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佚诗”真伪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的一桩公案。
在文献学层面上，“佚诗”辨伪有重要意义。曹雪芹的两句残诗兼具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佐之以敦诚笔记、敦敏题诗等材料，审视相关文学术语的意涵、文体特征及其文学史流变情况，考察敦诚《琵琶行》传奇的体制与关目，可在多元层面上辨别曹雪芹“佚诗”的真伪。
希冀本文的思考与判断能对“佚诗”公案作一了结，并藉此提升关于“佚诗”辨伪的方法及其价值的学理性认知。
清宗室子弟敦敏（1729-1796后）、敦诚（1734-1791）兄弟俩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2个儿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乾隆九年（1744）始就读于京城右翼宗学。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里当差数年，与小自己十多岁的敦敏敦诚相识，并有较深的交谊。
敦诚曾记录下发生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一件往事：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1]
所引诗句，是曹雪芹除了半部《红楼梦》之外仅存的两句残诗。原诗是律是绝，今已无从稽考。
20世纪70年代初期，含有残诗的一首七律以“曹雪芹佚诗”的名义流传于世，令学术界顿起风波，海内外一些著名学者都卷入了关于“佚诗”真伪问题的论争，后遂演变成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直到70年代末，事主公开说明此诗乃自己拟补之作，“佚诗”真伪方始真相大白。
然论争并未就此消停，仍有坚持佚诗为真、不容辨伪者。
此后20年间，学界曾就“佚诗”流传与辨伪过程作过程度不同的反思，而就公案始末作详细梳理并给予客观公允的析论，则是近年的事[2]。
检核相关材料可知，“佚诗”公案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
其一，拟补者便是始传者，先是刻意回避“佚诗”来历，后则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不得已而吐真相[3]；
其二，“佚诗”未经辨伪环节便以曹雪芹原作之名公开行世[4]；
其三，有学者先是不问来历即作思想艺术的评析鉴定，认为“来历不能决定真伪”、此诗非曹雪芹不能写出，继而不容辨伪，末则以为自道拟补者乃“冒认者”[5]；
其四，一些学者或质疑、或辨伪，坚持追究其来历[6]，或专文阐述查考来历的重要性[7]；
其五，亦有学者以“佚诗”构词有其当代痕迹、敦敏题诗与“佚诗”描写内容有差异为据，判定“佚诗”为伪[8]；
其六，若干年之后，更有学者以“一时孟浪之举”释“佚诗”拟补者的外传行为，并转出称道拟补者诗才之高的意思[9]。尽管公案始末错综复杂，然学术命题只有两个：1.作伪；2.辨伪。
本来，古籍文献之伪作，有有意为之，有无意为之。举凡不知作者而误题妄题、不辨注释而误入正文、不明续补而误为原作、编书过程误辑他人之作等，均属无意作伪；而若出于托古自重、谋私争胜、邀赏射利、嫁祸诽谤、好事焙名、逃禁避嫌等诸般动机之一，均为有意作伪。
“佚诗”的拟补者曾追叙其拟补动机为试自己才力，然却将此诗当作曹诗，先以投稿方式公之于世，继而公然录存在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作为附录资料置于敦敏敦诚诗作之间[10]；数年后解释其假称雪芹原诗的目的乃为考验某专家识力、因对方不肯录示佚著及二序而以戏补诗为交换条件[11]；后亦曾向人文社古编室同仁自述，当时向该专家出示戏作并宣称是曹雪芹原作，乃出于“有意作弄”[12]，盖因向对方索借资料而每每遭拒，“故以此作为报复”耳[13]。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均非无意作伪：技痒戏拟故意示人无异好事，混假于真公开出版不为误辑，以假作真换取资料是为争胜，有意作弄实施报复几近嫁祸，其间亦难免射利、谋私、焙名、自重之嫌。职是之故，“佚诗”有意作伪的性质不难判定。
再说辨伪。辨伪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一科。古籍文献名称、作者、著述年代及其内容的真伪，直接关涉研究对象自身价值的确定。
就古典文学文献学而言，厘清文学家的相关文献信息，鉴别考辨其真伪，是研究评价文学家创作思想及成就的重要前提。这也正是文学研究中辨伪的学术价值所在。
自有红学以来，有关曹雪芹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一有关乎曹雪芹的文物文献出现，即刻便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对象。敦诚所记的两句诗跋既是曹雪芹的“作品”，无疑又是研究敦诚剧作和曹雪芹思想的“文献”，同时具有其美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
以曹雪芹名义行世的诗作，当它为“真”时，则自然亦成为研究曹雪芹和敦诚的重要文献，这原是不言自明的事。
因此，“佚诗”初传时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兴奋点，本不难理解；而诸多学者发出的质疑声音，恰出于一种严肃的研究态度和审慎的学术品质。
古籍文献的辨伪，有其既定的原则和途径。宋朱熹治经而疑经，反对“臆度悬断”的思维方式，而将“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作为辨伪两途[14]，是从内容和证据两个层面确立辨伪依据。
明胡应麟提出辨伪八法，强调查核文献的渊源、流绪、时人之称、后世之述、文体、史事、撰者、传者，以此诸端作为检核文献真伪的标准。
梁启超据其治史经验归纳出史料鉴别十二法，其第一至第三分别为：“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15]。
梁启超所言的查核古籍文献曾否被征引著录、考辨其来历，与胡应麟强调的考核渊源流绪、撰者传者，乃出于同一意脉。前贤诸法虽就古籍辨伪而立，然亦适用于文献学层面的“佚诗”辨伪。
藉此可知，面对忽然出现的完整“佚诗”，坚持考问来历、查核流传渠道，是辨伪的学术起点；因来历欠明而不肯轻信、撰文质疑，是正确的研究态度。
始传者不言来历，初读者不容辨伪，后评者巧言回护，均与传统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大相悖逆，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一开始便发生了错谬。
即今思之，“佚诗”辨伪在方法论上仍有令人困惑之处。信者不问来历，乃以其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全诗八句浑成圆融为由，直接判断“佚诗”为真；疑者追究来历，认为思想、艺术、韵律、技巧等未尝不能作为辨伪的根据，但不能扩大其作用。
客观来看，追索文献来历为求外证，探讨文本内容为求内证，两种做法均有其合理因素。传统辨伪学强调的是外证内证并举，且重视旁证的作用。
朱熹辨伪两途，一重文献题旨，一重材料佐证。胡应麟强调考核文体、史事，兼及文献内证与旁证。梁启超十二法之第八至十二法，亦针对文献所载与史事是否相符、两书同载一事是否矛盾、文体是否符合其时代特征、书中所言时代状态与情理是否接近、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与其时代是否衔接等内证层面而设。
胡适以为审定史料是史学家必下的功夫，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从五个方面提出审定史料真伪的证据，认为在史事、文字、文体、思想等内证而外，须有旁证。
以是观之，来历追索与内容探析均应有助于“佚诗”真伪的确定；在不明来历的情况下，探寻诗作内容的合理与否是必要的。然而，“佚诗”公案中，内容的探讨却显示了它的特殊性。
作为“佚诗”公案重要组成部分的“吴、梅论战”，正是从“佚诗”内容出发展开交锋的，其思路无非都是寻求文本内证，然一则证伪，一则证真。对象为一，方法趋同，结论截然相反，其间缘由值得反思。“吴梅论战”三个回合以后，由学术争辩滑向个人攻讦，最后证伪一方以沉默面对论争对手的情绪宣泄，论战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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