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公认为是“周革殷命”的重要战争，也或是商朝灭亡的决定之战。此役之后，商纣王自杀商朝溃败殆亡，周朝势力激增遂即建朝。不过，客观看待这场战争，情势的此消彼涨非仅一役之功，有此役之前的长期经略，也有此役之后的巩固发展，应该拉长时间之轴分析和认识。
商族源于夏，自始祖契至癸十三世，至成汤八迁始居亳，成汤灭桀而建立商。商自建立之后，在近六百年的时间里，根据《纲鉴易知录》记载，大凡经历了五次兴衰直至灭亡。其中，最后一次复兴起于武丁时期（约前1150年），衰落于纣辛（约前1075年）。
周朝始祖后稷（弃），至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历经一千两百年的迁徙。至商武丁之时，周人臣服于商，居于商人属邦地位。《诗经·鲁颂·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说的是古公亶父时期，就开始筹划讨伐昏乱殷商。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殷王武乙与周人古公亶父同期，殷文丁与季历同期，文丁为遏止周之势力发展而杀死季历。
对表殷王武乙（前1147年至1113年）、文丁（前1112年至1102年）在位时间，大致约1140年前后，周人便开始筹划讨伐殷商之大计，但此后的70年左右时间内，殷商一直保持强盛之势，没有给周以机会；相反，周族一方面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在季历被杀之后攻商失败，也说明当时周与商的实力不在一个层面。至纣辛继位后，商开始衰落，而周的势力和威信一直处于上升之中，当涨势与衰势相向发展并打破相对平衡之时，牧野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牧野之战相对于涿鹿之战、鸣条之战已晚近600年之多，《史记》对牧野之战的记述也较涿鹿和鸣条之战更加详实，现今对牧野之战的研究大抵也都以《史记》记载为据，其原始情况主要如下：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史记微言精义，短短数行即把牧野之战的前叙、过程和结果阐述的清晰了然，其中的主要信息大致有：
①在牧野之战前，周武王是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的，比如盟津会盟，八百诸侯主动会盟，武王考验了文王去世后周族在其他各诸侯中的威信和号召力，为其决策何时攻殷提供了最直接参考；同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许是周武王试探商纣王对此次会盟的反应，结果是商王纣并没有关心此次会盟。
②周武王进一步刺探殷商的情报，得知比干、箕子和微子诸贤臣均被商纣王弃用，才最终认为伐商时机成熟，决定会同诸侯共同伐商。
③在战前，周武王作泰誓，指出商纣王罪恶深重，伐商是“共行天罚”替上天惩罚他，以此来统一思想，为出师找到了普天下能够接受的名头，这叫“师出有名”。在临战前，周武王作牧誓，明确纪律要求和奖惩规定，鼓舞士气，激发战斗力。
④明确交待了双方的兵力规模，其中：周武王及会盟诸侯车4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按照每乘100人计算（一乘的人数有75人、100人和125人不同说法，取中间100人），共计47.8万人；商纣王发兵70万人。
⑤在具体战术行动上，周武王派师尚父带领部分兵卒阵前叫战，亲率大部队迅速向商纣王的主力奔袭，可以称之为声东击西、快速突击的战法，一举突破商纣王军队，直捣殷都。
⑥商纣王的部队无心恋战，一心只想着周武王快点打过来，战前倒戈，引导武王军队打进殷都；纣辛逃至鹿台，自焚而死。
鉴上可知，牧野之战，商败亡国，周胜奠定了建国基础。纵观此役全貌及在此基础上的前伸外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思考此一作战。
首先看，周朝的胜势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牧野之战，周的兵力规模远逊于商，所以，分析周部族胜利的原因，单从军事实力上很难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拓宽视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从更高层次挖潜其中的原由。
①韬光养略。积聚力量消灭商朝，可以说是周族由来已久的战略。《诗经·鲁颂·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五经皆史，这首诗就明确地记录了自周武王曾祖父古公亶父开始，周部族就确立了消灭商朝的长远战略。由此而下，其子季历不断发展势力而被商王文丁所杀，姬昌为报父仇攻商失败囚困羑里而佯服商，至其子姬发继位，威信不断增加，势力累积渐强，具备了正式伐商的实力而发动牧野之战。70多年的时间，正是由于有长远战略的指引，四代人接续努力，最终达成目的。
②蚕剪商翼。灭商的战略虽已确定，但历代周王都清楚认识到，商朝实力强大，短时间内凭一周之力还难以推翻其统治，必须渐次蚕食其羽翼，逐步消耗其实力。周公季历时期，奉商王命，先后征讨鬼戎、燕京戎、余无戎、始乎戎等当时殷商的强敌，不仅消除后来攻商潜在对手，也在征战中壮大实力、提高威信。周文王时，至少灭了密（今甘肃灵台县西）、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北）、邗（今河南怀庆县西北）、崇（今河南嵩县附近）4个商朝诸候国。周朝就是在不断蚕食和剪除商的加盟力量中强大自己，最终决其功于一役。
