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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界,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创新?

周臣《桃花源图》,161.5×102.5cm,苏州博物馆藏

今天讨论中国传统文人画,尤其是山水画中的摹古与抄袭其实不是新鲜事,古人学画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师古;即使今天亦如此。但是对于明清山水画来说,摹仿更多是一种二次抽象,是一种必要的创新过程。也许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去欣赏那些略显“千篇一律”的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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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摹古人之形似 


 一谈到摹仿,人们总能联想到它与抄袭难分难舍的关系,忽略了摹仿其实是大多数人学习新东西的第一个步骤。古人的摹仿不是单单摹其形似,而是为了从形似中摹出前人的古意,进而摹出新意。“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唐岱)谈的就是这个道理。

蓝瑛《山水图卷》,25×357.5cm,北京画院藏


“摹仿古人,始乃唯恐不似,既乃唯恐太似。”方熏的《山静居画论》便是一语点明了古人的摹仿从开始的学习到后来的内化,从而实现创作出新意的过程。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看明清山水画,那便是最好的例子。

恽寿平《山水花卉册(之一)》,27×24.1cm,苏州博物馆藏


恽寿平《山水花卉册(之二)》,27×24.1cm,苏州博物馆藏


明代最大且最具影响的画派是吴门画派,该画派的画家都是苏州地区人士,故而得名。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是沈周,沈家几代都是苏州地区的大户人家,且和元代的大族也多有瓜葛。沈周的名头在当年一时无两,来苏州地区求画的船只都堵塞了河道。

沈周《仿倪山水图》,120.5×29.1cm,故宫博物院藏


画好,沈周的品格道德也十分高尚。看到谁家没饭吃谁家生病了,都要去问候一声,美名远扬,人品与画品都是艺术史上数一数二的。一时拥趸众多,便在苏州地区自成了吴门一派。

文徵明《三绝图卷》,30.5×1068.1cm,苏州博物馆藏

 

沈周出身大家,自小见多了宋元名作,自己的画风也是摹古得来的,少了些变化和特色。久而久之,大家都审美疲劳了;到了后来,他的画更是被人们说是着了魔。“目不识丁……仅得其形似皮肤,未曾不得其神理。”

唐寅(绘)、黄凤池(辑)《唐解元仿古今画谱》,明天启陈继儒集雅斋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时人多批判沈周之流临仿古人成风,实际上就画得个看着像,都是死物,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其中,批评声最强烈的该属董其昌,直喊要“脱去吴中纤媚之陋”,我们今天知道董其昌继吴门画派之后,开了松江画派,但当时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自然与轻松。

陆治《唐人诗意山水册(之一)》,27.6×26.3cm,苏州博物馆藏

陆治《唐人诗意山水册(之二)》,27.6×26.3cm,苏州博物馆藏

 

另一方面,虽然沈周的确是摹古摹得丢了自己,但从今天的艺术史论角度而言,沈周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形式提纯做了很多基本工作。让后人一看就知道:噢,这是文人画,还是典型的明代的。这也为今天文人画的创新做了铺垫。

上睿《为友梅作行乐图册(之一)》,29.4×38.1cm,苏州博物馆藏

上睿《为友梅作行乐图册(之一)》,29.4×38.1cm,苏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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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摹古人之意 


可当时的董其昌并不这么想,他认为,缺少文人修养的文人画不是好的文人画,因此决定拯救当时已经颓败的文人画。可这也非常讽刺,董其昌做的恶在今天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特别是与他名贯古今的艺术成就相比。

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图》,101.7×46.7cm,故宫博物院藏


先不说他罪杀了1000多人,光是其剥裈捣阴的满门血案,便是足够骇人了。和沈周相比,简直是一个大恶至极,一个大善为公。

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图》,101.7×46.7cm,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能开辟松江画派并一举取代吴门画派的江湖地位,关键在于董其昌以画论闻名。 他说“唯以造物为师,方能过古人”,可他自己其实也是摹古出身。在今天看来,他的摹古实质上是透过古人传统对自然的二次抽象,他的画论则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形式评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董其昌《仿北苑山水图》,101.5×55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从沈周到董其昌,明代为文人画的形式稳定贡献了大量的工作;到了清代,则要推清初“四王”了,他们直接以董其昌为宗,受到了他南北宗论的深刻影响,不仅摹明代的古,还摹宋元的古,甚至得到了皇帝的推崇。

王鉴《仿古山水图册(之一)》,28×18.5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王鉴《仿古山水图册(之二),28×18.5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四王”对于摹古推崇到什么地步呢?“画中有董巨,犹吾儒之有孔颜也。”王原祁把自己摹的董源与巨然比作了儒学中的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四王”领袖王时敏更是从小便由祖父帮忙网罗名家珍品,还跟着董其昌四处优游。

王时敏《仿宋元各家山水册(之一)》,30.3×25.4cm,苏州博物馆藏

王时敏《仿宋元各家山水册(之二)》,30.3×25.4cm,苏州博物馆藏

王原祁《仿大痴富春大岭图》,118.4×55.8cm,苏州博物馆藏

 

正是由于“四王”对山水画构图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和对山水画形式的独立追求,他们的山水画达到了构图上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山水画有史以来最大的嬗变。


王翚《山水册(之一)》,30×22.4cm,苏州博物馆藏

王翚《山水册(之二)》,30×22.4cm,苏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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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摹出新意 


中国古代绘画皆重“古意”,不仅仅是对绘画技法的深研与继承,更是同古意、同憧憬、同理想的对话与交流。“作画须优古人法度中,纵横恣肆,方能脱落时径,洗发新趣也。”(恽南田)


程大约《明万历程氏滋兰堂刻套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方于鲁《明万历方钥氏美荫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从摹形,到摹意,再到创新。在谙熟传统之后通过主观性理解,结合个人之生命体验、艺术感悟之后的推陈出新是我们今天所看重的。

李流芳《仿宋元各家山水册(之一)》,28.2×35.8cm,苏州博物馆藏 


李流芳《仿宋元各家山水册(之二)》,28.2×35.8cm,苏州博物馆藏

李流芳《仿宋元各家山水册(之三)》,28.2×35.8cm,苏州博物馆藏


明清的画家通过摹仿的方式体味先贤的“古意”,用笔墨语言实现“今情转化”。而观看这些“摹古”作品的我们,则是借此穿越历史和未来,在得见纷繁多样的绘画作品的同时,还得到了各种创新山水笔意的途径,确定了我们的“今情”。


正在展出



展览:“我向毫端寻往迹——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

时间:2018年11月3日-12月6日

地址:北京画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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