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兴宇
刘禹锡、柳宗元、韩愈都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均诗文兼擅。在政治上，他们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在哲学上，韩愈极力维护儒学思想，反对佛道，骑墙天命论，刘柳对儒佛道既不盲从，也不排斥，否定天命、鬼神；在文学上，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推进古文运动，倡导“务去陈言”，柳宗元主张“文道合一”，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刘禹锡则是推陈出新、独立不移。
刘柳韩三人在同时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有过一段“蜜月期”，但随着韩愈被排挤出京（804年）、刘禹锡、柳宗元被贬为远州司马（805年），遭遇不同，认知发生了变化，对某些问题难免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引起猜疑、论争，尽管如此，并不伤害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帮助。
猜 疑
韩愈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刘禹锡出生于大历七年（772年），柳宗元出生于大历九年（773年），年龄相差不远。韩愈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刘禹锡、柳宗元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次年，刘、柳考取博学鸿辞科，韩愈笔试失利。根据唐代的考试制度，礼部进士考试合格后，还需通过吏部的鸿博考试，才有做官的资格，最后还有一关吏部的取士考试，相当于面试。三年后，韩愈通过所有考试，任监察御史，与刘禹锡、柳宗元成为朝夕相处的同事。
贞元十九年（803年）大旱，京城周围出现饥荒，京兆尹李实，自恃皇族身份，不仅不救灾，反而虚报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屋抵债、买粮纳税。唐德宗外访疾苦，体察民灾，李实欺骗德宗说：今年虽然闹饥荒，但不影响秋收。当时京城有个卖唱的人成辅端作歌曰：“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五米，三间堂屋二千钱。”
韩愈履行自己监察御史职责，到京城附近农村察看，只见沿途到处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和饿死路边的尸体，人们衣不遮体，不仅卖儿卖女、拆屋卖地，还有抢尸充饥的惨状。韩愈心急如焚，写下《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章。文中说：“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得，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
李实得知自己被韩愈奏了一本，大怒，也上奏德宗，说成辅端诽谤国家，理应处死，韩愈也应同罪。唐德宗不愿得罪这位宗亲，便下令处死成辅端，将韩愈贬到离长安千里之外的连州阳山（今广东清远市）任县令。
贞元二十一年（8 05年），德宗死，顺宗诏令天下，不能随意抓捕百姓，不能强迫百姓缴税。李实无视新皇帝的警告，仍然我行我素，竟然在顺宗守孝期间强征暴取，其恶行正好被王叔文等改革者抓到实柄，于是被罢京兆尹，贬为通州长史，不久抱病身亡。
作为首先提出“特敕京兆府”的韩愈，认为李实被罢免，自己应该得到平反昭雪，但迟迟等不到召回朝廷的消息，等来的只是被调任到离长安稍近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参军，这让韩愈百思不得其解，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得罪了谁。思来想去，韩愈认为是“二王刘柳”集团的刘禹锡、柳宗元“作怪”，于是写下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的五言长诗，主要向王涯、李健、李程诉说自己被贬的过程和感受，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意思是说，我上奏中提出的一些举措已经开始施行了，但反而被贬到连州这样偏远的地方。当时同朝为官的人都是才子俊杰，我和柳宗元、刘禹锡关系最好，朝廷也非常器重他们两人。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怀疑是他们二人把我当时只对他俩说的一些关于朝政的议论泄露了出去，从而造成了我现在的困境。这两个人你们不要深交，虽然难以断定我的贬谪与他们有直接关系，但他们二人肯定有问题。
韩愈把自己的猜疑诉之笔端，告诉翰林三学士，他怀疑刘禹锡、柳宗元有告密打小报告的嫌疑，并劝说不要与刘柳走得太近。对韩愈提出的猜疑，近人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所谓'语泄者’乃根上文阁门拜疏，天子动容，司空绸缪，从而视同冤仇，肆力排挤。又或退之疏言灾荒，为李实所痛恨，而刘柳曾为李实撰文，于是有连，因而退之疑此两友泄言于实，以致下毒手而己左官。”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有云：“疑刘柳漏泄，当是与宗元、禹锡共语于叔文，遂为其所中也。”
本来韩愈很欣赏刘柳的才华，政治主张也基本一致，且交往甚密，但为什么有此猜疑呢？这就不得不说“永贞革新”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初登大位，便急于改变当时唐朝内忧外患的现状，他接受了自己当太子时的亲信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打击宦官势力，而柳宗元、刘禹锡早就是王叔文的同盟者了，韩愈一直是局外人。文谠说：“时王伾、王叔文得幸太子，刘柳以名重一时，与之交，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
