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伍德认为，莉迪亚·戴维斯的小说迟早会成为美国文学中最伟大、最独特的贡献之一，这些故事如此与众不同、带有扭曲的个人特征，好像弗兰纳里·奥康纳、唐纳德·巴塞尔姆或者J.F.鲍尔斯的作品一样。它也许是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品，它们清晰明了，格言般简洁，形式独特，狡黠的幽默，抽象的苍白，哲学思考带来的压迫感，还有人类的智慧。
本文选自詹姆斯·伍德文集《私货》，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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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迪亚·戴维斯
文 | 【英】詹姆斯·伍德
译 | 冯晓初
在一个宁静的平原小镇，一个女人日复一日照顾着自己的幼子。她向我们描述了她下午的日程，四点左右出家门，去一趟邮局然后去公园，做一些杂活儿，五点半“玛丽·泰勒·摩尔秀”开始的时候就一定回到家里了。为着自己是一个如此忠实的观众，她还颇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最近听说钢琴家格伦·古尔德也热爱这个节目，又自我解嘲了。这个消息实在是意料之外：“眼见着我的两个世界重叠到了一起，我本以为这两个世界之间理应相隔甚远。”她解释道，格伦·古尔德是她学琴时的偶像；她为了模仿他利落的指法，一练就是四个钟头，甚至六个。“我并不想走音乐这条路，但我可以很开心地花上整天时间像个专业人士那样刻苦练习，一半是为了逃避那些更难的事情，一半也是为练琴带来的快乐。”
但她现在似乎不再弹琴了。我们看得出，她把大块时间用在更难的事儿上了：她照料孩子；她思考着自己的孤独、对付它，倒也还算成功，丈夫在家时，找他交谈，或者可以说，找他交谈但失败了。过去的雄心和眼下的乏味生活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解释的鸿沟。女人说起话来很耐心，很聪明，明晰之中带着一丝忧虑，她语句里那种完全的破碎，别人并不能一眼望见。晚饭时，当她和丈夫无话可说时，丈夫会问她那场电视秀如何。“我会告诉他节目里某个人说了些什么，而且我知道，他在我说之前就准备好要笑了，但是在一些别的话题上，他对我说的没什么兴趣。尤其是注意到我越来越兴奋的时候，他就越冷淡。”也许对妻子的话不感兴趣的丈夫并不少见，但是令妻子非常兴奋的事他表现得尤其没兴趣的情况就很棘手了。前者也许还好说，后者似乎无法容忍。而一切都很明了了。当女人过了一会儿对我们说“我希望孩子赶快睡着，丈夫不会回家吃饭”时，并不让人惊讶。
这段独角戏来自莉迪亚·戴维斯的小说《格伦·古尔德》。小说有九页，还是比戴维斯的大部分作品都长，一般来说会在三到四页之间。很多作品会像一个段落，或者一个句子那么简短。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属于传统的“故事”——主人公常常没有名字，被设定在无名的小镇或者州里，并且缺乏一个正规故事会有的开头、发展和结局（或者用已被接受的现代套路，省掉结局）。没有好像不要钱的大段描写，没有“再现现实”的材料。戴维斯的这些故事，通常由一个女人叙述，这女人很多时候明显是作者自己，更像是自白而非故事；它们是散文诗——是快笔速写，而非宏大框架。
