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电视不叫电视，叫“小电影”。说起“小电影”，那还是父亲去城里换大米回来以后告诉我的。
听父亲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挖了几条河，引来了黄河水，盐碱地里种出了水稻，产出了大米，而且黄河水滋润出的大米，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煮出的米饭，香气四溢，吃起来香味沁鼻。甚至，一家煮饭，全村闻香。但是，父亲那一代，不吃好粮食儿，硬是把大米送进城里，换些玉米面回来，以至于让“换大米”成了一种特殊职业的象征。
一次，父亲从城里回来，激动的脸上，难掩菜色的神秘与惊奇，他告诉母亲、告诉我说：俺在人家家里看了一场“小电影”！看过几场露天电影的母亲，怎么也想象不出那电影是如何放映的。父亲说：那“小电影”比戏匣子大不了多少，里面的小人儿比手指头大不了多少。他连说带比划的介绍，母亲似乎懵懂地明白了一点儿，而我则把“小电影”与电灯联系在一起，拓宽出我想象的空间，以至于让我傻傻地凝望灯泡，想象了好几年。
“小电影”与电灯泡的揉合，是在1976年的初秋，那天下午，我正在野地里割猪草，村里的高音喇叭忽然沉重起来，而且沉重得天要塌下来一般，吓得我丢下镰刀，胆战心惊地跑回了家，一连几天，不敢出门。
这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悄悄地告诉母亲说：大队买来了“小电影”，安放在小学的一间大教室里，下午轮到咱队里去看了，你带孩子们去看看吧。母亲问：小电影能白天看？父亲咧了咧嘴，想笑，却把嘴角拉下，说：去看看就知道了。对了，带上孩子！
吃过午饭，我随母亲早早来到村东头的小学。一进校门，就见不大的操场上，已经排起好几列长队。与以往不同的是，无论男女，也无论老幼，没有一个说话的，一个个俯首低头，鸦雀无声，就连我们这群“活猴子”，也没有了往日的顽皮，怯怯地牵着大人的手，挤在队伍中。我随母亲进了那间教室，见墙上没有扯起的幕布，只要一只“大厢子”架在两张课桌上。“厢子”的一头，嵌着一个方形的玻璃屏，灰白色的小人儿，在玻璃屏上动来动去，也如“厢子”前端坐的人们一样悲伤。我不记得当时，如大人一样悲伤，只记得我在哭天喊地的缝隙中，一会儿瞅瞅“小电影”，一会儿瞅瞅梁头上的电灯泡，比较发现，“小电影”与看过的电影迥然不同，与电灯泡更是大庭相径，傻傻地迸出了“十万个为什么”。
过了几天，学校又开学了。开学的那天，来了四个背枪的民兵，拉来了一辆地排车。他们在地排车上铺上几床破被子，又小心地把“小电影”抬到车上，然后全副武装，把“小电影”护送到大队部。从那以后，除了争秋，除了夺麦，只要天不刮大风、天不小下小雨，大队部的门前，总能聚来大半村的男男女女。而公社放映队的“蹦蹦车”就没来过。那时，我家离大队部不远，就隔了两条胡同，可我却一次也没看过。这倒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我“自觉”。因为“小电影”拉到大队部的当天，村里的高音喇叭在放过几遍“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之后，吆喝了一条通知，大意是大队部的门前演“小电影”，欢迎贫下中农前来观看。我家不是贫下中农，属于不受欢迎的人，听到通知以后，我先把“大喇叭”骂了一通。还不解气，又骂了八辈子祖宗，至于谁的祖宗，我现在是记不清了。总之，我是骂祖宗，而且还是八辈子的。
八十年代初，村里出了个“万元户”，公社奖给他一台“小电影”。这台“小电影”，比村里的那台体积小，屏幕大，图像也清晰。开始那几天，他家俨然成了露天放演场，来看新鲜的人挤满了院子，甚至墙头上也坐满了人。幸好，他家没有对看“电影”的人不加限制，谁去看都行，我也就不自觉地蹭进他家，挤在墙角旮旯里看了几场黑白色的《霍元甲》。从那开始，我知道了“小电影”不叫“小电影”，而是叫电视，与电灯泡有关，似乎也无关。
不过，电灯也好，“小电影”也罢，都要用电。用电就得交钱。“万元户”说，这半年俺家半年交的电费，够买一只羊羔的。于是，再去他家看电视，每人要交一毛钱。他说：一毛钱也不是让你白交，俺还给你烧水喝哩。没几天，大队部的“小电影”，搬到了村支书家。至于是不是民兵帮着搬的，我就不知道了，所知道的是，书记的婆娘也给看电视的人烧水喝了……
(本文发表于《雪莲》2015年第二期)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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