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3日清晨，完成海上探路任务的黄荣海，一身轻松地率领一同渡海过来的900余人，穿上当地群众赶制的棉军衣，向山海关进发。一路上，天天遇到从秦皇岛飞来的美国飞机的袭扰，像苍蝇似的在部队的头上打转转。战士们大骂一通后，继续不停地赶路，几天后，终于到达山海关。守城的冀东第十九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古老的城关里美美地睡了一夜。
10月28日，吃过早饭后，黄荣海带着900多人跨出了山海关。战士们掀起一片欢腾的声浪：“到了关东啦！到了关东啦！”又走了两天，在一个车站上，坐上了从沈阳开来接运部队的火车。坐在火车上，望着掠过的东北大地，战士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新鲜和舒畅，一扫多日徒步行军的疲倦，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坐火车的战士，心也随着火车奔驰起来，车厢里歌声不断。他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渤海部队。
从黄骅出发后，刘其人、王兆相率领独立旅经静海杨柳青、武清到达了冀东的玉田，沿途基本上是顺利的。按照中央军委9月28日的电报指示，部队的任务是进入东北，“背靠海兰泡，以嫩江、龙镇、克山为后方，布置于松花江及哈尔滨至呼伦铁道以北广大地区”。
因此，部队在玉田稍作休整后，继续北上，10月22日，行进到在唐山以北的丰润时，接到中央紧急电报，令刘其人率部“立即星夜兼程开古北口、承德之线，其任务为歼灭由北平进攻承德之顽军”，暂不去东北。
占北口、承德是联结华北与东北的交通枢纽，是从延安等地进军东北、输送干部的重要通道，也是国民党军进攻东北必经的咽喉要地。自8月下旬开始，傅作义即调集3个军、4个师由绥远沿平绥线向东推进。为阻止傅作义部，从10月18日起，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中5万余兵力，发起绥远战役。就在绥远战役开始后不几天，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有3个军、8个师集中北平，判断其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兵力重点用于绥远方向，致古北口、承德一线防守力量薄弱，遂令刘其人部由北进转为西开。
10月28日，中央军委又电催刘其人：“即取捷径，到达热河承德，任务为配合热河部队粉碎国民党从北平向古北口承德之进攻”。刘其人、王兆相率部加速西进，11月初，赶到古北口，构筑了工事，做好了打阻击战的准备。
此间，中央作出了保卫承德的部署，并成立冀热辽军区，以肖克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刘其人、王兆相的到来，使肖克、程子华非常高兴，当即将二人召到驻承德的军区司令部。
王兆相早就与肖克相识，但从1938年在晋西北分手后，未再见过面。阔别多年后再次相会，肖克格外亲切地谈了一些抗战初期的往事。之后，他介绍了当前形势并告知，独立旅己被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序列，编为热河纵队第一旅。
告别肖克、程子华后，刘其人、王兆相刚赶回独立旅，就接到杨国夫的电报。此时，他已带领渤海军这第七师抵达山海关。杨国夫在电报中要求独立旅不要滞留热河，应尽快前往东北。这使他们很为难，并将独立旅已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的情况电告了杨国夫。但杨国夫没有复电，而是请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给肖克、程子华发了电报，催促独立旅出发。肖克、程子华只好同意放独立旅开赴东北。
1946年1月初，独立旅正待出发时，国民党军从三个方向进逼承德，一场大战眼看要开打。承德东面的平泉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要方向，此地守军为新组建的第十二、第十四旅，战斗力不强，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只有一旅两团赶到平泉。鉴于形势紧张，肖克、程于华急令独立旅暂不出发，打完这一仗再走。
此时，刘其人和副旅长刘贤权已离开部队前往东北，王兆相和陈德只好请示东北方面：是否可以按冀热辽军区要求，打完这一仗再走？杨国夫立即回了电报，不同意独立旅接受作战任务。他的理由是，独立旅一旦参战，势必会有伤亡，伤员如何处理？冀热辽军区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趋于平缓，独立旅很可能会被长期留在热河，再也到不了东北。
杨国夫的电报使王兆相和陈德陷入殉难境地，他们反复斟酌后，认为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热河解放区十分危急的时刻，不能就这么走了。于是，他们接受了参加平泉作战的任务。