第一次听说莉迪亚·戴维斯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从英国来美国不久。有人向我推荐她的小说，说她的风格很像暴躁的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她有像的地方，但又不像）。她是法国自传作者米歇尔·莱利以及哲学家、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的译者，并因之闻名。法式，极简结构，还有哲学家的冷酷等等等等，都让她的作品在文学圈中显得迷人而独特。如果我们拉长望远镜窥视这位“作家的作家”，很容易发现她作品中某种时尚的缺陷。我非常喜欢读她的故事，但只能时断时续，无法系统化地欣赏，这似乎也是作品本身的断片化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我花了几周阅读《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选》之后，认为这种断续很肤浅。最终当你读完了戴维斯作品的主要部分——七百多页纸中涵盖了三十年的内容——一种宏大的、日积月累的成就浮现出来：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品，它们清晰明了，格言般简洁，形式独特，狡黠的幽默，抽象的苍白，哲学思考带来的压迫感，还有人类的智慧。我认为《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选》迟早会成为美国文学中最伟大、最独特的贡献之一，这些故事如此与众不同、带有扭曲的个人特征，好像弗兰纳里·奥康纳、唐纳德·巴塞尔姆或者J.F.鲍尔斯的作品一样。
我们可以从她的幽默谈起。她以冷峻著称（很奇怪，有些人说她“阴沉”），但她的语调却是像跳舞般的、无忧无虑的，而且常常很好玩。她描绘了很多刺激的细节：“有一次，我母亲和我带着一块煤上了开往纽卡斯尔的火车。”另一个故事里，一个女人想嫁给牛仔，她遇到一个打扮像牛仔但不是牛仔的男人：“他不是牛仔，他的工作是把猩猩的骨头粘在一起。”有时，她最短小的那些作品是最甜蜜的心理游戏，就像某些现代艺术装置的说明一样（就是那种难得一见的既迷人又不让人发疯的稀有货）。《与苍蝇合作》，整篇只有一句话：“我把那个词写在纸上，但它加了省略号。”相类似的，《纪录短片构想》：“各个食品生产商代表，努力拆开他们自己的包装盒。”另一个名为《同伴》的小故事，全篇是：“我们一起坐在这，我的消化系统和我。我在读一本书，它在处理我刚刚吃掉的午饭。”即便作品不那么可爱，其中仍包含着某种机智。“失眠”中的两行是这样的：
我的身体如此疼痛——一定是这张重重的床在往上压我。
戴维斯喜欢用熟悉的短语玩逻辑游戏，玩出有趣和疏离感来。
《特别的椅子》，用一个单独的段落就完成了，嘲弄了某个特定教授职位专用的浮夸的学院用语：
他和我都是大学系统中的老师……我们当然都很希望在学校里能有一把特殊的椅子，但至今我们拿到的都是错误的类型，那种特殊的椅子属于一位朋友，那把椅子会旋转，四脚张开，那把椅子对她来说是特殊的，但我们不记得是为了什么。
《研究经费》则使用了卡夫卡式的玩笑（卡夫卡式的，但也是针对卡夫卡式黑暗风格的玩笑）：“你没得到研究经费，不是因为你条件不足，只是因为你每年的申请都写得不够好。当你的申请完美了，你就会拿到研究经费。”戴维斯这种幽默风格让人想到伟大的18世纪格言家格奥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让利希滕贝格深以为乐的诸如“他感到很奇妙，猫的毛皮上留了两个洞，恰好就在它们长眼睛的地方”，以及像“一连串打印错误列在一张打印错误的列表上”这类颇有深意的愚蠢。
这种轻快无忧几近天真的语调，往往最后会被发现实际是张面具，面向公众的虚壳，而面具背后是一个向后退缩的人，这使得作品获得了深度，从游戏转变成了戏剧。来看一个特征非常明显的故事：《伦理》。这是一个单段故事，故事开端表面上情绪挺高，听上去是个不错的戴维斯风格的谜题。无名叙述者告诉我们，在一个伦理访谈节目中，她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所有伦理系统的基本观点。“当时，我很开心学到这么一个简单又有意义的规则。”但转念一想，不管怎么样，问题复杂得多：“当我试着把这一规则真正用到一个我认识的人身上时，似乎它完全没用。这个人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对某个人充满敌意。如果要我想象他会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的话，我只能想到他希望别人也对他充满敌意，就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他已经对别人满腔敌意了。”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似乎觉得没必要说明这个人的身份。他是她的情人？还是戴维斯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不具名的前夫？我们只能猜到他是一个对叙述者来说很重要的人，而她是他的敌意对象之一。
