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鲍勃·迪伦两场“意外”之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再难掀起什么波澜。著名“提名人选”村上春树虽然在赔率榜上继续大热，但显然除了读者和段子手，并没有多少人对村上老师今年折桂抱有太大希望。
坊间也有流传，诺奖评委、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悦然有意在生前再力捧一位中国作家上位，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阎连科——他在2014年拿到了被称作“诺奖风向标”的卡夫卡文学奖。《新共和》的Alex Shephard也抖了个机灵，称原以为今年诺奖会给一个“爱沙尼亚诗人”或“马达加斯加微小说作者”，没想到获奖者的确是个“日本人”。
只不过这次是石黑一雄。
在今年诺奖结果揭晓前，几乎没多少人会想到“石黑一雄”这个名字。公布后的24小时里，不少人正在努力补课：他是谁？
这个问题放在这位英籍日裔作家身上，显得非常有趣。
△ 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于1954年出生在日本长崎。五岁时，因为父亲工作变动举家搬往英国。他在那里念完大学，直到二十八岁才拿到英国国籍。
石黑一雄作品不多，但每部都给他带来了不少奖项和赞誉。198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为他赢得了翌年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Winfred Holtby Prize）；1986年的《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则捧回了惠特布莱图书奖（Whitbread Book Awards），并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奖的提名名单里。
三年后，代表作《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帮这位作家把布克奖提名变成了一块实实在在的奖项。
至此，石黑一雄可谓名声大噪。拿到布克奖后，石黑一雄还先后写出了《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aint）等小说。
看上去，经过这次诺奖的新闻轰炸，“石黑一雄是谁”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个问题了。
但果真如此吗？
你会如何介绍石黑一雄呢？英籍日裔作家？英国作家？日本作家？日本人？英国人？日本媒体对石黑一雄的称呼同样是英国作家，后面的名字更不是“石黑一雄”四个汉字，而是姓名位置遵循西方写法的片假名“カズオ·イシグロ”。片假名在日语中多用于外来语，可见石黑一雄早也不是日本“内出人”了。
尽管如此，《连线》日文版还是称石黑一雄既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接受了英国文化的熏陶。日文维基百科甚至还把石黑一雄的名字列在了日籍获奖者的行列之中。
这似乎是我们对待移民作家所常采取的一种态度和研究方法，即认定他们既然是移民，自然会兼具本族裔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需要向移民国打开自己的身体与语言，尝试在异乡谋求立锥之地。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离我们的时代并不算太遥远的作家，读者们并不会过多在乎他们的多重面貌，但这种身份特征的多样化却往往更能激发起读者了解和阅读的兴趣，也让这些作家更具有“话题性”。
V·S·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家庭教育的印度传统加上长期接受英式“精英教育”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在他的笔下流成一种移民后裔的“文化自觉”。他写下过“印度三部曲”：《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乱的今天》；即便不写印度，他的《大河湾》也关注着所谓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度的后殖民身份认同。
出生在孟买的萨尔曼·鲁西迪则更富传奇性。他十四岁移居英国读书，捧回布克奖的《午夜之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一个关于印度独立后的故事，堪称东西方文化“双重影响”模式下的代表；而1989年写下的《撒旦诗篇》，更因其对伊斯兰教的指责，招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追杀令，甚至导致英国和伊朗一度断交。
△ 萨尔曼·鲁西迪
石黑一雄却有点不同。尽管和奈保尔、鲁西迪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杰”，但他不像奈保尔那样有着明显的族裔自觉，甚至行事也比奈保尔低调不少（后者私生活争议颇多）；他也不像鲁西迪一样经历传奇，而且相比之下，鲁西迪对政治时事的热情往往跃然纸面——他的新书剑指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乱象，石黑一雄却选择了古老的历史寓言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奈保尔和鲁西迪的文字里看到一个可信的“印度”，以及由此牵连出的广阔的第三世界——亚非拉后殖民世界。
但想从石黑一雄和他的小说里看到一个“日本”，却是不太明智的选择。
他并非没有写过日本。《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两部书的主角都是日本人：一个是寡妇，一个是画家，且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甚密。
石黑一雄也同样会谈到族裔和记忆，但却并不以“日本人”或者“亚洲/东亚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作为牵引。对于石黑一雄而言，重要的不是对一两个族裔特定记忆的呈现，而是身居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如何创作出让每一个人都能不受身份地域出身的框定、从而获得认同的文字。
