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写作背景
此篇文献原题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是文献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写于1930年1月5日。当时的社会和革命背景大体如下：
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文献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此后又领导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各级政权建设，初步形成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做出了伟大的实践。
②在根据地创建的初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每一个根据地的建立都充满艰苦的斗争。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以稍稍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全国武装起义。为批评这种错误思想，文献写了这篇通信。
二、文献主要内容
在这篇文献中，文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主义思想，其旨在于增强全党同志革命的信心，坚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批判了党内部分同志对时局的错误认识。指出“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这是这部分同志存在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正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强调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
（二）强调对中国革命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指出要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正因如此，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权；农民被压迫深重起义规模越发扩大；应该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红军、游击队及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适合中国实情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革命的最高形式；必须坚持建立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三）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和力量也是弱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削弱，但是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力量的发展会很快。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要去看它的实质，国内反革命潮流已经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即将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革命是大势所趋。
（四）客观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矛盾问题。在对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阐释的基础上，文献又分析了帝国主义互相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指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促使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产生军阀混战，促使赋税加重，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日益明显。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更加深刻化。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五）强调争取江西的现实可能。文献在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悲观情绪以及对部分同志的思想影响外，清晰阐释了近距离分兵和远距离分兵问题，指出争取江西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具有其他各省无法比拟的条件，特别强调从客观上看，江西是封建经济为主而地主的武装又比南方各省都弱小；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江西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等等，这些都造成在江西开展根据地建设、建立红色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是切实可行和最有利的。
（六）强化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文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文献强调：“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用贴切形象的比喻把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描绘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信心信念。
三、文献的历史意义
这篇文章不仅反驳纠正了党内对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更优先于很多人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充分肯定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况，是在党内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维埃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一）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新理论。文献开创性地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的红色政权；按照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红军的递进方式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些，为后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雏形。文献首次提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观点，教育党和红军要看到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本质，而不要被反革命暂时的强大的现象所迷惑，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首次提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推动发展的内因，清晰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是推动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内动力，指出“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这些都为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初的成果。
（三）给中国革命注入了坚强的信心。文献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句成语，描绘了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景象，同时用三个生动的句子描绘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景象。通过形象化的描绘，文献批评了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悲观右倾的思想，同时也告诫不能患有左倾急躁病，进而号召党和红军满怀必胜的革命信念和意志，开展切合中国革命实情的革命武装斗争，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总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文献思想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突出表现。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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