在这样的作品中，被省略被压抑的部分蓄积了高能量，纸上简省清晰的词语像绝食抗议，可以朝一个绝望的方向去。四页纸长短的故事《幸福的回忆》，有一种假装快活的语调。叙述者告诉我们，她恐惧变老害怕孤独。但是人们说，一个老女人至少还有“幸福的回忆”可以安慰自己。“疼痛还不那么强烈的时候，她可以重温幸福的回忆然后就舒服点儿了。”但让叙述者烦恼的是，她不知道到时她会有多少幸福的回忆，或者更想问，到底什么是幸福的回忆。“我很喜爱自己的工作，我一个人坐在桌前。这份工作是每天里最大的一部分。但当我老去，一直都是独自一个人了，光回忆我以前的工作，够么？”她考虑了一会，又说，幸福的回忆必须包含与他人的关系，但是不太正常的是，这位叙述者想不起有什么跟她关系亲密的人。她简短地说了说自己的母亲。整个故事中，只有这一次，且只有一个例子提到了一个真实的家庭：“全家一起干过几次园艺的活儿，可能算得上是不错的幸福回忆。”园艺！叙述者提到的其他人，似乎都只限于认识——修理除湿器的人，曾经送来过蛋糕的邻居，街角那个图书管理员。除此之外，叙述者继续说，要想让一个回忆一直幸福下去，那这个回忆就决不能在当天被一件不开心的事抹掉。“你得确认，无论如何，幸福的回忆在发生的时候不能有别的来捣乱，之后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经历过来抹掉它。”她总结了一下这番简短而破碎的疑问继而得出：“我需要时不时确认一下，保证自己没有独处得太多，或者和别人在一起时太频繁地感到不快。我应该常常把它们相加：我的幸福回忆现在有些啥？”“幸福”这个词被简单粗暴地量了又量，说了又说，让人想起了贝克特，但和贝克特的联系不止于此，其他比如语调的控制——不带感情波动，既沉重又有喜剧效果，也赋予了故事一种难以和解的贝克特式力量。
《幸福的回忆》里的女人似乎在不快乐的孤独和不快乐的人际交往当中摇摆不定。阅读《小说选》，就是在做一次围绕着一位复杂叙述者的旅行，这位叙述者有时和那个出生于1947年，眼下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担任写作课教授的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有点距离，但也有时候，简直就像在忏悔室里靠得那么近。像《伦理》和《幸福的回忆》这样的故事，就如同这段长途私人之旅中的驿站，自它们占据的地方发出了加强的共鸣。这两个故事里满怀敌意的无名男子及其缺席的伴侣显得尤为特别，在其他一些故事中，她会描写一个与情人或丈夫吵架的女人，或者一个仍会坚持称对方为“丈夫”而非“前夫”的离婚女人，或一个凄凉独居的女人，或一个没有他人帮忙、独自照顾孩子的女人，等等。在《治疗》中，女叙述者的丈夫离她而远去，她独自照顾儿子，她在努力地保住自己的勇气。“早晨，我喝咖啡、抽烟。晚上，我喝茶、抽烟，走到窗边，又走回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有时，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点儿什么。但那个瞬间很快消失，我想挪动，却没法动弹。”她告诉我们她的大脑旋转得“像一只苍蝇”。但羞耻和骄傲令人挺直了头颈。她“丈夫”来造访，“他会坐下来，与我交谈，呼吸吹到我的脸上，直到我精疲力竭。我不想让他看出我的生活多么艰难。”（“呼吸吹到我的脸上，直到我精疲力竭。”这句是如此带着痛感的生动。）
