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结束后，“十一”放了几天假，去成都跟学生们玩了几天，回到眉山部队，得知我们实习结束了，军训营长张勇由团副参谋长调任三营长，军训连长张新强升任七连长，我和管宏义、杨松柏一起分到了三机连，连长是雷建军（之前是庄野，听说是个很有水平的人，可惜他当年转业了，我没赶上，），四川人，指导员是范兴利，陕西人，没有副职，杨松柏是一排长，管宏义是二排长，本连队的被称为法官的袁汉生（记得好像是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后来调到成都军区军事法庭）是三排长，湖北人，我是四排长，一、二排是重机枪排，三、四排是高射机枪排。闵凡清留在了九连，窦海生分到七连，令狐分到三炮连。我们的军官生活算是正式开始了。
高射机枪是步兵营属支援型直瞄火器，可仰射打击天上飞行器和空降伞兵，也可平射压制敌方工事和地堡火力，还可拦截地面坦克和步兵，为进攻部队担负火力支援任务。在军校学习时，重机枪系统的学过，高射机枪只是作为了解科目，不做过多训练，因此，我这个排长还不如班长和士兵们对这种武器了解的接触的多一些，还好我的军体、越野、射击、投弹等步兵科目在干部当中还算相当不错的，不至于被瞧不起。
刚到三机连时，排里三个班，依稀记得十班长是86年的李辉四川人，十一班长是85年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湖北人，十二班长是83年的老兵陈国民，贵州人。三个人各有特点，想法也不一样。按规定我住在十班（排长一般都是住在一、四、七、十班），有一个单人床，其他战士们七八个人挤在一个通铺上。通铺使得每个人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早上整理内务时，互相有影响，好在不是满编，相对宽松一点，但通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内务摆放整齐美观，被子、大衣、枕头、腰带等几个一条线很容易体现出来，比上下铺的内务更具有耐看性。
雷连长是学生官出身，平时不大言谈，也可能是因为有老指导员坐镇吧，身体不是很好。
范指导员是78年的兵，参加过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是个公认的老黄牛，工作认真细致，后来成为营副教导员，在一次全团手榴弹实弹考核时，为掩护营部的一个新战士，英勇负伤，再后来就退休了。
在三机连的日子里，正是年终老兵退伍前夕，训练很简单，就是跑步，投弹，器械，什么重机、高机碰都没碰过，平时星期六上午枪炮日，战士们擦枪，我也没去摸一下。直到我离开三机连，我都没打过一发子弹。年终岁尾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平时的训练已经结束，水平高低也都已定型，不能改变，就看年底老兵复退工作，总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能出事故。临近退伍，三年以上的老兵都各有想法，有的因为自身素质不错，群众基础也很好，三年时间当了班长入了党，觉得在部队再怎么干为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就想退伍回家，但他们都是部队的训练骨干，不可能让他们走；有的没有入党、没当上班长的，觉得回家不好交代，想在部队再干一年，但说实话，以他自身的素质，估计再干两年也轮不到他，但自己不能正确自我评价，总是抱有一线希望，而连队对这些人是不想留的。走与留的矛盾，都会在平时的工作中体现出来，稍不注意就会爆发，激化矛盾。在这期间。有的单位有老兵私自离队的，有跟当地老百姓发生纠纷的，有跟连队干部耍酒疯的，还有想走不想走寻死觅活的，还有战士与驻地女青年谈恋爱玩失踪找到部队要人的等等，各种矛盾几乎都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所以，在老兵复退时，从军师团层层派出工作组，督导部队管理工作，大有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态势。我们连队因为人数不多，平时管理也很到位，对每个人的思想底数摸得很清，再加上有老指导员坐镇，没有发生什么事，比较顺利的度过了老兵退伍阶段。
老兵退伍后就等着新兵补入，说穿了老兵连队就等着过年了，因为新兵通常是集中培训，与老兵连队没什么关系。接兵干部一般在十一月初就出发到各地了。
1989年初，因为部队也没什么事，就请假休假了。先是连队批，后是营里，最后是团干部股批，记得去团部之前，还特地买了一包红梅烟，装在口袋里，因为第一次去机关办事，不知道哪是哪，好不容易找到干部股，还没等敲门，时任干部股长邓开鹏（军艺美术系毕业，后来任政治处副主任，是个才子，我担任副指导员在全师演讲，就是他帮忙给我修改的稿子，是个好人）看见了我，主动问我找谁，我说请假休假，他说把报告拿来，什么也没说，就把字签了，说了句注意安全，不要超假就办完了，我把报告装进口袋时，才发现烟还没发出去，也就只好作罢。一是不会抽烟，二是作为一个新人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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