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智勇，筆名子皿、于思、文静等，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和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甘肃省作协、法学、律师、杂文、党史学会会员，庆阳市档案学会理事，曾任庆阳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科教文委副主任。在全国60多家报刊、网络、学术会发表交流各类文章百万字以上，出版《庆阳地区司法志》、《山水情》等7部书籍，获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国家档案局、林业部及甘肃省委、省政府作品等级奖。事迹入选《甘肃文学艺术家选编》《庆阳地区志编志人员名录》。
外祖父家的地坑院
张智勇
在世界上黄土层最深厚的甘肃省东部，古称北豳，习称陇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周道之兴自此始”，这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庆阳。在这里，经过四千多年历史岁月的风雨洗礼，遗留保存下来了具有古老“活化石”“穴居式”的民居建筑土窑洞。
《诗经》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这种居住形式，分为暗庄、明庄和四合院庄。靠沟坡就崖壁之势，掘洞筑室的叫“崖庄”，有明庄、暗庄之分。从平地上向下掘出一个两三丈深，方方正正的大坑，再在四壁向里挖出一孔孔窑洞，好像一个地下四合院，叫“地坑庄”，也叫地坑院。
外祖父家的地坑院，是过去农村常见的家族大院。它是广大北方地区千千万万传统意义上“四合院”式建筑的缩影，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世世代代农人对农耕文化的重要传承。它虽比不上有钱人的四合头房院，但作用却完全相同。一个四方四正的土院里有七八只窑洞，分别居住着四个小家庭，却又共用一个厨窑。外祖父外祖母的起居窑洞是主窑，也兼做客窑，来客必先进入。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分家，是一个在一起过日子的大家庭，同时也暗示了外祖父的家长地位。
在那已显久远的记忆里，这个地坑院早在我孩童时期就已存在，那时节它已经在起着居家生活的全部作用。
树大分枝。父母在家尚在，父母去家则析。几十年来时常入梦的外祖父家的地坑院，先是随着三个舅父家的人口增多，各自另修起了新的庄院，分别搬出了旧居。后因外祖母的去世，最终弃之不住。再后来，外祖父随岁舅舅在其新的崖庄院里一直住到去世。
一座孤零零的老地坑院，废弃闲置了许多年，后来又随着毁庄还田政策的实施而被填埋，最终彻底夷为平地，作为耕地面积种植并栽树。如今，老地坑院旧址上三表弟罗文博新植的核桃树，早已长到三四层楼高。每到白露之后下核桃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核桃和树叶是一种颜色，同样是碧绿碧绿的，充满了生命常绿的勃勃生机。
地坑院变成了核桃园，旧址没有了当初居住过人的任何痕迹。然而，在它身上发生过的许多人和事却并未因为它的消失而泯灭，反而长久地留存在内心一生一世的记忆里，也时不时地再现在我的梦境之中。因为我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曾在这里连续住过两三年，后来又断不了经常踏入院落，看望外祖父一家人。有人居住的地方，总会有人造访。
外祖父家的地坑院，西面开有一条二三十米长的陡坡巷道，在巷道里的一侧，每隔一两尺远，便铺有一两块固定的垫脚砖，用以在雨雪中人上下防滑。巷道口靠北边有一棵槐树，靠南边有一棵碗口粗的杏树，绕过它就是一段平坦的窄路，再下一个小坡就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小胡同。小胡同往南走拐过弯是一个蓄水的涝池，在它旁边的高台上是一座旧庙宇改建的学校，校名自然随着村名罗家寺，叫做罗家寺小学。往北方向可以拐到去城里的马路上，有一个丁字路口往东又能走到沟边。如今，这个胡同也和地坑院同样只能在我的梦里看到了。
那棵地坑院巷道口的杏树，杏子半生不熟时我就会爬上去采摘，杏子谢了后我又会爬上树玩耍。巷道下面是大门，进了大门的院落，正东中间的窑洞住着外祖父母，东北角住着岁舅舅夫妇，北窑住着大舅舅夫妻及孩子，西北角是伙房。伙房门口墙上有一个蜂巢。南边住着二舅舅夫妇的窑洞旁，紧挨着一个磨窑，内有一盘供一大家人磨面的石磨。对我学习管教严厉已到婚龄却因病夭殇的三舅舅，生前是随外祖父母住还是另住，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我是随外祖父母一起住在主窑的。除此之外，西南角的窑洞似乎喂养着猪，一个木笼子里有两只长着灰毛红眼珠的青丝蓝兔子。西面的窑洞是牲畜窑，有时候槽上拴着牛，有时候又是驴。
院子当中是一个名曰渗坑的蓄水坑，用以防雨储水，储存的水用以洗衣服，为牲畜拌草料兼饮畜。每年在水干时就要淘挖渗坑的泥浆，以增加它的蓄水功能。渗坑南沿有一棵大花椒树。
外祖父一大家人，在这个地坑院至少住过一二十年。告别这里时总人口已近二十人。现在想来，这种被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诗经》和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誉的“地坑院”窑洞院落，冬暖夏凉，防震防辐射，但却难以想象仅靠院中心的一个“渗坑”是如何起到一年复一年的防涝功能的。窑洞尽管是古代人的智慧显现，但未曾见到过这种穴居院落的你也许不会想到，当大暴雨降临时，只有一条仅供居住者出入的陡坡通道上，会有大量雨水涌下的。届时，人想从此唯一的生命通道顶水上行逃生绝无可能。故而，可见地坑院是怕大暴雨的。