《老女人会穿什么》里的女人希望当她老了的时候能有一个丈夫在身边。“她曾经有过一个丈夫，曾经有过一个不过现在没有——她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她只希望未来的人生里能有一个。”整本书里最动人的篇目之一《乡下的一号妻子》将将写满了一页，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一号妻子打来电话要跟儿子说话。二号妻子不耐烦地接起电话，把电话递给一号妻子的儿子。”故事继续着，像断断续续的老式电报：“和儿子通话之后，一号妻子感到非常烦躁。”一号妻子幻想他的前夫会与未来的“三号妻子”结婚。“三号妻子”的职责是要护着丈夫避开“坏脾气的一号妻子，还有麻烦的二号妻子。”（和别的故事一样，喜剧这块耐用的布料，镶着悲伤的花边。）一号妻子看着电视独自用餐，匆匆的结尾就这样收紧：“一号妻子吞下食物，吞下痛苦，再吞一口食物，再吞一口痛苦，再吞一口食物。”
在比较常规的小说里，装着的都是比较常规的小说人物，读者被批准可以偶然偷听得到他们的想法。在戴维斯自言自语的作品里，常常是叙述者偷听见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再被批准可以听一听这样痛苦又可笑的“自己偷听自己”。多半时候，叙述者不喜欢她从自己那里偷听来的东西。“如果我不是我，而是像个邻居似的，偶然从楼下听到了楼上的我和他说话，那么我会对自己说，很高兴我不是她，不像她这么说话。”《楼下的邻居》里的女人这么说。（注意一下再次出现的那个引人联想的不具名的“他”。）
可以说，自我中心这个词所囊括的一切，就是戴维斯的真正主题：自我那难以忍受的存在；自我那持续不断的内心声量；像讨债人一样躲不过的那个真实的自我。《格伦· 古尔德》中那个看“玛丽· 泰勒· 摩尔秀”的女人暗暗嫉妒古尔德，因为他可以按自己的主张生活，而且“可以有权利自私，又不伤害他人”。典型的戴维斯叙述者的头脑“很活跃，总是绕着圈子什么都想，常常冒出一个想法，然后又产生出关于这个想法的想法”。这种对内心的过度沉迷和托马斯·伯恩哈德很像，但是伯恩哈德的男性角色是像魔鬼一样把他们精神上的分泌强加给他人和读者，戴维斯的女性人物则似乎想为自己的情绪溢出道歉，想清理干净，想淡化污渍。但是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想得少点儿呢？当戴维斯的叙述者思考（大声地）如何才能想得少些，她们恰恰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她们放大了内心的音量，而不是减弱。戴维斯在这个悖论上很是机智。《我感受到什么》的叙述者说她试着告诉自己“我感受到什么不是很重要。我已经在好几本书里读到过这点：我感受到什么是重要的，但不是一切的中心。可能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还不至于深信到去付诸实施。我愿意有更深的认同。”
但一个人如何才能真正不是一切的中心呢？简·奥斯丁明白，宣称自己对卑微的渴望其实就是一种自视甚高。讲述《新年誓愿》的女人告诉我们她开始再次学习禅宗佛教了。她的新年誓愿是“学着将自己视若无物”。一个朋友对她说他的新年誓愿是减肥。好玩的是，她感到惊讶：“这是要比赛么？他想减轻体重，我想学着将自己视若无物。”戴维斯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喜剧性骤然天降，像一团突如其来的怒火，且激烈程度迅速增强：一个人要怎么学着将自己视若无物，戴维斯问道：“如果当他在一开始学习把自己看成个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很费力？”她发现，当个“无物”在早晨很容易，但到了“傍晚，在我身体里，有些什么东西开始抛出了自己的重量。很多日子都是这样。到了晚上，我被塞满了那些什么东西，常常都是些讨厌又粗鲁的东西”。