③瞒天过海。《左传·昭公七年》记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周朝采取诸如“有亡荒阅”等处置逃亡奴隶的政策，不断羸得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另外，《史记·周本纪》记有“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说的是周文王暗行善事，逐步树立在诸候中的威信。鉴上可知，自古公之下，周部族对商的臣服只是权宜之计，实则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积极营造对商决战的情势，直至具备相当的实力可与殷一战。
④选贤任能。周公思贤以卜寻得太公，尊为师；武王继位，继尊太公为师，其弟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周文王、周武王，不仅选用贤良更能任用其能，君臣一心，共图大业。而相比之下，商朝不乏贤能之臣，但商纣王昏庸之极，听信谗言残害贤良，致使“微子谏，不听，去之。箕子谏，被囚，因佯狂为奴。比干固争，死之”，商朝内部分崩离析，支撑商朝的栋梁必然会倒塌。
其次看，周朝如何将胜势转化成胜局。
如何在战时将胜势转变成胜局，则需要优良武器装备的支撑和战术战法的灵活运用，这两者对于周部族来说表现得尤其突出。
从武器装备看来。周部族一方是“率戎车三百乘”和“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突出了战车的数量；而殷商一方是“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只字未提战车情况。《史记·周本纪》在同一篇章记述双方兵力规模，为什么表述项不同？按常理推测，《史记·周本纪》所记录的就是客观实事，也即殷商此役没有战车或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战车参战。如此，周部族在武器装备上就占据了极大优势。《司马法·天子之义》云：“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清晰地界定了殷时代战车的制作以速度为首要指标。按此，周部族在战车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以及战车所具有的作战性能，为其灵活运用相关战术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战术战法看来。周部族始终占据着战争发起的主动权，以及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使其在活用战法上成为可能。周武王推翻商朝统治的意图早谋于心，但他选择帝纣麻痹松懈，其主力远在东南作战的时机，直捣朝歌，真可谓是乘虚蹈隙。牧野之战两年前，盟津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可伐纣，周武王未从乃还师，“未知天命”可能是借口，以此麻痹纣王，自此驻扎盟津，为达成战略奇袭，迫使商纣王仓促应战奠定条件。周武王派师尚父带领部分兵卒阵前叫战，自己“以大卒驰帝纣师”，一个“驰”字充分显示了战车的优势，真可谓是快速突击，一举冲破防线。以上战法上的灵活运用是周部族胜利的重要原因。
之后看，周朝还采取了哪些制胜因素。
等而下之，在塑造胜势、转变胜局之下，为确保战局的绝对胜利，周部族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主要是：第二次盟津之会，战前作泰誓，起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之功用。对外宣称“今予发维共行天罚”，指出讨伐商纣是替天行道，师出是有名的，以此取信于民、羸得民众支持。临战作牧誓，明确作战纪律，确定奖赏政策，以此鼓舞士气，激励战斗精神，提高战斗力。这些都为胜势转化为胜局起到了锦上添花、
如虎添翼的作用。
以上就是依据史料力所能及分析得到了周部族战胜商朝的诸方面原因。
战争是一种相对现象，战争成败并非由一方面决定，而是由双方行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来决定。所以，不能仅只研究周部族胜利的原因，更有必要研究商王朝失败因素。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于胜负之要获得正确的评价。
商王朝的失败大体有这几个方面：一是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生活腐烂，严刑峻法，尤其是商纣王暴虐淫侈，造成众叛亲离，失去了民众支持，这是最大的失败。二是商王朝长期对外战争，尤其是与东夷之战，造成商朝消耗极大，削弱了商朝军事力量，《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记述。三是商纣王思想僵化，坚定信奉天命，认为周部族谋反是不可能的，正所谓“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思想上的不重视，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傲慢轻视，致使周部族联军兵临殷墟时，才仓促应战，失败也就再所难免了。
以上，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牧野之战胜败原因，这一正一反之间，孰兴孰衰、孰胜孰败自是分明。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此役的历史性意义。
