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只为城里人建别墅居住？政策表态，利归农民

上一次的“知青下乡”是在1955年，那个时候为了解决城里人就业和农村发展的问题，才开始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运动。时至今日，“乡贤下乡”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一把利器，国家在相关文件中表示，允许返乡下乡人员与农民共同开发自建房，完成创业。

此消息一出，很多城里人心里面都特别开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如今“回村养老”的风气已经形成，拥有一定资产积累的城里人，更希望在恬静的农村度过自己的老年生活。

其实，国家之所以会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在农村振兴当中，让有知识和资金的城里人，能够充当一次农村建设的排头兵。而这部分人的加入，最直接解决的问题就是闲置宅基地问题，因为据数据统计，全国闲置农房达到了7000多万套，如果能将这些闲置资产变现，那么农民和乡贤将会“两头”受益。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政策，具体都有哪些细节问题，是不是只为城里人建别墅居住。

其一，国家强调的是经营性，而非“异地宜居”。现在部分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程度很严重，很多农民的后代都表现出来了“逃离”农村的意愿，如此一来，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大量农民搬入城市，很多农村都会面临消失的危险。

因此，为了防止农村被“掏空”，宅基地和房屋资源被浪费，国家才采取了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这一政策，让农民和乡贤一起合作开发宅基地资源。毕竟，相比于“大拆大建”而言，宅基地留在农民手中，更能保障农民的利益。

而且，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国家强调的是将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屋进行经营性建设，靠经营产生实际利润。与此同时，国家在2019年5月6日，就已经明确表态，禁止城镇人口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所。由此可见，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通过盘活经营闲置农房和宅基地，在实现资源不浪费的情况下，实现利归农民，而不是方便城里人“异地宜居”。

其二，应重点重视“原农民”的利益，逐步放开政策限制。关于乡贤下乡这件事，首先应该重点重视的就是“原农民”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原农民”便是那些户口已迁进城市，但农村仍然保留宅基地和房屋的人。

为何要重点重视这部分群体的利益？首先，这部分“原农民”大多都有着“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情绪，他们更希望在自己老年时，能够回到曾经生活的农村。而且，他们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资源基础，在宅基地和农房的开发利用上，更容易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其次，据官方证实，2020年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进城落户的目标已经达成，如果城镇化继续按照这一速度推进，那么“空心村”的数量很可能会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增长，不利于乡村振兴。因此，通过“积分建房”等方式，逐步放开“原农民”的建房限制很有必要。

其三，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这一措施，应该限制其开放区域。因为在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因受到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农村地区，很少存在“空心化”以及闲置宅基地的问题，当地农民几乎不需要和乡贤共同翻盖自建房。但是，这些农村地区恰恰又是乡贤最中意的地方，他们会优先选择在这些农村地区投资，因为他们同时看中城市的便利，以及农村的恬静生活。

如此一来，供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现实冲突，所以说，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这一措施应该限制开放区域，将重点发展区域，集中在离城市较远的贫困农村地区。这样既可以盘活利用当地农村的闲置宅基地和房屋资源，又可以避免近郊农村地区被哄抢，远郊农村地区被冷落的不利情况，使这一政策充分发挥作用。

总体而言，促进乡贤下乡搞建设这一措施，确实对乡村振兴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民在参与时，一定要注重一些细节问题，否则利益很容易受损。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农民要知道，在与乡贤共同开发宅基地和农房时，国家已经明确规定，双方签署的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也就是说，农民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而将合同期限拉得太长，否则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其次，农民一定要在合同当中明确拆迁补偿的分配方式以及后期的房屋处理问题，因为现在城乡融合的进程速度非常快，难免会在合同期限之内遇到拆迁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在之前将拆迁补偿的分配方式体现在合同内。同理，当双方签订的合同到期后，房屋的处理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重点，所以农民要想防止自己吃亏，就得提前在合同中注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