇题为《听了一节好课，真开心》的文章，评价说那节课“源于教材，高于教材。既紧扣课文，又联系生活，不仅漂亮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注意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是一节符合新课程要求的好课！”她哪里知道我曾有过和朱自清先生类似的经历，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背影”，早已默契了朱自清先生渗透在《背影》中的全部感情。日本指挥家小征泽尔在听了《二泉映月》之后说：“《二泉映月》这个曲子，应该跪着听。”我以为，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应该跪着学。学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对于每一个懂得父亲的人，任何讲解都是多余的。
　　 我以为刘校长听我讲《背影》一课之后的反应，并非因为那节课的教学设计，至少不完全是因为教学的技艺，更多地是因为“父亲”。我记得前年年底刘校长在述职报告时说：她买了一套房子，想赶着装修好，把父亲接来住一住，没想到就在房子快装修好的时候，父亲却去世了，而她一直忙于学校的工作，竟未能在父亲去世前尽一尽做女儿的孝心。当时临近期末，快要放寒假了，她说：“希望老师们利用假期回家看看，看一看父母，尽一尽做儿女的孝心。” 她还请老师们代她向父母问好。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是“父亲”在人们心中掀起的狂澜，是人类最美好情感的共鸣！
　　 去年春天，父亲病危，我请假回去看望父亲。3月31日那天晚上，我拿着请假条到刘校长办公室请她签字。她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有放下手中的东西。她问我有什么事，我说父亲病危，需要请假回去。她接过请假条，看也没看就签了名，递给我，说：“这样的事，不用我签字的。如果情况紧急的话，不请假都可以。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工作安排一下就行了。”我眼眶一热，接过假条，赶紧走了，连“谢谢”都没有说。
　　 刘校长并非缺乏制度观念的人，她主持制订的“学校管理手册”十分详尽。她这样对我说，绝非以校长的权力践踏学校的制度，而是出于人之常情。古人云：“人情之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父亲病危，做儿子的赶着回去看望父亲，以最简易的程序尽快办理请假手续，当属人情之常吧。我不敢对刘校长的为人妄加评品，但单就对待“父亲”这一点而言，她有圣人一样的情怀。
　　 回去看望父亲，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信息：“曾老师，祝愿您的父亲早日康复。希望您早点儿回来。”落款是“两个璇”。“两个璇”是我班上的学生吴璇和王施璇，是两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其中王施璇在班里年龄最小，当时还不到十三岁。她们也懂得父亲吗？难怪她们的表现总是那么出色。
　　 今年秋季开学第一周周末学生离校时，我送校车。车上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她坐在座位上，伤感的表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无论我怎样和她说话，她都一言不发。路上她晕车，吐了，我帮她擦去衣服上的秽物，安慰她，她也没有谢我。车子到站了，我拿着她的书包，牵她下车。她看见她的父亲，甩掉我的手，飞奔两步，扑了过去。她的父亲俯身抱起她，她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将脸贴在父亲的脸上。对于一个初次离家，与父亲分别达五天之久的幼儿来说，父亲的怀抱实在是太美好、太温馨、太安全、太令她向往了！我看见她的父亲的眼里闪着晶莹的光。我浅浅一笑，将她的书包放在她父亲的脚边，转身走了。我不想打扰她，尽管我很喜欢看孩子与我分别时挥动的小手、听孩子与我分别时说“再见”那甜甜的声音。
　　 今年暑假，我回去拜祭父亲。他坟头上的草已长得十分茂盛。曾经托起全家老小生活重担的身躯静静地躺在里面，经历了生活苦难和病痛折磨的父亲，可以安息了。我跪在坟前，焚化的纸钱飞起一片片纸灰，据说那是死者收到纸钱感到欣慰的显灵。我们家乡有后人给先人上坟，祈求先人保佑的习俗，但我不想祈求父亲保佑我，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太累，给我的也太多，我只愿他在天堂里安享我的供奉与跪拜。
　　 2006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