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阐释政治与民俗的关系到：“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他不仅从正面论沾了政治与民俗的密切联系，还最早提出了萌芽状态的移风易俗思想：“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孟子也曾经提出“变今之俗”，苟予则主张以礼乐手段处理政治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以教化民众：“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榈乐。”
李斯更是上升到国家命运的高度强调了政治与民俗关系的重要性：“孝公用商鞍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具体到清明节日系统中诸节日民俗，更是与政治的影响密不可分，而这些影响又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我们把政治对民俗的积极影响称为互用，消极的影响称为改造。
政治与民俗互用的现象在清明系统诸节日中屡见不鲜，上巳节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节期的制定，节日的性质还是对各种节日活动的规定，都有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前文提及的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三月三”上已来历的记载，更是政治对民俗发展方向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据：政治与寒食节习俗的关系更为紧密由于寒食节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介之推割肉饲主、焚死尽忠的政治故事，所以寒食习俗先天就带有政治性，而在寒食节的起伏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杜日节的起源虽然与政治的关系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和政府对各地社庙的建立和各级社祭的规定与推广，在社日节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明节如果没有政治的帮助是绝不可能完成对上述各种节日的整合的，在清明节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与政治相对到互不干涉再到相互支持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从唐宋时期起中央政府各类政策性文件对清明节的规定开始有所松动，也表现在各级贵族对洁明节日活动身体力行的推广和潜移默化。通过对清明习俗的考查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和民俗的互用时期，民俗实际上是跨阶级、跨政治的，此时的民俗事象是自上而下各个阶级所共有，虽然在过节的活动规模和奢侈程度上有所差别，但是民俗节日的性质基本是上下一致的，而这样的民俗节日也更加接近民俗节日的原始内涵。
巳节自汉代始增加的临水饮宴为例，古代文献记载中汉代之前的上巳节是一个纯粹的巫术性节日，其主要节日内容是以巫术思想为基础的水滨拔模、高裸祭祀等活动，并没有临水饮宴的内容，汉代以后集会饮宴开始成为了上巳节官民同乐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其中除了巫术氛围的淡化使得上巳节的娱乐性增强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之就是历代统治者对上巳节民俗的政治影响。
从魏晋至唐宋，有据可考的上巳节文人集会有21次，而这其中以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召集或者有高级官员贵族参与的达到15次，几乎可以说有较大影响的文人饮宴集会都是在代表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授意下举行的。尤其是到了唐代，政府对上巳节日的推崇儿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这样记载：“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直学士得从，春丰黎园并渭水被除，则赐柳圈辟坊。
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丰新丰，历白鹿观，登驯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然皆押猥悦倍，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政府对上巳节以身作则的极力推广，不仅极大的促进了上巳节的发展，也直接刺激了当时节日文学的极大进步，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中说：“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或幽偏，未睹皇居之盛时终交丧，多阻升平之道。岂如光华启且，朝野资欢。有渤诲之宗英，是平阳之贵戚。发挥形胜，出风合而啸侣；幽赞芳辰，指鸡川而留宴。列珍羞于绢席。珠翠琅开·奏丝关于芳园，秦筝赵瑟。冠级济济，多延戚黑之宾；莺凤锵锵，自有文雄之客。总能键而写望，通汉苑之楼台；控伊洛而斜，临神仙之浦。
则有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辘，入铜街而结驷。香车绣载，罗绢生风。宝盖雕鞍，珠玑耀日。于时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雾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淹留官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伟矣！信皇州之盛观也。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摞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业｜中亡会。盎各言志，以记芳游。同探一字，以华为韵。”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代上巳节场面之盛大，活动之丰富，更可从“晋京才子、魏室群公同探一子，以华为韵”中一窥当时文学的兴盛和文人的潇洒气度。因此可知，在政治和节日民俗的“蜜月期”，政治利用民俗节日统一思想、粉饰太平，而民俗节日利用政治扩大影响、壮大势力，二者的互相利用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政治和民俗都根源与中国传统的礼，礼在这里起到了评价标准的本质作用，像一双无形的手，把政治和民俗撮合在一起，这种形态无疑对二者都极为有利，也符合二者发展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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