韩愈认为，自己私下的议论，是被刘柳传到别人耳朵里的，当时“二王刘柳”把持朝政，主持改革大局，日糊一斗，炙手可热，自己上奏有功，不升反降，而且久久不见召回，即使李实被处理后，自己的境况也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按情理讲，刘柳在韩愈的去留上是说得上话的，应该有所作为的，怎么就迟迟听不到好消息呢？这就难免韩愈对刘柳起猜疑。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顺宗禅位太子李纯，即唐宪宗，改元永贞，“二王八司马”被贬，“永贞革新”失败，其中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在被贬途经江陵时，还特意去看望了刚从阳山令赴任江陵参军的韩愈，两人见面后，除了叙旧情，韩愈把最近在岳阳楼送别窦庠的一首诗给刘禹锡看，并当即让刘禹锡唱和。《岳阳楼别窦司直》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议论，再一次表达对自己被贬原因的猜疑，对“永贞革新”的人和事不满，其中写道：“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众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
韩愈对自己被贬的原因，一直胸有块磊，不能释怀。诗中明显是说自己交错了朋友，表达被谗谤相害的愤恨之情。要刘禹锡唱和，有些当面对质的味道，场面应该很尴尬。刘禹锡很坦荡，回了首《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中有对自己磊落心迹的剖白，又有对无辜被贬的怨恨：“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峦，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洪韵发华钟，凄音激清徵。”刘禹锡的唱和“重以自述”，并没有对韩愈的怀疑进行解释，充分表明自己在委屈挫折面前正确面对的心态和不甘沉沦的意志。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被召回长安，官授国子博士，再次回朝，韩愈很感欣慰，但对以前被贬的原因是不是完全释然了呢？从他元和十年（811年）写的《永贞行》来看，只是恨稀释了，怨依然在。其中“四门穆穆贤俊登，数君匪京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郊迫野嗟可矜。”说当年的青年才俊中，尤其是“二王八司马”,不能引为真正的朋友，而刘柳为官清廉获得众心称道，现在边远荒州应继续发扬。还有“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常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征，嗟尔既往宜为惩。”说身边阴险小人的话不足为据，千万不要误信传言，我们曾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希望你们接受现实，并引以为戒。其时，刘禹锡、柳宗元已再贬连州、柳州。
论 争
刘禹锡、柳宗元和韩愈都是当朝才俊，也都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遇到重大问题，他们之间愿意相互讨论，在原则问题上，依然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如在对待修史工作上，韩愈感到写《顺宗实录》困难大，历代史官下场都不太好，有些消极情绪。柳宗元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要求韩愈必须秉笔直书，韩愈也接受了柳宗元的意见。他们三人之间关于天与人关系的哲学论争，则是中唐时期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一次高峰。
《柳河东文集》载，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韩愈给他写了封慰问信，信中说：“若知天之说乎? 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 ’若是者，举不能知天。”韩愈认为，人们遇到疾病困难时，无论是对天进行诅咒，还是向天发出呼喊，实际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天。又说：“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 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 悻悻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 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在韩愈看来，人类通过生产劳动等活动，不论是开垦山林，或是修筑房屋，还有雕刻、冶炼等等，都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其恶果超过虫类对瓜果饮食的败坏。因此，他提出一个极端的主张：“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 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焉。”意思是说，人类若不断减少，甚至消灭，那将有功于天地；生殖繁衍不息，反而有罪于天地。上天有知，则会奖赏有功者，惩罚有罪者。这段莫名其妙的话，不知对某人某事是否有针对性，但反映了在韩愈的意识深处，上天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对人类有生杀奖惩大权。