外祖父家虽是一大家子人，吃饭的嘴也多，但似乎并未到缺吃少穿的窘困地步，而且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外祖父脾气大，一家人都怕他，自然他就是掌柜的了。他抽着一根长有一尺多的烟袋锅，稍不如意，就用铜烟锅头敲外祖母的头。他走南闯北（自然不同于今天意义上的远距离），方圆几十里的人似乎都认识，遇到生人喜欢问其父其祖的名讳，一提起几乎没有不认识的，说着说着自然也就成了熟人。他虽不识字，但人很精明，本事不小，掌握的信息量不少。向南远在四五百里开外的西安教授舅爷他知道，向北与宁夏毗邻的二三百里地当厂长的舅爷他清楚，不仅知道姓名，而且清楚具体工作单位，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并非一件容易事。至于家里的活路安排、经济开支等等一应事务，是否是由外祖父打理，我那时因为年龄太小，尚不懂得。
北方的农村，一年四季每天基本都吃两顿饭，只有夏秋农忙时晚上才能加餐，称为“喝汤”。每顿做饭，都是三个舅母一起上手。饭做好后，由一个舅母用木头盘子端到外祖父的窑洞炕上，再从柜盖上把熟油辣子盒拿来放到盘子里，饭吃完收盘子时又取下来放回原处。我长大后问过大舅母，当年在厨窑里吃饭，有油辣子吗？舅母说吃的干辣面子。吃饭时，如需要添饭，外祖母会喊“大新媳”，从不叫名字。一次，我在厨房门口提前放了一个拌炮，一个舅母端着盘子一脚踩在上面，拌炮响了，盘子却没有被摔了。那是我小时候的恶作剧。
外祖母是舅家人公认的慈祥老人，圆圆的脸庞，中等身材，缠着一双小巧的“三寸金莲”。大舅、二舅家陆续搬离地坑院后，偶尔还会请外祖母去帮忙，她最后就是给二舅家腌菜切萝卜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外祖母殁时外祖父戴着孝帽子，我从此知道丈夫还可以给妻子戴孝。
外祖父家饲养着一只白色奶羊，这在人们还不习惯喝羊奶的年代，并不多见。因而每次挤下的羊奶，让谁喝谁都会嫌“腥气”。我偶尔喝过一两次，烧开的羊奶里虽然打了鸡蛋，但还是不喜欢喝。
我八岁入学，三舅父义务教我功课，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家庭“教师”，经常为了学习而打骂我。那时候不知因为什么，尚在小学低年级的我却用自来水笔写字，因而弄坏笔成了常事，三舅帮我修笔也成了常事。我在罗家寺小学上了三年，学习究竟怎样就不知道了，但必定被训练了“童子功”，因为我有一个家庭严师。不敢说我后来成就为什么“高徒”，但当初的严格训练，肯定对我日后学习素养的养成起到了作用。不幸的是，三舅不知因何患上了肺结核病。那些年，人们对这种“痨病”非常惧怕，千方百计延医治疗，甚至或许给他吃过鲁迅笔下的“药”，但三舅还是没能挺过去，年仅二十来岁就去世了，并让我也得上了困扰一生的胸膜炎。多年来，每逢外祖父家因故上坟时，我都会随着表弟们默默地去祭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哀思，为了那种久久难以忘却的纪念。
有一年，我去看外祖父、外祖母，生产队的社员把地坑院牲口窑里的粪土往崖背上担，外祖父让我给大家记担粪趟数。此前，我曾随外祖父拉着架子车，天还没有亮，就步行二三十里路，去城里酒厂给猪买酒糟。外祖父一边让乱作一团的人排队，一边随口说我是高中生，让我给大家登记。这样做时外祖父丝毫未显露出是刻意的，但却在有意无意的不经意间推介了我，可见他的过人睿智。
那年我在省城上大学，临近毕业时，在一个县级中学实习。一天下午，接到了父亲来信。信中说外祖父于一月前去世……当时正与几个同学批改高中学生作文的我，不顾一切地跑出门去，到没有人的学校操场麦草垛下痛哭了一场。推算起来，他去世时间应该是在“五一节”前后，年龄应该是六十二三。当年春节后开学前我去看外祖父，他因白内障手术失败，眼睛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拄着拐杖，从岁舅家的巷道把我送上来，哭着说再也见不到我了。我说再剩下半年了，怎么会见不到。我也哭了。后来一看，他可能当时就有了预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在老地坑院的基础上，不过才长了十年的核桃树木已经茂盛蓊郁，而在它里面生活过的人，除过年轻的几个外，长辈仅剩了最后三人。唯一的舅父年逾古稀，像母亲晚年一样不仅因脑梗而步履蹒跚，且在漫长的夏季，经常“困睫日中常欲闭，夜阑枕上却惺惺。”
随着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变，外祖父家的老地坑院没有了，过去的许许多多地坑院都不复存在了。如今，对它的记忆只会停留或者延续下去，成为一种久长深远的念想。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北方民间有诗赞曰：远来君子到我庄，休笑土窑无厦房。虽则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又凉。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多有百年不漏的窑洞，鲜见百年不漏的瓦房。
（2019－20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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