就算对这个叫莉迪亚·戴维斯的作者一无所知，也不妨碍读者感知到小说那种迫近得堪比忏悔室的压力。而且读到这位作者的生平也许反倒是个障碍。她曾与保罗·奥斯特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后来离了婚，再之后同画家艾伦·库特结婚（现在还是夫妻，并且和他也生有一子）。读者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书里出现的前夫在什么时候跟戴维斯的前夫像一点，什么时候又差得远了，前提还得是那个人确实成了书里的素材。她的作品让人提不起询问是事实还是虚构之类问题的兴趣。取而代之，更让人想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虚构的自我的虚构故事，可以舍弃多少，还仍能剩下一个丰富的自我？答案是，几乎所有。原因有二：第一，一个虚构的自我，只需要是一个声音，或者一张嘴就可以出现在书页上了；第二，当虚构的自我以这种方式往下删减，作者的自我就可以上来填补某些空出来的空间。必然地，这些故事组装出了一部智商高、情感强烈的自传：把自己的敏感强硬地坦白出来。“我们知道自己是特别的”，戴维斯在《特别》中写道：“然而我们还是在努力探寻，究竟特别在哪里呢：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究竟特别在哪里呢？”两种意义上，孜孜不倦地“努力探寻”正是作者之所以特别的构成部分。
自传气息在书的最后两百页中越发浓厚。你对戴维斯的个人生活全然无知，但仍然能根据故事的线索很肯定地猜测，她的父母大约于过去这十年前去世。近年的几篇有着挽歌的苍白灰调。《语法问题》摆出哲学式的迂腐：叙述者问，如果一个人在某地快要死掉了，那么我们是否还能说，“这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又如“要是有人问我，‘他在哪里生活？’我是否应该回答‘这会儿他已经没在活着了，他快死了。’”叙述者透露出这一段涉及了她父亲；又一次地，痛苦和某种漫不经心的腔调互相产生了摩擦。戴维斯写道，“称某人正在死亡”，同时也就承认了这是一种“活动”。“但是他不是在‘ 有活力地’死去。他现在唯一做的是呼吸。他的呼吸像是有目标似的，因为他太用力了，并且还轻轻皱着眉。他致力于呼吸，但显然他别无选择……我过去常常看到他脸上有这种表情，尽管从未把这对半睁的眼以及半张的嘴同这个表情联系起来。”
选集的末尾处有一篇特别简单又可爱的作品，仅有三页，标题为《我该如何悼念他们》。它由一列重复的问句构成，它这样开始：
我该让房子保持整洁吗，像L那样？
我该开发一项不健康的习惯吗，像K那样？
我该走路的时候轻轻左右晃荡吗，像C那样？
我该给编辑写信吗，像R那样？
因为我们已经跟着作者走了这么长这么深的一条旅程，大概有几百页了吧，更因为最后这几则故事里温柔的素材，我们猜想，文章标题当是在悼念逝世的父母吧。这些问句好像在说的是朋友或熟人的一些习惯，它们和作者一样，也在悼念着什么人。但是，当问题清单越拉越长，你会注意到，奇奇怪怪的习惯越来越少，被描述的习惯越来越正常：“我是否应该经常查字典，像R那样？”或者“我的手是否也会得关节炎，像C那样？”或者，“我是否应该阅读时手握一支铅笔，像R那样？” 我们慢慢猜到，作者描述的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生活本身。所以对于这篇美丽的文章，答案就是：“我该继续活下去，以此来悼念他们。”
几页之后，这本书最后几篇作品之一，一篇标题短短的《头脑，心》痛苦地悸动着。“心在哭泣，”戴维斯写道，“头脑试着去帮助心”，它提醒心想想那些损失：“你会失去你所爱的。它们都会离去。”心感觉好受了一点，但没有好多久：
这些对心来说太陌生了。
我想让它们回来，心说。
头脑是心所拥有的全部。
救命啊，头脑。救救心。
本文选自詹姆斯·伍德文集——《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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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货：詹姆斯·伍德批评文集》
【英】詹姆斯·伍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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