从军事上来看。首先，周部族极早就确立灭商的战略，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开创了先谋定军事战略、按此指导军事实践的先河。其次，师出有名的军事实践，丰富了作战指导原则。第三，快速突击、声东击西、隐真示假等战法，丰富了中华传统军事战术思想库。第四，战中大规模运用战车，以及高度发挥其机动突击性能，开启了武器装备史上的先例，对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更加广泛深入运用影响极大。
从社会发展上来看。由于牧野之战的胜利，周部族才能够建立周王朝，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帝国。封建帝国之创建，不仅容许周王朝有长达将近八百年的寿命，而且使这种制度之影响至于当下还未完全消失。换句话说，封建之于我国历史演变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源头就是牧野之战。所以，此役不仅具有军事意义，更具有历史决定意义。
从文化上来看。武王灭商，把黄河东西两部紧密的结合起来，造成中国历史上更灿烂伟大的王朝。在封建帝国统治之下，以周人为领袖的华夏民族遂能逐渐扩大其生活圈，发扬其文化，并使之与商文化逐渐融合，拓展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内涵，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同化力，促进其在后世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中华文化的主角地位不会改变。
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了解掌握其经过、胜败原因和战后影响，可以说达到了对战争的学习要求。在此基础上，对战争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一些考究，想必对于了解战争、理解战争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就牧野之战来说，可以考究以下几个问题：
①关于战争时间问题。《史记》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二月甲子”，但未说明是何年甲子，这就让牧野之战的时间成为一学术争点。许倬云在《西周史》曾经表列各家对于西周年代之不同意见，期中涉及到牧野之战时间最集中的是前1122年。近人根据《古本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主二百五十七年”，由于周幽王灭于公元前771年，据而可推测武王灭商应为公元前1027年。根据《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根据天象可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综上以及其他各种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经过综合研究，从文献学、考古学、甲骨学、天文学四个专题组联合攻关的结论，确定牧野之战在公元前1046年。据此，公元前1046年不管合理性有多强，但毕竟是代表官方之言，况且按此也便于学术交流。
②关于参战双方兵力规模。根据《史记》记载并按照有关计算方法，此役周部族一方参战兵力达47.8万人，商王朝一方达70万人。对于这两组数字，细究起来确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首先看周部族一方，对其自身参战的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约计7.8万人，从当时周部族是商统治下的较强大的一个部族来约算，也属正常规模，问题就出在“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上。试想，强大的周部族也只有车300乘，其他部族怎么会有4000乘？况且在记载中，就没有提殷商的战车情况，如4000乘属实那反差也太大了，那样的话周部族就无需韬光养晦、无需瞒天过海、更无需忍辱负重了。倒是《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这里多出来的50乘算作其他诸候参战力量到是可信。其次看商王朝一方，周本纪中说有70万，这很难令人信服。《史记》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商纣王是在周部族已会同其他部族陈师牧野后，才临时发兵的，而且一发就是70万。在殷商奴隶制时代，组织起70万大军决非一朝一日之功，临时发兵能够达到70万，这确实存疑。不过，从史料记载来看，商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则当无疑。《诗经·大雅·大明》中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就生动地描述了商军众多的情景。
③关于战争的残酷。《尚书·周书·武成》描述牧野之战:“…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将牧野之战描述成极为血腥残酷的一场战争。孟子观此书之后感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倡导仁，所以从“仁”的角度认识此役，认为没有此等残酷。究竟战争残酷程度如何呢？从参战力量来看，双方都有10万人之上兵力，如有大规模伤亡，有血流漂杵之可能；从参战人员组成和立场看，商之军队大都是临时抽组的奴隶，且倒戈投降者居多，周军没有大规模屠杀之必要。所以，无法确切地说牧野之战残酷与否。汉朝想家王充评说：“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又说：“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这段评论比较客观地讲明一个道理，即颂武王之德与赞纣王之力是矛盾对立的两方面，是不可调和，厚此就必须薄彼。所以，在没有确切文字记载前提下，究竟战争残酷与否，还是由记载或评论此役所基于的立场来决定吧。