然面，柳宗元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马上写信回复韩愈，即《天说》，一言以蔽之：“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桎梏于天的概念”，他对韩愈的奇谈怪论展开了批评。首先提出：“子诚有激而为是耶? 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说韩愈的话是有所刺激才说的，难免有些过头了，但这番话过于荒唐离奇，不能加以原谅，因而严肃指出：“彼上而玄者，是谓之天。下而黄者，是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是谓之元气。寒而暑者，是谓之阴阳。”天玄、地黄、元气、寒暑、阴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它们不可能有感知，更不可能产生什么报应和喜怒。所以柳宗元反驳道。“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并进一步指出：“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大谬矣！”柳宗元连用两个“大谬也”，直接否定了韩愈的说法，说元气、阴阳，不过像肿瘤和草木一样，它们并不具备什么智慧，也不能赏善罚恶，倘若有所谓报应的话，那也是“自求多福”的结果。只要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的劳动，凡是能造福社会的，自然有功，必将得到善报；凡是造祸社会的，自然有害，也将得到恶报。希望上天能根据人的不同要求赏善罚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根据的，哀求上天仁慈垂怜的臆想，同样是错误的。上述意见是柳宗元对韩愈观点针锋相对的批评，且击中要害。
韩愈、柳宗元对天人关系争论的通信持续了几个来回，柳宗元把双方的书信寄给“生死之交”刘禹锡，当然连同他自己在双方争论中写成的《天说》。刘禹锡读了韩柳的书信，经认真思考，写出《天论》三篇寄给柳宗元，且开宗明义：“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刘禹锡的战斗精神和理论创造力在文章中再次显现，他批判了包括韩愈在内的天命神学世界观，可以说是总结了历来关于天人关系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是最为突出的，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独特地位。他认为人们对天的认识分两大类：一种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一种认为上天是无意志的。持前一种说法的人认为“天与人实影响，祸必有罪降，福必有善来，穷呃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有宰者。”凡有这种看法的人，都主张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救苦消灾，所以因果报应之说占了上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天与人实相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凡有这种看法的人，都主张天无意志，雷霆击死畜木，不是因为它们有罪；春雨滋长花草，不是因为它们有功。作恶者如盗跖、庄蹻一生顺利，仁爱者如孔丘、颜渊遭遇困厄，都不是出于上天的意志，所以自然无神论又占了上风。在刘禹锡看来，韩愈的观点属于前者，柳宗元的观点属于后者，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认同。他认为韩柳的论说皆是“有激而云”，尚不能全部说明“天人之际”的关系，因此，刘禹锡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即“天与人交相胜”的辩证法：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与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
在刘禹锡看来，天和人都是物质性实体，天的形体最大，人是万物之灵。为了能通俗说明“天与人交相胜”的道理，刘禹锡还举了一个关于旅行的例子，通过例子得出结论：是非是人理，强弱在天理。如果是非存在，即使在野外，也是人理胜天理，即社会的法治与道德观取得胜利；如果混淆是非，即使在城里，也是天理胜人理，即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法则取得胜利。然而天不一定要胜过人的，因为只有当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才将原因归之于天命；但人确实力图胜过天的，且人通过努力确实可以胜天，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刘禹锡在《天论》中还提出了“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数存而势生”的运动规律观。他认为“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清气、浊气、阳气、阴气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带来世界万物的生成与变化。更重要的是明确提出“空”“无”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态：“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同，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刘禹锡指出，“数”“势”是物质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他以“操舟”为例，水和船联系在一起，必然有一定的规律存在其中，就会有发生、发展、变化的趋势形成，一只船没于水中，另一只船到达彼岸，正好符合“遽”与“缓”的“数”，即发展规律，因此发展成“晓”与“难晓”的势，即发展趋势。
柳宗元接到刘禹锡的《天论》三篇后，感到“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好像颇感失望，并回信说：“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谆谆佐吾言，而曰'有以异’，不识何以为异也？”认为刘禹锡的观点完全与自己的观点相同，只不过做些注释而已，实际没什么新东西。在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中，不赞同刘禹锡“天能生植”的说法，却非常赞赏“事无常形”的观点，还劝告刘禹锡：“无羡侈论，以盖其枝叶，姑务本为之得，不亦裕乎？”意在奉劝刘禹锡不必过甚其词、故作高论、增枝添叶，出现歧义，只要抓住主要问题进行发挥就绰绰有余了。
托 孤