平泉一仗打得很艰苦。因为此仗正发生在国共签署的停战令生效的前一天——1946年1月12日，国共双方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已白热化。蒋介石严令向承德进攻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于停战前拿下承德。中共中央则要求冀热辽军区“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杨国夫电报中担心恐怕正是这一点。
平泉一仗激战了一天。进攻的国民党军全是美械装备，仍是小米加步枪的防守部队显然不是对手。打到半夜，双方各占平泉城一半。国民党军阵地上突然挥舞白旗，军官高喊：“停战了，不打了！”
此一战，独立旅受到不少的损失，加之数月间连续奔波，部队状态非常不好。此前东北局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就作了如下的报告：留在热河的刘其人部5000余人，“只剩3500人，生活苦，情绪下降，逃亡严重，上下普遍酝酿与七师会合”。平泉之战后，王兆相即带领部队升赴东北，终于同杨国夫率领的第七师合兵一处。
第七师在刘其人、王兆相起程前，即开始由商河向北移动。该师在反攻作战中编成，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师长龙书金，参谋长阎捷三，政治部主任徐斌洲；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团。全师约7000人。部队出发前，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周贯五留山东，部队山杨国夫率领北上。
杨国夫是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文化虽然不高，但精明强干，能征善战，参加过长征。1938年，随郭洪涛来山东，不久来到清河区，历任山东纵队三支队司令员、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从此，渤海湾边便有了闻名遐迩的“杨司令”。
1945年10月1日，杨国夫率师主力开抵乐陵城关，一面改换冬服，一面制定行军计划。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动员。为了保持部队稳定，首先对团级干部讲明部队奉命北进的任务，然后，由各团分段动员，逐步讲清形势和任务。
为隐蔽企图，部队于10月8日北开盐山城。10日折而西行。这天晴空万里，秋阳宜人，当地党政机关为七师远征，组织群众数万人，夹道送行。男女老少手提筐篮，盛满馒头、火烧，沿途塞进出征战士的衣兜，热情惜别子弟兵。别故土、离亲人的离情别绪，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止不住热泪横流。
10日下午，部队抵南皮城郊，而矛头实指泊镇。第二天黄昏，除派一部兵力监视泊镇之敌外，主力则从泊镇以北穿铁路、渡运河、顺子牙河岸，疾速北上，途中向部队宣布向天津进军。是秋大雨成灾，天津西北地区一片汪洋，前进受阻。在当地政府、驻军支援下，部队换乘木船、板筏、简箩等分批渡水，数日后在黄庄、窝洛沽集结，经丰润抵玉田城郊，休整3天，此时已是10月下旬了。
在玉田休整时，杨国夫前往冀热辽军区会晤了詹才芳政委，得悉国民党开始向秦皇岛海运部队，先头第十三军正向山海关伸进。山海关守军为冀热辽新编第十九旅，兵力弱，正告急求援。中央军委在16日已电示第七师“星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前进，归沙克指挥，参加消灭蒋军之作战，愈快愈好，不可稍延”。
根据情况的变化，杨国夫命令部队立即开山海关、锦州方向，先沿北平至山海关公路走一段，视情绕行出关。10月28日，中央军委又电令：“杨国夫师即到山海关，任务为协同当地我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巩固山海关一带地区，粉碎美蒋从秦皇岛一带对山海关地区的进攻。”部队即直趋山海关。
行经芦龙路上时，忽然飞来两架侦察机，在行进的部队头顶上往返低空巡查，从地面上肉眼可见机上驾驶员，气愤难平的指战员纷纷要求开枪。师长传令：“敌机不扫射，我决不开枪。敌若开火，立即还一击。部队切勿激愤，照常行进。”此后，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部队在飞机干扰下行军。行抵抚宁，离秦皇岛已比较近了，部队改夜间行军，绕行抚宁之石门寨出长城，于11月4日进入山海关。
第七师刚进关，第十九旅旅长张鹤鸣就急忙赶来会面步时及告说，北门外村庄被国民党军占领，情势十分紧迫。杨国夫一听，当即令两个团猛烈出击，将国民党军赶出石河以北地带，然后布防宿营。
望着尚未散尽的硝烟，还没有看清山海雄关英姿的杨国夫，就深感到不可避免的大战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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