④关于“以弱胜强”之说。很多关于战争战例的论著，都将牧野之战定性为以弱胜强之战，甚至还将此役进一步抬高为“开创以少胜多战役之先河”（在此之前的历史可能已有以少胜多之战例，只是没有记载而已）。细细分析，从双方力量规模看，无论周部族一方是47.8万人还是更少，与商王朝的70万大军相比，总归是弱的一方，所以周部族取得战争胜利，说是以弱胜强也是无可厚非。不过，这里想说明的是，可以换个角度从参战双方的社会发展趋势来分析此役。其时，商王朝加速度衰落，周部族螺旋式兴盛。所谓兴衰，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军事力量，兴时威慑天下，败时就像夏桀之时“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的局面。二是君主的威信，在夏商强调以德治国的时代，君主的品德尤其重要，兴时如臣民对商汤“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的期盼，败时正如《孟子》评述：“桀、纣逆天暴万物，故天下弃之，故民去之”。这就是兴衰对于王朝命运造成的截然不同后果。所以，当一个王朝衰落至极，就好比一个人站在悬崖边，稍加给力便会坠入万丈深渊，不管这个力来自于何方或以何种方式发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站在悬崖边。所以牧野之战，周部族一方兵力不管是47.8万人也或是4.78万人，不管是周部族还是其他什么部族，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商王朝自身堕落腐烂、完全失去民心，民众一揭杆便会万呼应，推翻商王朝是必然的事。鉴上，说牧野之战是以弱胜强，只能说有“以弱胜强”之名，无“以弱胜强”之实。
⑤关于“观兵”之说。“观兵”主要是指周武王受命第九年，前往东方在盟津举行阅兵，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一致建议讨伐商纣王，而周武王没有同意，搬师回俯之事。对于“观兵“之事，历代史学家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诸多史料记载或史论中，对于为什么要“观兵”认识不一。有侦察说，认为周武王借机对殷商情况进行刺探；有考验说，周武王继位不久，想利用阅兵对文王时期权臣的忠诚度及周部族在诸候中的威信进行检验；有试探说，认为周武王利用阅兵时机，试探商纣王对于其聚集诸候的反应情况，以此掌握殷商的底数；有夭折说，认为观兵很可能是周武王第一伐纣行动的夭折；有练兵说，认为就是一次扎扎实实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就是模拟讨伐殷商。以上诸说法，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了观兵的情况，且均有相应的道理。这样问题就来了，到底怎么理解“观兵”呢？不妨作一些分析后再行确论。首先，“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是祭祀之后再行观兵，据史记载古有作战之前行祭祀之礼。其次，武王“毕立赏罚，以定其功”，如果仅是一次普通的阅兵，没有必要制定详细的赏罚制度。第三，“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武王尚德，如果是普通的阅兵，对于迟到者未必会大行杀戮。第四，“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其实不是“不期而会”，根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综上，各种迹象都表示，这次观兵就是以观兵之名行讨伐之实的行动，至于为什么武王在最后时刻决定撤兵，按常理分析大体有三方面：一是周领导集团内部主张撤兵意见占据主导，其理由是其时与文王时期相比环境并无太大变化，文王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时机未到，既然“师脩文王绪业”，那就应该继续等待时机。二是由于殷朝的微子、箕子、比干三大贤臣俱在，使武王感到无必胜把握，因而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敢冒然进攻。三是由于“白鱼跃入王舟中”和“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等天象表明征讨商纣带不吉利，因而收兵。鉴上，不管“观兵”意欲何为，对于周部族灭商都是有益的行动。
以上就是对牧野之战的认识和理解。牧野之战是一场伟大而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战争，正如《诗经·大雅·大明》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太史公对此役也有其独到的观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武王牧野，实抚天下。”现如今来看，这算是比较符合历史史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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