托孤是指柳宗元去世前托付好友的三件事，一是将四个子女托付朋友们抚养成人，二是托刘禹锡将他一生诗文整理成卷，三是托韩愈为其撰写墓志铭。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五日，柳宗元因病去世，年四十七岁，长子周六年四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大女儿九岁，小女儿比周六大些。柳宗元病逝前就写好了遗书，去世后由家仆交给刘禹锡。柳为官清廉，家无遗财，是时任安南都护的裴行立为孤儿寡母筹措了丧葬费用，一直和柳宗元生活的表弟卢遵于次年七月才将其归葬于万年县先人墓侧。
当时，刘禹锡正扶母柩回洛阳，途经衡阳。在衡阳渡口，刘禹锡在船头伫立良久，在等有约的人到来。五年前与柳宗元在此分别的情形历历在目：“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圩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去国十年同赴台，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这时的刘禹锡多想与柳宗元当面叙一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悟，如有可能，再来一次现场唱酬。
本来在刘母仙逝后，柳宗元已派人到连州吊唁，还约好待扶柩回老家经衡阳时亲身来拜祭刘母。等了一程又一程，刘禹锡不禁有些心慌起来，这时只见远处的水面，一叶小舟飞速来到岸边，一个穿白衣的汉子跌跌撞撞地将一封信交给刘禹锡，刘禹锡不禁心头一紧，拆开信来，得到的竟是柳宗元不幸去世的噩耗。
刘禹锡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多年的至交，一同生死沉浮，一同飘泊奋争，一同抚膺慰藉，如今英年早逝，加之扶柩在途，憋了多年的泪水难以自制，夺眶而出，撕心裂肺的哭嚎，披头散发的痴呆，令湘水呜咽、草木垂泪。信使告诉刘禹锡：“柳宗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三个遗嘱：其一是四个幼小的儿女托付给刘禹锡等抚育成人，因为柳宗元没有兄弟，两个姐姐早已辞世，再无至亲之人可托；其二是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交给刘禹锡，请代为整理成卷；其三是希望韩愈为自己写一篇墓志铭，给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
刘禹锡手捧遗书，哽咽着吩咐信使回柳州，安顿好柳宗元的家眷，自己一定会按照挚友的意愿做好所托之事。突遭变故，心绪难平，刘禹锡挥毫写下《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在悲痛中，刘禹锡又写出第一篇祭文《祭柳员外文》，文中说：“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纸穷竟，得君遗书。绝弦之音，凄怆彻骨。”其中“顾余负衅，营奉方重。犹冀前路，望君铭旌。”读来情深入骨，痛感锥心。对托孤之事则表示：“凡此数事，职在吾徒；誓使周六，同于己子。”第二年，柳宗元迁柩北归，葬于京郊万年家族墓区，刘禹锡亲往致祭，再写《重祭柳员外文》：“来与君言，不成言哭。何以言别，长号数声。呜呼哀哉，君为已矣，予为苟生。”一生挚友，从此人鬼殊途。
根据柳宗元的遗愿，其两子两女，分别由刘禹锡、韩愈、崔群、卢遵抚养。其中刘禹锡抚养的周六（柳告，字用益），在咸通四年进士及第，曾任仓部员外郎。
对浸透一生心血的书稿，柳宗元托孤信里深情地对刘禹锡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没有辜负朋友所托，经过五年的艰辛整理，才编撰完成，名《河东先生集》。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刘禹锡记录了《河东先生集》形成的简要过程：“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二通行于世。子厚之丧，昌黎韩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河东先生集》全书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包括雅诗歌曲、赋、论、议辩、碑和碑帖、行状、传、表铭碣诔、纪、书、启、表等分类，体例清晰，内容丰富。从整编书稿的意义上说，没有刘禹锡就没有柳宗元。
在接到柳宗元遗书的当天，刘禹锡就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告之柳宗元的死讯和请他写墓志铭的事。此时的韩愈正从贬地广东潮州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听到丧音，悲痛之中写下《祭柳子厚文》。该文对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崇高评价：“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最后对托孤之事，决定全力完成柳宗元的遗愿：“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
柳宗元归葬万年县时，韩愈已回京任国子司业，不负所托，写下《柳子厚墓志铭》，此篇为韩愈碑志文中的名篇。铭文回忆了柳宗元的生平和政绩，赞扬了柳宗元不结交权贵、正道自清的高尚品格，肯定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重大成就和贡献。其中记述“以柳易播”一段，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节义高悬。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难怪刘禹锡形容韩愈的碑铭为：“公鼎侯碑，志隧表歼。一字之价，辇如金山。”
824年，柳州人民感念柳宗元治理化育柳州的不朽功德，为其修庙立神，永远祭奠。应刺史之求，韩愈又写《柳州罗池庙碑》永记此事。文中着力描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达到“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的程度，在文后还填写了《迎亭送神诗》作为歌词给百姓每年祭祀柳侯时使用。
202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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