于是我们看到的《远山淡影》，虽然在文字上还带有石黑一雄有意无意加入的日式风格，甚至被评论“像是在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但丝丝入扣的描写却又能让读者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状况下，人对于安定生活的渴求。同时，主人公的叙事依然是模糊的记忆，并最终完成了叙述主体的切换，让这场身份认同的追逐变得巧妙而沉重。
同样以日本人为主角的《浮世画家》则更接近一个英国人对日本民族身份地位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民族早先的自我认同其实立在虚幻之上，一如这位画家的创作一样，浮于世间，终日飘零。
但说来也好笑，尽管石黑一雄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甚至自嘲“没有家”，可偏偏是“写日本的故事”让他有了在文坛成名的机会——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石黑一雄谈及，他在创作《远山淡影》前曾写过广播剧脚本，投给了BBC却石沉大海。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攻读创意写作时，《远山淡影》的故事雏形为他赢得了师友的好评，并最终获得出版。
即便如此，石黑一雄也没有耽于为英语文学界展示日本故事，他最终靠写一位英国管家史蒂文斯的故事《长日留痕》捧回了布克奖。虽然主人公的国籍族裔有所不同，但石黑一雄所着重讨论的身份认同和记忆，依然是此书的主题。
△ 《长日留痕》改编电影剧照
《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当时最想要创作的一类故事。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写的是能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能读懂的故事，因而有意地模糊了自己的族裔，也不再选取二战时期的日本这样一个在身份认同上稍显复杂的对象作为故事背景。
史蒂文斯——一位“认死理”的管家，服务于英国贵族，历经世界大战的洗礼，还明知主人与纳粹有往来，依然执着于对“管家”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希望自己能成为管家中的人上人，维持住这一群体（甚至算不上“阶层”）的尊严。但这种挣扎般的身份认同最终带给他的却只有破碎的孤独。
鲁西迪认为，虽然近年来《唐顿庄园》的成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甚至向往英国传统的贵族生活，但这本《长日留痕》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击碎了这种上层生活幻象。
在此之后，石黑一雄的创作似乎开始有了新突破。如果翻看他的前三部作品，不难发现，其叙述风格平静隐忍，写的都是“不平常”的平常人。但到了《无可慰藉》，他又拾起了现代派的写作技巧，文字变得荒诞多变，故事也不像前作那般环环相扣。
显然，石黑一雄意识到了这种创作方式与自己“八字不合”，于是在后续推出的《上海孤儿》和《别让我走》中，冷静、细腻、层层深入的故事又重新出现。尤其是《别让我走》，虽然讲述的是堪称“科幻”的克隆人题材，但“科幻”却更像是一个“入门礼包”，拆开来以后，读者自然会发现，这个故事讨论的是“非正常”的克隆人在意识到自己非常人之后，怎样如常人般继续生活——依然是对身份认同的执着探讨。
△ 《别让我走》改编电影海报
在最新的作品《被掩埋的巨人》中，他又把故事背景放在了不列颠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时代。在两方逐渐停战时，一对不列颠夫妇要赶在记忆消失之前寻回自己的孩子，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武士与不列颠亚瑟王的骑士高文亦各有使命。
石黑一雄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卢旺达大屠杀：“邻里之间反目成仇，紧跟着是大屠杀。在我看来，似乎有什么埋藏起来的记忆，被人们刻意地唤醒，于是人和人之间才对彼此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样一种关乎记忆的类型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而他也考虑过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类型事件当作不同的场景，在行文里切换，但最终成篇的还只是一则托古的寓言——也许在将来，我们能从石黑一雄的小说里同时读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和“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之类的场景。
石黑一雄获奖后接受BBC采访，称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诈骗。鲁西迪则第一时间发去贺电，并戏称年轻时组过摇滚乐队的石黑一雄“又能弹吉他又能写歌，他可比鲍勃·迪伦强多了！”
诺贝尔奖官方给石黑一雄的颁奖词提到，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示了我们与世界之关联这一幻象下的深渊”。如今石黑一雄成名已久，许多小说被影视化之后，引发了更多人对于他作品及其中对现代人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这一主题的关注。
△ 石黑一雄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
今天“自称不是日本人”的石黑一雄，或许同样经历过身份认同的困境：他想成为英国作家，却因为族裔身份被挤出英国文坛的主流，靠写关于日本的故事才得以出人头地；他帮助读者揭示我们与世界关联下的深渊，自己也在深渊中反复洗涤着自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
石黑一雄的小说是冷静克制的，同时也是真挚且足以引发共鸣的。在这一点来说，今年诺奖的选择看似爆冷，或说有点“水”，但依然经得起琢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