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之战

　　　　　　　－－周朝王业的最终形成

周公东征，是约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40年周公姬旦（周公旦）为巩固周朝统治，平定“三监”及武庚叛乱，征服东方诸方国的战争。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歼灭商军主力之后，建立了西周王朝。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周武王把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地分为四个区：原殷都朝歌为豳，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掌管。同时将朝歌以东地区（今郑州一带）为卫，封给武王的弟弟管叔姬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上蔡县一带）为鄘，封给武王的弟弟蔡叔姬度掌管；朝歌以北地区（今汤阴县一带）为邶，封给武王弟霍叔姬处掌管，共同监视武庚，总称“三监”。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逝，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代成王摄理国事。

周公东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纵观相关史籍，对周公东征之事记载最全面的当属《史记》，在周本纪篇，记载道：“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後，国於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穀，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淮南子·要略》也有上述大同小异之记录。

据上，具体分析东征发生的原因，大体有四：①内部权力之争。管叔、蔡叔、霍叔与周公同为武王之弟，对于周公摄政自然不满，即使周公竭力解释，但也未能消除他们的疑心。这种对于权力的斜体解释，自古至今都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他们串通一气以谋窃取王位。②殷商残余兴乱。纣王之子武庚，作了商朝的太子，自然不甘于被封于豳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伺机推翻周朝从而恢复商朝的决心始终未发生动摇，此时，正是其利用周内部矛盾发动叛乱的最好时机。③周与方国的松软关系。夏、商、周时期，维系王朝与诸方国之间统治关系的纽带，是王朝的强盛、方国的信服及某种程度上的道德信仰，没有绝对的制约手段。这样松软的关系，必然产生王朝兴盛时方国臣服多，衰败或动荡时期方国叛乱多的现象。④周朝东方力量薄弱。周朝建立后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是为宗周，其主要军队（宗周六师）也都在镐京。对于商朝旧都仍然由武庚统治，对于原商朝统治的东南方向诸方国领地内，更无军队可言。这就使叛乱的诸力量无太多后顾之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叛乱，面对内忧外患，周公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魄力与果断，毅然决定东征平叛，并在战前做了瞻顾全局的工作：①巩固团结。对于周初另两位权臣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恳切解释，《尚书·周书·大诰》记载：“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以此博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巩固内部团结。②周密谋划。周公让召公留守镐京，处理后方政务，以稳定基业；授姜子牙以征伐叛逆的权力，以发挥其军事才能；一文一武合理安排，前后协力一致对外。同时，周公昭布天下，联络和调集各地诸侯，凝聚征伐的力量。③统一思想。在出征前，周公在《大诰》中反复唱颂周朝是得到上天的保佑才得以兴盛，承受的是天使天命；又说，此次东征作战的卜兆表明，上天又一次来帮助我们了，周朝肯定会战胜叛乱分子，成就周王朝伟大的事业。以天命不可违来说明保周灭乱是正义的，是必然能够取得胜利的。

周公在做好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后，亲自出征，挥师东进。

周朝军队于周成王元年（约公元前1042年）年底踏冰渡过黄河，顺利地抵达孟津；周成王二年（约前1041年）年初，周军继续东进，直取朝歌；之后，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驻地卫，迅速消灭了管叔的武装；接着周朝军队攻克蔡叔驻地鄘，消灭其武装；霍叔随即投降。此后，周公继续扩大东征战果挥师东南，首先进攻淮泗间（今苏北、皖北地区）的九夷（包括徐、熊、盈等小国），经过连续作战征服九夷。之后，周公又挥师北上攻打奄国，先消灭奄国西、南两边的邻国，奄国势孤被迫投降。之后，丰（今山东省青州市西北）、蒲姑（又作薄姑、敷古，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等国也相继投降。至此，周公东征取得全面胜利。

研析周公东征，在战略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其值得学习之处。

就战略而言，最突出的一点是始终坚持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辩证方法。平叛武庚及“三监之乱”较之征服九夷扩大周朝统治来讲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击败武庚较之平叛“三监之乱”来讲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平叛管叔、蔡叔、霍叔渐次成为平叛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从整个战争的全过程看，周公始终从战略上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指导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这一点，在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贬霍叔为庶人，区别处置武庚和“三监”问题上也充分显现。

就政治而言，与军事攻势并举，在积极军事备战的同时，周公积极主动羸得太公望、召公奭的支持，不断巩固内部团结；以天命宣传东征之正义，以羸取民心、博得诸侯支持，不断夯实政治基础。同时，周公迭代运用每次战斗的胜利作政治上的宣传，逐次向后续征战对象进行政治攻势，瓦解其作战意志，为取自军事胜利奠定基础。

就军事而言，在作战指导上，坚持先弱后强、各个击破是其取胜的根本保证。周公听取大臣辛公甲的建议：“大国难攻，小国易攻，不如先攻下小国以孤立大国”，调整原先计划，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术，节次胜利，最终取得东征的完全胜利。

周公东征在西周开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继武王伐纣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镇压了商朝贵族残余势力的反叛，清除周部内部异已力量，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同时，此役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①创建和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周武王虽已克殷，但实际上，除了周原有的西土以外，只占有殷原来的京畿以及南国部分地域。因为殷代晚期，国力衰落，夷狄纷纷内迁，西北的戎狄进扰中原，东方的夷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殷的直属领地已缩小很多。而四周的夷狄部族和方国势力一时大有扩展，使得殷减弱了力量。周克殷之后，新建的周朝继承了这个局面。同时，周以“小国”攻克殷的“大邦”，一下子不容易控制“大邦”的局势，武王不得已而采用安抚和监督相结合的政策，继续分封殷的王子武庚为属国，并设置三监。上述情形，可以形象地比喻，周克殷之后，只是从“脑袋”上取代了商，而“身体其他各部位”还处于不确定状态。正是由于周公东征，才把身体各部位与“头脑”连成一体，周朝的创建之举才最终完成。

②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的国之疆域。周武王克殷之后，仍然固守西土，把都城建在镐京（今西安），维护统治的军队宗周六师也都驻扎在镐京。除此之外，原殷商控制的朝歌地区以及东南诸夷地区，处于放任发展的状态，周王朝一有风吹草动，利则拥护不利则背叛，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道理，武庚和“三监”叛乱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周公东征之后，为维护对占领地域的控制，在洛阳建设东都是为成周，新建成周八师军队，使对黄河下游及东南区域的控制成为现实。所以，周公东征，是真正意义的地域拓展，是中华民族自西向东发展的一次迈进，是中原之国逐步夯基的一次关键之举。

③推进了中华文化的东进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是随着地域的拓展而不断延伸。随着周王朝疆域的拓展，统治力量的加强，以及统治地位的巩固，代表中华文化渊源之一的周文化，不断向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传播推进，向东南诸夷族地区推进。这种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华文化的雨露泽被越来越多的华夏人民；另一方面，促进东夷文化与中华文化猛烈碰撞、交相融合，使中华文化更具包容性，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为催生新的文化、滋养新的内容迈出了新的决定性意义的又一步。

④丰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周化东征，其表现出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极大丰富了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比如，军事战略上的始终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走出了军事战略指导下的军事行动之先河；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策略方法；战术上的先弱后强、各个击破方法的生动应用；以及宣扬周朝必胜、天命使然的宣传战，以战斗的胜利增强威慑力的心理战法等，都对后世的战争起到了极大的引领作用。

周公东征，最直接的效果是为“成康之治”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同时，周王朝自此壮大了征战周边夷狄等少数民族的实力，为其进一步拓展疆域、巩固统治奠定了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